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是中国悠久灿烂文化的一个活水源头。

《老子》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一个重要标志。

《老子》是中国人道术智慧和精神成就的主要代表。

《老子》是中国人的一个重要精神寄托和人生价值体验。

《老子》是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和认知自己，提升思维认知水平的一个智慧宝库。

《老子》是一部哲学性的诗集，箴言类的思想集萃。

在《老子》中，有一个关于信用的道术，这一道术思想主要体现于三章之中，分别是：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第17章）；

“轻诺必寡信”（第63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第81章）。

犹如恒道之信是“无信之信”或“至信无信”一样，《老子》“至信不信”的道术意旨是：

至信者，不期而必信，诚信则天下信服。

一、人之品性，有信或不信

对于人之品性来说，有“信不足”的发生，方有令人“不信”的存在。一个人不能诚信，或邀名为信，则必有“信不足”的问题，而导致令人难以相信或无法确信的结果。

（一）言行不一，言而无信。

人的言与行之间，非必然相符，或是言行合一，或是言行不一，而有诚信与不信之分。对无信行为的揭示，早在《诗经》的文献中便有论述：

“人之为言，苟亦无信”（《诗·唐风·采苓》）。

言或有无信，则要慎言其余，而不可胡言乱语。

“慎尔言也，谓尔不信。”（《诗·小雅·巷伯》）

言之易出，而行之为艰，故有不信之失。口锐者多诞而寡信，因不得验而失德。基于言行不一的存在，便要在识人用人上察言观行。

“夫取人之术也，观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发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观其言而揆其行。”（《说苑·尊贤》）

言者。或是直抒胸臆、真情表达，或是巧言善辩、说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言行合一，便是诚信，有信用、信誉。行不合言，言过其实，则信德不立。无有信之德，则难以成事。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老子》）

言一出而有行之的效验和证验，则是可信、诚信的品质。《老子》所言者无非道德之性、王道之术，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便是少有信从者、信行者。

在揭示“信不足”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上，道家认为世道衰败，则必有“忠信之薄”的问题出现：

“言行相悖，情貌相反，礼饰以烦，乐扰以淫”（《文子·上仁》）。

言说上，固有饰伪之者，或是从容拟议而撰之以言，行固不践，心固不存；更有甚者，是假义以雠利，假仁以雠忍，是非不生于心，吉凶固为不应，言不由衷，大言不惭。

“信不足”，则必会有不信之行为的发生。言行相悖，表里不一，言而无信，则无有信实之德。

（二）言不必信，言以载道。

信之德，本于言行合一，然言和行又有正与不正、善与不善之分。信的本质在于实，其最高价值在于道理之诚信。

“言有宗，事有君。”（《老子》）

言而无宗，则蔓衍无统于道；事而无君，则支离日纷而不能同于道。人生之作为，虽或信于果，有始有终，然非必信于道，诚信而德真。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上》）

在价值的层阶上，行“义”的价值大于言之有信，故云“言不必信”。人只于言行上照管，虽必信必果，然不知义为言行之本，则非为至善之信。

在儒家的思想中，仁义礼智信为五德，信以仁义为本，无仁义则信不为善。信作为中性之德，若不为仁义所制，则或为盗者所利用。

“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庄子·胠箧》）。

信任之薄，则有符玺之信。符玺之信，若脱离于仁义之信，则或有不善。

“君子之道，智信难。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于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于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权书·子贡》）

智和信之德，皆可或为权谋之用，而有不正之用，故必慎之以从于道。言不必信，则言以载道当为至上价值。道义为本，而智以明道，信以成道。

（三）邀于信名，沽名钓誉。

信之为德，是人生追求的一个人生价值，也是有利、有益的人格品质。求信之名，假装诚信，则信必巧伪，而为沽名钓誉之为。信之所得，虽是自觉行为，然有真诚和凿伪之分。

至德之世，“当而不知以为信”（《庄子·天地》）。“当而不知以为信”，是不知有以为信。知以为信，则或求信之用利，而为凿伪之流弊。

与此不同，《老子》言信之品德的意义是：不求有信之虚名、名伪，而非是去信之为德的实在德行。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否知以为信，而在于知信而信行无伪。

在揭示求信之名的凿伪上，言之所以不信，在于“利口”。

“恶利口，恐其乱信”（《孟子·尽心下》）。

“利口”者，“巧言”以辩说自显，是有以营为的凿智行为。“利口”之言，又是“尚口”之言。

“‘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易·困卦·彖》）

“尚口”者，为“美言不信”之谓。言而不实，言之无物，故必落实穷迫之境。诚信修为于身，而验证于人们对自己的信任和信服。

“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荀子·荣辱》）

儒者以己诚信之修而取信于人，取信于人则人也信己。反之，若是求信于人，则不求诸己之诚信，则必为信伪。河上公在注解中认为，君信不足于下，下则应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上下的“信不足”，主要根由在于为上者的不能正诸己。

统治者的诚信不足，以信有利而邀名，而无有其实，则自然得不到人民的信任。

“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诚在令外也。圣人在上，民迁而化，情以先之也；动于上，不应于下者，情与令殊也。”（《淮南子·缪称训》）

