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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总共收集了儒者典籍53家、篇。在《汉书·艺文志》开列的儒家“书单”里，颇有一些是如今已然失传的。不幸中的万幸是，战国时代儒家学说的代表著作，也就是《汉书·艺文志》中的《孟子》与《孙卿子》（即《荀子》）都保留至今，人们因此得以一窥儒学在先秦晚期的发展情况。

位于山东济宁邹城市的孟庙

关于《孟子》的作者，历史上有不同说法。不过，无论哪种说法，《孟子》一书是孟轲思想的集中反映，这一点倒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孟子，姓孟，名轲，邹人。其出生距孔子去世大约已有百余年，因此孟子曾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他说自己没赶上当孔子的学生，只是跟孔门子弟中的若干人请教。《史记·孟荀列传》记载孟轲“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可备一说。虽说只是孔门的再传弟子，但孟子俨然以孔子的继承者自命，还自言“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对儒家学说而言，孟子的贡献包括：将孔子所讲的德政提升为王道仁政；将君王之所好尚远离“齐桓晋文”之类的霸道；将贤士臣子引导规谏以仁义。其中，“仁政”是孟子的思想核心，其基础就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谓“不忍人之心”，孟子自己的解释为“恻隐之心，仁义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既然常人之性与圣人之性是一样的，那么，就性而言，每个人都是尧舜，“人皆可以为尧舜”。不过，不同于墨子主张平等的“兼爱”，孟子主张从血缘感情出发，“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要求统治者推己及人，把这种血缘感情运用到政治上来。子思子作中庸处碑，位于孟庙。相传孟子师从孔子之孙子思，两人的思想合称“思孟学派”孟子的仁政内容广泛，其中贯穿着民本思想，这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他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一个流传千古的著名论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人民是国家的基础，民心的向背是“得天下”或“失天下”的关键问题。这是孟子制定“仁政”各项具体措施的指导思想。然而，尽管孟子自视极高，放言“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但他并不得志。学成以后，孟子曾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历游魏、齐、宋、滕、鲁等国，在齐威王和齐宣王时两度游齐，还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只是，当时各大诸侯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孟子生活在百家争鸣的时代，他站在儒家立场，对各家学说加以激烈抨击。在他去世以后，随着儒学的传播，孟子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高。《汉书·艺文志》将《孟子》置于《诸子略》之中，与子思、曾子等人著作地位相当。中唐之世，韩愈著《原道》，已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北宋时期，《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至顺元年（），孟子更被封为“亚圣公”，后称为“亚圣”，在儒家中的地位，仅次于“大成至圣先师”孔子。

荀卿之作

与孟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荀子的身后待遇却是每况愈下。司马迁在《史记》中尚将孟、荀二人合传，视二人为孔子以来之两大儒者，无分轩轾。可在唐代，韩愈已经宣称儒家“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根本不承认荀子是儒家正统。到了宋代，宋神宗下令孟子可以“配享”孔庙，荀子、扬雄及韩愈三人则从祀孔庙；孟子封“邹国公”，而荀子只封“兰陵伯”，其地位已远不如孟子。入明之后，荀子更是罢祀孔庙，难言尊崇了。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战国末期法家的两位代表人物（韩非与李斯）都曾师从荀子。其影响所及，连带荀子也被说成“从儒入法”了，这其实有失偏颇。荀子的其他学生，如浮丘伯（汉朝初年研究《诗经》的人中跟他学习的有很多）就同法家毫无关系。大概儒家各种经典传诸后世，就是荀子之功。譬如，《经典释文·叙录》记载，子夏授《诗》给曾申，曾申传魏人李克，李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即荀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是为《毛诗》；《汉书·楚元王传》载，荀子又传《诗》给浮丘伯，浮丘伯传申公，是为《鲁诗》；《韩诗外传》收录了荀子说《诗》材料44条，这说明《韩诗》与荀子也有密切的关系。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他的名气远远不及孟子，的确有些不公平。荀子的著作，在《汉书·艺文志》里写作“孙卿子三十三篇”。荀子姓荀名况，当时人尊敬他，唤做荀卿。汉朝人因避讳宣帝名“询”，才将“荀卿”改做“孙卿”。流传至今的《荀子》为32篇，与《汉书·艺文志》的记载稍有出入。这有可能是《汉书·艺文志》的一字之误。另外也有一种说法，《荀子》“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杀青”。当时书籍全靠手抄，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稷下学宫，绘画，现代荀子其人，出身赵国，在齐湣王、襄王时到过齐国，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当过祭酒。祭酒是学长的意思，古时宴会、祭神等活动，必须由一位年龄大的人首先举杯洒地，故而有此称谓。秦昭王时，荀子到过秦国，又在楚考烈王、春申君手下做过兰陵令（今山东临沂兰陵县）。从这些经历看，虽说荀子的生卒年代有些疑问，但可以断定是战国后期（公元前3世纪）人。从文体来看，《荀子》也很明显是战国晚期作品。他已经摆脱了早期诸子散文那种语录体或问答体，成为真正的问答体。早期诸子文献如《论语》《孟子》等各篇题目皆无实际含义，只取篇首二三字为题。譬如《论语》开篇《学而》，就取自“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句。相反，纵观《荀子》全书，只有《仲尼》《哀公》《尧问》《宥坐》4篇为无义之题（故一些学者以为它们是荀子后学所作），其他诸如《王制》《富国》《王霸》的篇目意思一目了然。但其中《儒效》《议兵》《强国》等篇皆称“孙卿子”，似出自弟子记录；附于书末的《大略》至《尧问》等6篇疑为弟子所记荀子语及杂录传记。《战国时楚兰陵令荀况》，出自《历代圣贤名人像册》，故宫南薰殿旧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在荀子生活的年代，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春秋时期的几十个国家，大部分都被吞并消灭。各个诸侯国到了生死存亡的攸关之际，更加追求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强大，以“仁政”治天下、实现天下大同的儒家思想学说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显得过于理想化，而荀子则对其进行了大胆革新。譬如，自孔、孟以来，儒家的“天人观”认为，一方面，天命不可违抗；另一方面，人又可以通过践行“仁”与“礼”来顺应天命，成为天意的代言者，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出“王道仁政”。但荀子对此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对天命的顺应已无法挽救既有现实局面，人才是导致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于是在此基础上提出“天人相分”的学说，走出孔子“知命畏天”的思想局限。荀子将天视作不蕴含人的意志与价值的自然之天，认为天雨天晴、日食月食，都是由于客观规律的作用而发生的自然现象，并没有什么天帝神灵在支配。因此，荀子将挽救社会、治理国家的重任归还于人本身，而人需要做的就是“明于天人之分”，按照人的需求去制定礼法制度，充分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荀子提出，“礼”还具备“分”的作用，即将天下之人按照君臣地位、长幼关系、贫富差距、职业类型等不同的身份特征进行分类。让人们能够按照自己的身份遵守“礼”，各安其分，各司其职，确保社会所产生的各类物质能够满足人们经过礼法节制的需求，构建清晰、稳定的社会秩序。

性之善恶

司马迁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中写道：“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通过这段话司马迁也表达了对儒家以礼义原则为核心思想的赞扬。不过，虽然同为战国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与孟子的思想也存在重要的分歧。这就是著名的“性善论”与“性恶论”之争。实际上，先秦的思想家们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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