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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孟子》散文既不同于早期《论语》的温文尔雅、《老子》的古朴深蕴，也不同于晚期《荀子》的广博浑厚、《韩非子》的严峻峭拔，还不同于同一时期《庄子》的汪洋恣肆，而是笔锋犀利、气势充沛、纵横摔阖，可谓开我国豪放派文学的先河。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杰出代表。他性格刚毅，百折不挠，游说诸侯，放言无惮，但其政见始终不被统治者采用。立德、立功不成，他晚年与弟子万章等人一道立言，将半生游说经历写成《孟子》。此书集中阐释了孟子关于政治、道德、伦理等诸多方面的思想主张和见解。孟子受战国时期纵横排阖之势影响，加上自己丰富的阅历和广博的学识，形成了奔放雄健、能言善辩的风格。而在复杂的论辩中，他始终把握自己的正确观点，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充分阐明自己的主张，驳斥对方的错误观点，理充辞沛，说服力强。孟子为文，善于铺排，务求详尽畅达，或引经据典，或以现实生活中的事件为例，既含蕴深远又活泼有趣。无论什么事，孟子都敢议，无论什么人，孟子都敢言，这就形成了《孟子》一书纵横排圆、波澜壮阔、气势充沛、豪迈奔放的特点。

虽然同为儒家大师，但孟子并不像孔子那样谦恭温和，他往往直言不讳，放言无忌，笔锋犀利，风格刚健。比如有一次他去见梁惠王，见面后，梁惠王开口就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将给我国带来什么利益呢？”孟子是重义轻利的，对熙熙攘攘为利奔忙的芸芸众生，他不屑一顾，而对义他则终生相求，关键时刻甚至会舍生取义。他周游列国，自然是推行仁义，宣传礼义。而梁惠王却开口就谈“利”，这显然与孟子的思想格格不人，因而梁惠王话音未落，孟子就毫不客气地劈头把对方的话顶了回去：“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他看重的是仁义王道，讲究的是辞情畅达，认为不管是国君下臣，大人小人，如果不尊重别人的思想与人格，不注意养善修德，君主也一样会身败名裂。孟子毫不隐讳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后，接着详细分析言利之弊和讲仁义之善：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截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截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上行下效，作为国君的为国家求利，那么作为大夫的必然为家庭求利，作为士的必然为自己求利了。君臣上下都为私利奔忙，必然是越来越不满足于私利；追求更大私利的结果，必然是就父就君事情的不断发生。要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只有去利行义，仁义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孟子既直接批评了梁惠王重利轻义，更宣传了自己的思想主张，如江河奔流，一泻而下，语气坚决，不容反驳，气势贯通。

在《万章上》“百里奚自赛于秦”章中，万章问：“有人说：‘百里奚把自己卖给秦国养牲畜的人，得到五张羊皮，替人家饲养牛，以此来求秦穆公。’这是真的吗？”孟子回答：“不是这样。百里奚是虞国人，晋人用美玉和良马向虞国借路，攻打虢国。百里奚知道虞公是无法劝谏的，因而离开虞国，搬到秦国，那时他已经七十岁了。”接着连用五个“乎”字：“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为汗也，可谓智乎？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时举于秦，知穆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相秦而显其君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不贤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这段话抑扬反复，忽扬忽收，婉转钩贯，恰似百泉悬水，波涛汹涌，使观者悚然。

孟子才华横溢，性格豪迈，所作文章，大多纵横驰骋，奇伟瑰丽，开合变化，极其自然。如《梁惠王上》“齐桓晋文之事”章，齐宣王开口就让孟子给他讲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故事，孟子以“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轻轻地把霸道这个话题避开，接着就抓住“以羊易牛”事件，说明宣王有行仁政的基础——善心，这样语调一转，使宣王心花怒放；再一转，指出宣王只是“以小易大”，离王道还有很大的距离，做得还不够。继而又以“君子远庖厨”的道理为其解脱，又是一转。这段话使宜王心悦诚服，视孟子为心腹，虚心地向他请教。

在论辩中，孟子纵横开阖，往往置对手于理屈辞穷之境。

在《尽心下》“孟子之滕”章写孟子住在滕国的上宫里，有一只没有织成的草鞋在窗台上不见了，旅馆中的一个人就问孟子：“是不是您的学生把它藏起来了？”谁料，孟子却说：“你以为他们是为偷草鞋而来的吗？”这样劈头一棍，弄得旅馆中人非常尴尬，无话可答。可是孟子又随手为其解围：“夫予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表明只要学生们怀着学习的心来，便都接受了，难免良莠不齐。孟子为文就是这样，起伏跌宕，舒卷自然，纵横摔阖，全不费力。

孟子开创的豪放派文风，影响了后代的许多作家，如唐代的韩愈，宋朝的苏轼、苏辙，都在中国文坛上独具魅力。

我是“大九说历史”，执笔走天涯，与大家一起分享、了解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