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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道德哲学中“善的来源”问题续论
徐强晏欢欢
大连理工大学哲学系
本文转载自《荀子研究》第三辑
摘要“性恶论”是荀子明确表达出来的人性论的立场，在“性恶论”的预设下，善是如何产生的就是一个必须解释的问题，有学者试图通过否定荀子的性恶论来解决这一问题。实际上，荀子的性恶论主要指，人的情感欲望、生理欲求如果没有外在力量的约束，必然走向无节制，从而可以说是恶的。而且，荀子所理解的人性结构包括了性恶的情感欲望和中性的感官知觉、理性能力。基于这种人性结构，可以在“性恶”的预设下解释善的来源问题。本身是道德中性的理性能力在一种类似“大自然的狡计”的运作机制中可以产生善，使最初的圣人得以产生。同时，人性中的情感欲望中的某些要素，比如亲情、爱情、对认同的追求等在未走向过度的情形下，未必一定是恶的，它们同样有可能形成善的动力。因此，可以说荀子道德哲学中善的来源或产生的背后有一个“多重的动力机制”。
关键字性恶；善的来源；理性；情感
荀子的人性论在中国哲学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的性恶论思想也使他持续受到正统儒家学者的批判。在荀子的道德哲学中，“人之性恶”的判断在《性恶》篇中反复出现了8次，足以说明荀子对于人性的看法，但荀子之所以为儒家，在于他强调虽然人性是恶的，但是可以通过“化性起伪”引导人们向善，通过“化性起伪”的功夫成圣成贤。然而由于“人之性恶”是一个普遍性判断，那么在这种预设下，“化性起伪”是如何可能的？如果说在圣人出现之后，我们可以说“化性起伪”的教化工作由圣人来完成，然而由于“人性恶”，圣人作为人，同样也应该摆脱不了“恶”的本性，那么他如何能够进行“化性起伪”的教化工作呢？所以，荀子的道德哲学中有一个话题被不断提及：“性恶”的圣人最初是如何实现自我转化，实现由恶至善的转变并对大众进行“化性起伪”的教化工作的呢？在“性恶”的大前提下，善的来源或者说最初的圣人的出现，就是一个必须要解释说明的问题。
一“性恶论”与“善的来源”的内在紧张性恶论的问题在荀子道德哲学中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如果要理清荀子道德哲学中“善的来源”问题，对于他的性恶论的解释是基础而且必要的。在荀子的道德哲学中，“善的来源”之所以成为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根源在于“性恶论”的预设。“性恶”作为一个普遍性判断，使得善的产生缺乏根基，无法得到合理的说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许多学者的思路是否定荀子的“性恶论”立场，因为如果荀子的“性恶论”立场被否定，那么这个“善的来源”的难题也就被消解掉了。
否定荀子性恶论的方法和思路也有很多种。一种思路是主张“性恶论”其实并不是荀子真正意义上的人性主张，认为“性恶论”只是作为荀子提出政治礼法的工具而已，从而淡化性恶论在荀子哲学中的重要性，如易波认为荀子的性恶只是针对礼义之善的恶，而并非是本性恶，礼治才是整个荀子思想的核心，性恶只是一个基础，为礼治的必要性而服务，从而否定了荀子人性论的价值和地位。美国学者孟旦批评学者太过重视“人之性恶”一句，并认为在《性恶》篇之外，荀子的性并不恶，是中性的，是作为一种潜在的东西而出现的。东方朔也认为：人之性恶在荀子的思想系统中只是一种“必要的构想”，目的是为师法之化、礼义之道做论证。荀子性恶说之重点并不在于如何论证性恶，而在于论证如何达成“善伪（为）”，“我们不必深究性恶说在荀子那里是如何被论证的，它或许只是为了达成社会和人群‘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性恶》）的目的而所作出的必要的逻辑上的预设”。
另一种思路是主张荀子的人性论其实不是性恶论，而是“性朴论”，周炽成和兒玉六郎等学者持此种观点。周炽成直接否定《性恶》篇是荀子所著，所以在他看来，荀子的人性论是性朴论而非性恶论，从而消解了荀子思想中“善的起源”问题的探讨。不过，这种解决办法存在的问题是无视《荀子》中明确的“人之性恶”的断言，直接把《性恶》篇认为是非荀子所著，是一种比较讨巧的解决荀子道德哲学的困难的方式，但同时似乎也是过于草率的回避问题的方式。
还有一种解决的办法，是对荀子所说的“性”进行更为精致的诠释，把“性”区分为感性的认知能力、情感欲望、理性的判断抉择能力等等，认为“性恶”的判断不能概括荀子的人性思想。如梁涛认为，荀子人性论中性是恶的，但心是善的，光说性恶是对荀子人性论的误读，这两者共同构成了人性中的张力作用，性恶只是对人性做一个事实判断，而不是完整的人性论，就心而言，荀子之心表现为道德心，有着明确的价值追求以及一种向上的力量，并且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学习来克服性恶的一面。这种对荀子的“性”的解读有其道理，但是使得荀子对“性”的看法陷于自身不一致的状态中，也就是说荀子在做出人性恶的判断时，他仅仅是指的人性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如果荀子不否认道德心也是人性本有的，这会间接导向了性善，因为性是内在的，我们看不到，只能通过心及行为来把握，如果心是道德心，实际上是肯定了内在的道德之性，否则道德之心的内在根据无法解释。况且，这种解释本身缺乏充分的文本根据。
