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和同，草木繁动两位大师8个共同之点

“7.11”（年7月11日），文化天穹的“双子星”相继陨落了。先是季羡林先生，4小时后，任继愈先生也与世长辞。他俩人曾在千年之交，年在一起合影。十年后，你追我赶，竞相去了另一个世界。他们还都是山东人；在思想交融的问题上都有共同的见解；都很重视“究天人之际”；都对印度和中国宗教，有深入的研究；都格外看重师友之情，并有专著，如季老的《谈师友》，任老的《念旧企新》；都不忘在美学上留下自己的看法；都是那样虚怀若谷，平易近人；他们的哲学如诗，理论像散文，解读是审美，通俗流畅，生动活泼，没有一点“八股气”，树一代大家之风。我为悼念季先生，写了一篇《一位拥抱世界的智者仁人》；赠送一幅挽联:“以博大胸怀拥抱世界，用满腔热情呵护自然”。且是请著名书法家、我们山西人民出版社原社长宋富盛书写的。我同任继愈先生相识比季先生早，在出版和书信上均有过往来。他的哲学思想，对我影响很深。

哲学的哲学

不过，我读他的书比认识他本人早得多。20世纪60年代,我就读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全四册。这四册本的哲学史，本是作为大学哲学系的教科书而编写的，但却印着四个黑体字：“内部发行”。而在那个年代，越是“内部发行”，人们买的越积极，读的更起劲。这四本书又是“拖泥带水”出版的，第1卷为年7月第一版，第2卷年12月第一版，第3卷年10月第一版，第4卷年3月才出。不是执著的读者，不可能等着出，出了就去买。中间我搬家丢了两本，又去旧书摊补买上。他后来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四卷本），《中国佛教史》（四卷本）等，我都是见了就买，爱不释手。我曾打算写一本《哲学的哲学》，但已忘记此念头是从何而来？最近又把这套书取出来一看，书上多处用铅笔划了记号，就在第一卷第96—98页即“第一章封建社会确立时期的社会状况和百家争鸣”这一章的落尾部分，我作了眉批：“认识（哲学认识）的由低向高的发展”。“继承性—倒掉脏水，取出婴儿”。在本章末尾“中国先秦哲学史发展的道路，表明历史的发展和逻辑的发展是一致的”这句话后面，我批了四个大字：“哲学的哲学”。原来我的这一意念渊源于此。我从这部《中国哲学史》得到的启发是：哲学史即可作为哲学原理立论的根据，哲学就是沿着哲学（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三条或四条基本规律产生和发展的。这四条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与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哲学发展史即哲学的哲学。或者说哲学的哲学即关于哲学发展史的理论概括。可惜我中途被美学拉了差，至今未将《哲学的哲学》写出来。

天际来文

年10月，文革后也是我国解放30年来的一次盛会——中国哲学史讨论会，在我们山西太原迎泽宾馆召开。由于哲学总是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左”的思潮对哲学的冲击最为严重，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在这方面拨乱反正的任务最为艰巨。会议留下的虽系研讨的论文，但却具有超前和破冰的意义。所以我决定出版这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谷方同志送给我的论文集中，选入了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张岱年、张立文等人共29篇文章，但没有任继愈的文章。我随即给任老去信，请他为本书补撰一篇。但任老能否惠允，心中也无数，总以为被推辞的可能大。不料，我发出信不久，接到任老年3月3日写的一封信，是从天那边的美国寄来的，称：一月来信，由国内转到，《中国哲学思想》一书，希望我能写一篇文章，感谢你们的盛意。因为这里教学时间忙，恐怕写不了长篇的，三月内我将写一篇短一些的文章，寄给你们......不合用就不要用，云云。然而，只过了6、7天，即年3月10日，任老即将他写好的文章，由美国寄给了我，题为《论中国哲学史上普遍存在的思想交融问题》，并在信中又一次重申：“如合用即用，如不合用，就不必用，可退寄北京三里河南沙沟4—2—2号刘苏同志收即可。”这篇文章被放在这部30余万字的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一书的首篇。本书于年4月正式出版，印行余册。后来任老见到书时，一再表示把他的文章放在第一篇不太合适，应放在冯友兰、张岱年等先生文章后面。