在上位者诚信修诸身，忠信形于内，则感动应于外，民必信之而迁化。“信在言前”和“诚在令外”，揭示了信言有本，诚信则无伪，诚信则令人心悦诚服。

（四）轻诺寡信，。

失信于人的另一个表现形式，便是随意许诺，而无法落实、践诺。

“轻诺必寡信。”（《老子》）

言之易，而行之艰。轻诺之人，不知践诺之难，而随易承诺，故必寡信于诺。慎诺之言，因慎重考虑后果和可能，故出诺必谨。

“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庄子·外物》）。

信于己，取信于人，方能求他人忠信于己。欲臣下忠于上，而其或轻诺、唯诺于上，而不能践诺，故未必可信。说一千道一万，不若踏踏实实做一件。

“必诺之言，不足信也。”（《管子·形势》）

一个人不论做什么，若是光表决心而不实干，或不计后果和可能而一概承诺，则必是不足以令人信任，言行合一。似是而非者，轻诺似烈，而寡于信。“必诺之言”者，因信不足，故不足信。

“圣人之诺已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义则诺，不义则已；可则诺，不可则已。故其诺未尝不信也。”（《管子·形势解》）

言诺合于理义而，又虑其可否，方能未尝不信。“言而必诺”之行为，则或是惟诺而非惟义。“义则诺”者，则所诺为正，合乎道义；“可则诺”，则诺可履，实在可行。若是不义亦诺，不可亦诺，随意许诺，则诺未必信。

在揭示寡信之行为上，“扬言者寡信”（《大戴礼记·文王官人》），以及“口慧之人无必信”（《淮南子·缪称训》）等，也是“轻诺寡信”之意旨。必信之为，既在信义，又在信实。

二、至信不信，诚信不必期

至信之人，非以邀可信之名，而是道德信有诸己而自然征信于外。信于外则见信于人，或证信于外在事情和业绩，而人们亦信之不疑。至信的不信，是不期必和无凿伪的价值意旨。

（一）信而不期，不言而信。

信之为德，又是恒一之品行。一个诚信之人，必然令人相信而行为有信用、信誉，说话算话，言行合一，不必期望之而自然有信验。信若有期，则信不足。

“信矣而不期”（《庄子·刻意》）。

人们之所以期其有信，乃因为或有不信。不期而言于信，则释天下之疑；不期而行于敬，则消天下之侮。信者必诚信于心，然后信验于外。忠信笃敬，则人无所容其疑。

言之信易，而笃行之信难。言说上求信之忠，而若无心诚之本，则虽有欲尽诺己之意，然或无有可尽之诚信，不能信始信终。天不言而信，圣人言而必信。道德信有诸己而诚，诚故信。

圣贤或君子之修为，是修己以应世，不于行为上求可信之行，而于己心上求于诚信的必为行。

“能为可信，而不能使人必信己……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荀子·非十二子》）。

“能为可信”，是修为信有诸己的品德之信；“使人必信己”是求诸人的令人信任自己。“耻不信”的修为，是责己之不信；“不耻不见信”，是非以见信于人而忧。

君子之诚信，是信行于道德：

“不诱於誉，不恐於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

诚信上的“率道而行”，是信然端正，信必于不诱、不恐和不倾。要有“端然正己”的信义之行，则必由“率道而行”的诚信于心。在明代儒家学者刘宗周看来：

“此道身有之，则不言而信，以归于慥慥之地，所谓躬行君子也，故云‘默识’。”（《论语学案》）

身有此道，则道德信有诸己，无非信从道之行，故必“不言而信”。之所以能够“不言而信”，乃缘于信在言前，心诚信自然言必有信。信诸心，则必见诸外，而征信于人。“默识”者，是信诸心信诸行，而非是只为求信之名伪。

（二）至信辟金，诚信如神。

在揭示诚信之至的价值意旨上，又有“至信辟金”（《庄子·庚桑楚》）的价值论说。这一论说，既是道德之性，又是道术之用。前者是诚信的恒信，后者是以诚信而取信于人。

“至信”者，期则必，无有不信，则不必以金玉为信证、信契。借助信符、信物而证明己信，则内涵着或有不信之时。辟金之信，实为诚信；因其必信于人而见为恒信，故又为至信。

对于国家统治者和社会管理者来说，自身的言行有信，是必备的品德和素养。

“凡为天下之要，义为本而信次之”（《荀子·彊国》）。

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礼义，是道德价值取向；忠信，是仁政良政之信行。民无信不立，政不信则不治。

“人主出言，顺于理，合于民情，则民受其辞。民受其辞则名声章。故曰：‘受辞者名之运也。’”（《管子·形势解》）

人主取信于民，必出言顺理，合于民情，而用信于民。民信其辞，则从其言，拥戴之而乐推不厌，名声自能彰。诚信于心，信于政治和事业，则必有功名成就之效验。

“唯天下至圣，……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中庸》）

“唯天下至圣”者，本于唯天下至诚的无不信。有诚信之德，立天下之大本，方能“经纶天下之大经”，而信如“天地之化育”。圣人有“至信辟金”之德，方能“言而民莫不信”。

在信之德的修为上，信无期必，则不贰其信，恒自其信，信有诸身则自然恒信于外；信无凿伪，则无刻意地沽名钓誉，非只求欺人于信，而是保持诚信有诸身。

三、至信有大用，功德彰著

《老子》“至信不信”道术的核心价值意旨，在于成其信用之大。无信之功用、利用，则无以为道术。有信之用，方有功成之信实。这里，“不信”为工夫路径，“至信”之大用方为目标效验。