二人性的内容及“性恶论”的重新理解我们该如何理解荀子的人性论，如何来理解荀子对人性所做的“人性恶”的判断呢？要解决荀子道德哲学中“善的来源”难以解释的问题是否必然要通过否定荀子性恶论的方式来进行？在“性恶论”的预设下是否能够合理有效地解释“善的来源”问题呢？如果我们尊重《荀子·性恶》关于“人性恶”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善的起源问题，首先需要简要说明笔者对荀子“性恶论”的看法。
在《荀子》一书中，“性”字出现了次，其中在《正名》篇中提到：“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荀子·正名》）这是说，“性”是人天生就有的，自然而然的；性所表现出来的好恶喜乐叫做情，所以情是性自然表现出来的，也是人天生就具有的，再结合“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总的来说，性的含义集中在“生而有之”之上，对于这一点，学界的看法大致是统一的。具体而言，《荀子》中的“性”有如下方面的内涵：首先，在荀子看来，基本的生理欲望和生理需求是基础的性，如他说“
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荣辱》）其次，人的各种感官能力也是人生而具有的，“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荀子·天论》）也就是说，除了人的情感欲望之外，人的耳、目、口、鼻、形等感官所具有的感知外界事物的能力是天生的，是不事而自然的，也可是说人性的内容。这段话中还讲到“天君”，也就是指人心，可以说，荀子认为人的理性能力也是人性的内容之一，理性能力是人特有的一种能力，知礼的过程和欲望的满足都离不开这种基本的能力。理性能力也是人生而具有的，它表现为人心的征知作用，“心生而有知，知而有异”，“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荀子·解蔽》）心天生有知的能力，通过这种能力，做出判断，进而产生行为。以上三类大致是荀子哲学中“性”的内容，李景林曾说：“‘天情’、‘天官’、‘天君’，皆‘天之就’，出自自然，得于自然，当然都属于‘性’的内容。”这应该是对荀子人性内容的比较全面的概括。
基于这样对人性的理解，荀子为何做出“人性恶”的判断？这首先涉及到荀子对善、恶的理解，或者说荀子的善恶判断标准。对于何谓道德意义上的善恶，荀子做过明确的界定，他说：“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矣。”（《荀子·性恶》）也就是说，荀子认为“正理平治”就是道德意义上的善，而偏险悖乱则是道德意义上的恶。如果荀子所说的人性确实包括人的感性能力、情感欲望、理性能力的话，为何荀子会由此做出性恶的判断？通过《荀子·性恶》，我们倾向于认为荀子所讲的“性恶”实际上主要是针对人的好利、好色、嫉恶等这些情感、欲望方面来说的，他是在谈论人的这些自然的情感、欲望的语境中来做出性恶的判断。尽管荀子的性恶论主要是针对人天然的情感、欲望来说的，但并不意味着他认为人的情感、欲望等本身是恶的。一方面，如果说荀子的性恶是讲人性本身即基本的生理欲望是恶的话，那么这种恶是天给予且不可改变的，也就不存在“化性起伪”了，也不可能由恶转向善，不能从内在去找到一个善的来源和动机，而只能靠外在强制的严刑峻法去约束人们的行为。因为人性恶，性又是“天之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化性也就失去了内在基础。也就是说，荀子认为人性恶，并不是说人的情感欲望是恶的。另一方面，他确实认为人的这些本性，特别是情感欲望、生理本能如果只是被顺应，而没有一个外来的力量的限制和约束，那么自然、必然会走向过度，走向偏险悖乱。“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也就是说，就人的自然情感、欲望而言，它本身具有一种走向过度的自然倾向，如果没有一个外在的约束或控制力量的话，它天生会滑向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性是恶的。荀子反复表达了这个看法，如他讲：“人无师无法，则其心正其口腹也”（《荀子·荣辱》）、“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荀子·荣辱》）“故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云能则必为乱，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荀子·儒效》）等。特别是《儒效》所讲的，人的“知”（认知、理性）如果没有师法教化，则走向为盗、为贼、为乱，都符合我们所提出的这种“性恶”的理解。至于人性中所包含的其他内容，比如人的感官感觉能力、人的理性能力，我们认为这些能力本身是中性的，他们本身不涉及道德上的善恶，荀子也没有明确表明人天生具有道德理性或道德心。即使是荀子谈到人的判断能力，比如荀子说人有“义”、有“辨”：“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荀子·非相》），但这里的“义”、“辨”不一定非理解成道德的分辨能力，而更主要是中性的理性能力。此外，荀子又讲：“人之所恶何也？曰：污漫、争夺、贪利是也。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荀子·强国》）似乎是肯定人的道德心和道德判断能力，然而这里荀子并没有认为这些道德能力是天生的。在性恶的预设下，人之“好礼义”之性的形成恰恰是需要解释和阐明的，这也是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