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中国哲学史》年第1期

先秦诸子论名，旨在匡正名实相怨的时弊，公孙龙也不例外。但是其以实正名的学说宗旨，却并不为同时代诸子赞同，以致荀况斥之为“惑于用名以乱实者也”。究其原因，乃公孙龙所论之名，与此时代之一般理解旨趣殊异。概言之，公孙龙看到了“名”的两种用法。即名既可命物（个体物），是为“物名”，亦可命实（个体物的性质），是为“实名”。公孙龙特别强调的是为当时人所忽略的后者的意义，其价值与其说是逻辑的，还不如说是形而上学的，不管是与公孙龙的同时代诸子相比，还是从其后的中国哲学发展的思维取向来看，这一发现和阐述都是独特且别具价值的。

公孙龙物实名

先秦诸子论“名”，旨在匡正名实相怨的时弊，因而以“实”为“名”之载体，及“正名”的参照与准则。公孙龙亦不例外，《名实论》云：“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即主张以实正名。但纵观先秦学术，公孙龙名学却并不为诸子认可，前有《庄子》批评，后有荀况指责。在名实问题上，尤以后者为甚。《荀子?正名》云：“非而谒，楹有牛，马非马也。此惑于用名以乱实者也。”王先谦注：“非而谒，楹有牛，未详所出。马非马，是公孙龙白马之说也。”[1]故荀况“此惑于用名以乱实者也”的指责，即针对公孙龙而发。但《名实论》分明强调“以实正名”，到头来却被荀况指责为“以名乱实”，原因何在？同样可看到，自荀况后对公孙龙评价如“专决于名”[]或“以名正实”[3]者，在肯定其学说重“名”轻“实”这一点上，也与荀况相关。因此以荀况为参照，检讨公孙龙何以备受非议，进而反观其学说价值，就不失为解读公孙龙名学的一种进路。

然而，上述检讨之所以可能，则有赖对公孙龙学说要旨的梳理。学界基本公认，《名实论》是公孙龙正名学说的核心与枢纽，《白马论》为其最直接的逻辑演绎，故本文的讨论将围绕这两篇文献展开[4]。根据《名实论》“以实正名”的正名原则，要梳理公孙龙名学要旨，就应由“实”概念出发。传统对“实”概念的解说有：㈠以“实”类似公孙龙所谓“物”，即客观存在物。如冯友兰即以“物”为“具体的个体”[5]，而“名所以谓实，实亦为个体”[6]，则“物”、“实”类似可知；㈡以“实”类似公孙龙所谓“指”[7]，即人头脑中“物”的观念形态或意义。杜国庠说：“由于公孙龙所谓的‘实’，是由他的所谓‘指’而来的，而‘指’是观念的东西，因而他所谓的‘实’，也不能不是观念的。”[8]郭沫若说：“指……相当于现今所说的观念，或者共相……‘指’即是‘实’。”[9]劳思光说，“所谓‘指’，即表‘意义’”[10]，“‘实’指每一物所以为此物的属性或意义”[11]。据㈠、㈡诸说可知，无论以“实”为“物”，或以“实”为“指”，其实质是将“物”概念的两种含义——即“客观现实义”与“主观观念义”——加诸“实”概念，因而始终是在“物”概念的范畴内定义“实”。这固有其合理性，但以“物”解“实”却也极易忽略“实”概念独有的内涵，此为传统解读的局限所在。

近年来，有学者一方面继承以“物”解“实”的传统思路，另一方面也注意到“物”、“实”之别：张长明、曾祥云说：“公孙龙所说的‘物’，是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万事万物的总称……用‘物’这个名来指称而又没有超出其指称范围的，就是‘实’。”[1]王左立更明确的指出：“实一方面是物，另一方面是名的称谓对象。而物就是自在的物，是不待人去称谓它而为物的。当物成为名的称谓对象时，它才成为实……实一定是与名相对的，而物却不必。”[13]这是把“物”当作经验世界的一切物，而把“实”当作“名”所指称的对象化的物，因此“物”、“实”之别就表现在“它们与名的关系不同”[14]。

把“实”说成“名”所指称的对象化的“物”，的确指出了“物”、“实”之别的一层重要意义，但仍未涉及《名实论》中“物”、“实”两概念之内涵在形上学层面的区隔（指后文中“个体”与“性质”的区分）。我们认为，这种“形上学区隔”对揭示公孙龙论“实”之独特内涵尤为重要，而唯有对“实”概念有所辨析，才能进一步勾勒其名学思想的轮廓。

《名实论》开篇“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句，分别界说“物”、“实”两概念。前句“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此“物”字即指“个体物”。冯友兰说：“由此观之，则物为占空间时间中之位置者，即现在哲学中所谓具体的个体也，如此马，彼马，此白物，彼白物，是也。”[15]劳思光解“指物”时亦指出：“所谓‘物’。则指具体对象，即表个别事物。”[16]后句“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关键在怎样理解“物其所物”。我们以为，“物其所物”是指一事物之所以为一事物的根据，即“是其所是”。故本句是说，事物是其所是而无所过差的存在状况，就叫做“实”。如以《白马论》[17]为例，“白马”[18]的“物其所物”（“实”）就是“色+形[19]”两种性质。

通过比较可知，《名实论》开篇对“物”、“实”两概念的界说，实际是对事物存在意义的两种旨趣殊异的表达。就前者而言，“天地与其所产焉”乃一切物类之最大集合。在此集合中，事物的意义并不表现于它自身，而是表现于它所处的统类。譬如一白马之意义，即表现为它是马类之组成分子。但就后者来说，“物以物其所物”却无关事物的统类集合，而是从事物自身寻找其存在的意义根源。如《白马论》，“白马”的意义正表现于它自身（色、形），而非其所处之马类。因此概言之，《名实论》开篇对“物”的界说，偏重于事物所处的统类集合；对“实”的界说，则偏重于事物自身可经验的性质。因此从“物”到“实”的过渡，犹如以放大镜视物，将其从统类之分子不断放大，以展现其自身世界之丰富内容。这个过程，也可说是对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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