（一）上信则下从，天下信从。

在《论语》中，对君子之信的德用给予了明确的揭示。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子张》）

先信诸己，而后可劳其民。此是诚信之德上修身为本的价值意旨，上行信而下效信。“厉己”者，责诸身，反求诸己，修可信之德于内心。

在揭示上行信而下效信的价值意旨上，或有言：

“信则民任焉”（《尧曰》）。

上诚信，则下信服。民信服，则无不可任，而达致信治。

“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

上立威信，值得信赖，则下给以信任、信服。

“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中庸》）

在上位者，为善必信行而显著于外，令人可以明见。无以作民孚，则非信于民。在下位者，为善不能尊崇而形之于身，则不能取信于人。上者立信而民从之，则政顺令达。

信用的价值效验，既可是独善其身之德信，又可是兼善天下的王道之信。“国君之信”的效验是：

“民爱之，邻国亲之，天下信之”（《管子·中匡》）。

“民爱之”，是信服于德政善治；“邻国亲之”，是信其仁政外交；“天下信之”，是信其道义和信誉。

信于天下，则天下信之。信于天下，是人主的德政之本。能行信于天下，是达致目标的修为工夫。犹如天地信而岁功成，日月信而历象明一样，人君信则号令行，官吏信则邦家荣，人格信则感化人。

（二）政信则功著，声名远播。

信之用，始于为身，中于为国，成于为天下。“道千乘之国”，必要“敬事而信”（《论语·学而》）。信之为德，是为政必不可缺的一本之用。对于人生来说，也是如此。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做人，以诚信为先。治国，以民信为要。

“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管子·枢言》）

在治国为政上，诚信为贵。诚信于政治，方有天下归往之效验，而达致天下太平。政之所期求者，莫过于令行禁止的信必。

“令则行，禁则止，宪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体之从心”（《管子·立政》）。

这里，政治所期求者，是令行禁止的信然。“期”于政令的必然，乃是以恒于信达信遂为效验、信验。身之百体从心，是信确的最好说明。

“信名，则群臣守职，善恶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则不失天时，百姓不踰；信义，则近亲劝勉，而远者归之矣。”（《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信之用至大，为国者不可不用其利。“信名”，则唯恐名不称实。守职，则有尽职之信；“善恶不踰”，则有笃行之信；“百事不怠”，则有敬事之信。

“信事”，则唯恐事不达遂。“不失天时”，则信于时功；“百姓不踰”，则信于事功。“信义”，则唯恐义不彰著。“远者归之”，天下信从，则德功就。在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看来：

“古之帝王，昭德威以柔天下，亦既灼见民情之所自戢，而纳之于信顺已。（《读通鉴论》）

上信顺则不令而民从，民信顺则国治、天下平。儒家思想突出君子、民信的人伦之信，而《老子》突出的是王者诚信、德信。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德信者，在信用人上一视同仁，无有不信，信德周普。信于人者，必要先自信。己不可信，则人必不信。至信者恒信于外，则人也恒信其于内。“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中庸》），必是功德信验的博大和范围宽广。

（三）诚信则为王，天下信服。

信于政者，则必信于民，而为人所拥戴。在政治上诚信，则得道多助，而天下顺治之。

“人之所助者，信也。”（《易·系辞上》）

信义必于人，则人必助之。人之所助，在于令人心悦诚服之德。对此，《孟子》多有论说。

“《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梁惠王下》）

信行德政，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公孙丑上》），如此则“无敌于天下”。王者之所以为王，乃缘于“天下信之”。“天下信之”有道，在于德政信行于己，而天下乐以归往。

在《荀子》看来，“天下信之”，在于“义信乎人”。

“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此若义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则天下应之如讙。”（《儒效》）

上信于义，则下信其德。有无道得天下则不得之诚信，岂可不信服于天下。王道之信，在于信于义，而非信于利。

“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王霸》）

王道之信，信于道义；霸者之信，信于功利。王、霸之辨，只在德信之诚伪而已。

“身仁行义，服忠用信则王。”（《管子·幼官图》）

“服忠用信”，在于诚信于“身仁行义”的修身为本。内圣，故能外王。在早期诸子学说中，以信义成为王，已是共识。诚信如神的效用，便体现在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上。

中华文明五千年，历经沧桑而绵延不绝，已充分证明中华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和迎接各种挑战的开拓能力。这一文化内涵，既本自“学·思·观”的探求真理而来，又呈现着“学·思·观”的理性自觉和开放思维。让我们齐心协力地一道投入“文化自信”的时代洪流之中，为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冷静的思考，清醒的应对，果敢的斗争，无愧的付出。坚信“文化自信”，践行“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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