其实，我们不是只从个人在学术界的地位考虑的，主要考虑的是文章的内容，所论述的问题。如冯友兰论的是《楚辞》，张岱年论的是孔子，而任老讲的是方法论，具有更普遍的指导性。

就当时意识形态背景来讲，此文也是对“左”的思潮的一个重炮反击。对当时哲学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任先生轻轻一点说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不足之处”，实则是一个“重大误区”：即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阵线思想斗争方面讲得比较多，对思想本身的发展，注意不够，对思想相近的流派或学说的交互影响方面大量的现象注意不够。大家思想上有顾虑，生怕这方面讲得多了，会背离阶级斗争这个“纲”，会挨棍子。应当看到：对立双方在斗争中各自都在吸取对方的有用的东西来充实自己。相近的思想互相有影响，相对立的思想也相互有影响，相临近学科领域也相互有影响，如哲学与宗教，本属不同领域，也相互有影响。然后，他顺着这条线把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到新中国建国30年哲学发展的历史梳理了一遍，作出了具有强大说服力的结论。

哲学的发展如同江河奔流

春秋战国时期哲学的繁荣，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是在旧制度解体、新制度形成的背景下展开的。各家在激烈的相互辩论中，也在相互吸取对方的思想，以充实自己。尤其在秦统一中国前后，百家之学逐步走向融合，吕不韦组织编写的《吕氏春秋》就是这种思想融合的典型之作。西汉初年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推崇道家之理由正是因为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传统哲学史称董仲舒是醇儒，实际他的儒术也不醇。他本人既是儒生，又是道士，其思想学说是儒家与道士、方士的混合物。东汉王允被称为古文经学派，实际上他除了继承孔、孟、荀的儒家传统，还有黄老的传统，乃儒道的合流。这时的汉儒已不同于春秋战国时的儒。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已非印度佛教的原貌。三国时汉地译经常常加入中国固有的某些观念，佛经的阐释逐渐中国化，也包括把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弄进佛经。唐代的三教合一，已像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只不过有人偏重儒佛合流，如柳宗元、刘禹锡、梁肃及僧人宗密等；有的偏重儒道合流，如傅奕以及许多信道教，服长生药的皇帝宪宗、武宗等；佛道合流现象也很普遍，天台宗的慧思则最典型。还有既信儒、佛又信道的，白居易就是这样。当时从朝廷到地方都在提倡三教，而以儒为主。思想上提倡，政治上也鼓励。到了宋代，三教融为一家，成为“理学”，也就是儒教。魏晋玄学以老庄为旗帜，事实上也不是先秦那会的老庄，有的甚至与老庄原旨相反。

有了深入研究就可以大胆下结论了。任老经过上述分析之后指出：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好像江河的奔泻，它不停止，不倒流，不断有支流融会聚合，既融会之后，即形成新的学派。它有旧的成分，但又不同于旧的。水流是上游细小、下游浩瀚，上游清浅，下游浑浊。哲学的发展也有类似的情况。古代思想比较单纯、朴素，后来变得复杂。认为古代哲学比现代更丰富，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同时指出，哲学史的研究，除了了解有关哲学，还要兼顾到与哲学有关的其他上层建筑，还要了解那些不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

又指出：“思想一经形成体系，并在社会上发生影响，它必然与其他思想发生交流、融合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既影响了自己，也影响别的学派。今后，如何正确对待这种交流和融合的关系，并如何善于分析这种交流和融合的关系，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即使从现在开始着手，没有十年八年的艰苦努力，是见不到明显的效果的。但是一旦见到效果，则必将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面貌大为改观，它将促进文学、艺术、宗教，以及许多有关部门的研究大步前进。”（《中国哲学史论》，山西人民出版社，年4月版第1-8页）

认识一位大师的好处，就是能够比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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