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影响极大，史料极少，有限史料中孕含着无限的文化信息。史家的态度，诸子的褒贬，使得枯竭史料中的墨子形象渐为丰满。墨之源流，近本于工，远溯于巫。古代国家大事，惟祀与戎。儒以祀为职，墨以戎为业，并为显学。墨家“以戎为业”，正是以“工”为其显著标识的。其言行思想表现出典型的技术思维与军事色彩。墨子是由“技”而“道”的集大成者，是官方认可的工师，亦是墨家内部尊崇的“巨子”。

作者

郭万金，山西大学国学院教授；艾冬景，山西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

《文史哲》年第6期，第-页。

一、《史记》的态度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末尾寥寥二十四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便是墨子在正史中的全部记载。太史公如此惜墨如金，在墨学沉寂的漫长年代，并不会有太多异议，待到墨学大兴的时期，便会惹出不少为墨子打抱不平的人物，如孙诒让、方授楚、易白沙、伍非百、陈柱等。其实，《史记》中“孟子传”仅字、“荀子传”字。此外，像“淳于髡传”字，“驺衍传”字。可见，传记字数的多寡与传主的重要程度并没有必然的比例关系。

《史记》除本传外，涉及墨子及墨家的记载有13处，绝大多数都以“儒墨”并举的模式出现。半数来自他人言论的转引，余者则系史迁之语。此外皆是太史公的议论之语。司马迁尊儒宗道，对于墨家亦颇为敬重，其父《论六家要旨》墨家存字，儒家仅存63字，并充分认可了墨家“虽百家弗能废”的地位。反复称引的儒墨对举虽非史迁自语，却也透露出其对墨子的“称贤”态度。《孟荀列传》中的“猎儒墨之遗文”不仅明白无疑地表明了太史公的承继弘扬之志，更透露出司马迁的谨严审慎的记述态度。

对于战国诸子的言论，司马迁虽不排斥，却采用谨慎，《墨子》自然也在其中。子书中作为论据的故事材料显然并不以真实可信的事实陈述为目的，问难比物，寓言传闻，杂糅并出，本末不详，时序错乱，真伪难明。于此，司马迁有着极为清晰的认识，这些思想史的材料并不能等同于历史的真实描述，遂于“颇采”的基本判断下，对于诸子言论中各种行事，审慎入传。二十四字的记载固然“枯槁”，但孟荀之传多以其入仕游历而论，亦无太多细节。西汉时，墨学式微，史料湮灭、匮乏，司马迁很是下了一番“猎遗文”的工夫，但文献真伪杂糅，或有抵牾，详事校核，却无法梳理出清晰完备的生平谱系，慎而立传，仅得寥寥，实非其疏，恰是司马迁对于墨子的特殊敬意。

二、先秦史料中的墨子角色

因记载之主观目的、缺乏客观佐证等缘故，诸子的论说虽未能成为推演生平、纪事入传的十足证据，却也不可一笔抹煞。诸子之学，重其义而轻其事，口耳相授，自是不争的先秦史料。于墨子（家）而论，这些年代更为接近的思想史料是墨子（家）信仰习俗、社会思潮、常识观念等最为清晰逼真的呈现。其中不仅有学派本身的自我标榜，更有来自他人的讥刺批评，正史中的“枯槁”形象亦在毁誉宠辱中生意顿起，日渐饱满。

《墨子》中最为饱满的形象来自于“止楚攻宋”精彩叙述。然而，最为重要的叙事要素时间、地点、人物却有些缺失、混乱。值得注意的是，由连夜赶路而延伸的足部特写，除却踵事增华的文学意义之外，更使墨子的“非攻”形象饱满完备。《吕氏春秋》涉及墨家的记述有22则，论及墨者的有6则，其余12则中，墨子皆以思想者的形象出现，且每每与孔子共同出现。虽未明言“显学”，但墨子之声望地位亦可见一斑。且《吕氏春秋》议论之始常以墨子之言论为导引，亦可证明墨子之学在当时的影响力。《晏子春秋》中墨子凡两出，皆以权威口吻对晏子表达认可，称其“知道”，立足点仍在“非攻”、“节用”两端。《韩非子》将儒、墨两家定位为“世之显学”，弟子众多，声望显赫。与之相似，在《庄子》中，尽管未曾明确给予墨家“显学”的定位，但频繁的“儒墨”并称，已足以说明二者于晚周学术中的独特地位。

《荀子》中，墨家成为荀子重点批判的对象。格外严厉的批评态度固然来自于针锋相对的立场分歧，却也透露出荀子对于墨家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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