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荀子》32篇，除文艺性作品《赋》、《成相》之外，绝大多数议论性的篇章都有较固定的写法，即：以简洁的论题统摄议论范围(如《劝学》即标明论教育、学习，《修身》为专论伦理、修养，《非相》乃批判相术)，每篇论点集中、鲜明，一般开头即提出论点；论证时常采用两大手法，一是类比推理，一是排列史证，常用正反对照方式；论证之后，大多引经据典以增加说服力，多数摘引《诗经》之句，少数引述《尚书》之语——据统计《荀子》全书引证《诗经》诗句81处，引证《尚书》语句有15处。
这一写作模式，可简括如下：
论点——论证（组织类比、排列史证）一一引经据典（多数引《诗》，少数引《书》）
例如《劝学》，开篇即提出论点:“学不可以已。”随后用类比推理的方式来论证:“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接下来引用《诗经·小雅·小明》的几句诗:“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
再如《解蔽》开头亦提出论点:“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而后论述“人君之蔽”时，以史为证，例举了反面人君夏桀、殷纣，正面人君成汤、文王，进而引《诗经》:“凤凰秋秋，其翼若干，其声若箫。有凤有凰，乐帝之心。”(是诗已佚)
此外，《不苟》《非相》《儒效》等长篇大论，都不同程度地呈现这一写作模式，不烦一一例举。细心阅读《荀子》，不难证实其写作方法存在着程式化的现象。
二
《荀子》的写作模式是如何产生的呢？在先秦诸子散文中为何只有《荀子》有此特色？
关于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历程，游国恩诸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分之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论语》和《墨子》，前者为纯语录体，后者则语录体中杂有质朴的议论文；第二阶段是《孟子》和《庄子》，由语录体向对话体，由对话体向专题性论文过渡；第三阶段是《荀子》和《韩非子》，已发展为较标准的议论文。从时代进展的角度看，随着人类思维能力的逐步提高，散文写作也将由粗疏向缜密进化，日渐摆脱无序性而向有序性挺进。因此，程式化、模式化的学术论著诞生于战国末期的《荀子》，这乃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必然规律。但是，这种客观规律的进化作用只是外因，要看《荀子》模式的由来，还必须分析内因，即看荀子本人的素质、条件。
考荀子的一生，基本上是从事教学和著述：他出生于赵国，早年游学齐国稷下学宫，中年大部分时间在稷下学宫任教并“三为祭酒”，到过秦国，居留过赵国，晚年静居楚国兰陵，摒绝世务，总括百家学术，潜心著书立说。荀子是一位学者，未曾直接去参与政治，这与吕不韦、李斯大不相同，与汲汲于时事政治、急功近利的韩非也不一样。正是在笃实的讲道论学生涯中，荀子才得以博览群书(因而长于用史证、引经典)，平静、从容地思索论题，从而形成了一种“学者化”的写作模式。在先秦诸子散文中，论说理之周密、史证之丰富，唯有韩非堪与荀子相比。韩非曾学于荀子，受荀子治学方法影响，但生活经历却与荀子不同，他的参政意识极强，作品几乎都是在逆境中匆忙愤笔疾书的“时事评论”，气势虽盛，但学术气味却淡于《荀子)。所以，韩非的文章，仍部分地滞留着纵横家谈辩的习气，多运用寓言故事说理，无暇引经据典。相对于韩非，荀子的学者气质浓，资格老，而且寿命长(游国恩、梁启超、罗根泽诸先生考订荀子生平，虽略有出入但都认为荀子是位长寿者，活至秦始皇统一中国)，晚年在兰陵静居了20余年——据《史记》载，荀子居兰陵“著书数万言而卒”。在这段漫长而宁静的生活中，他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整理，从事系统的撰述活动，逐渐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论辩思路和写作格式。
《论语》《墨子》《孟子》等，皆非纯出自孔、墨、孟本人手笔，而是由众门徒所记。但《荀子》32篇，据梁启超考证，除去“六篇宜认为汉儒所杂录”外，其余26篇均是荀子亲笔所著。这种个人独立创作的事实，应是《荀子》的写作方法出现模式化的必要条件。
荀子的文章出现模式化，还与他具有较恒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有关。“察类知辨”是荀子认识事物的方法，他重视掌握事物的“统类”和“同理”，认为“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劝学》)，提出了“以类行杂，以一行万”(《王制》)的主张，这种主张类似于现代逻辑中的类比推理，荀子在论证时常采用对比法。荀子专写有《解蔽》，提醒人们必须“悬衡”持其平，克服片面性的错误；认为像“藏”与“虚”、“两”与“一”、“动”与“静”等正反两方面都能观察到，才可避免“蔽于一曲”。所以他在举例论证时，常采用正反对照的方式。至于荀子的方法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注重“名实相符”，主张“凡论者，贵其辨合，有符验”(《礼论》)。正是由于强调“有符验”，所以他在论证中大量运用具体确凿的材料，或组织类比，或列举史实，又引《诗》《书》作为论据，而几乎完全废弃了信口虚构、没有符验的寓言故事。要知道，荀子抛弃“寓言说理法”，是极有魄力的举动，因为寓言在先秦散文中是“万金油”，包括韩非在内的所有诸子都对它“情有独钟”。
总之，学者生涯，高寿，独立创作，以及先进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都是荀子能创造出写作模式的有利条件。
三
《荀子》的写作模式的意义和价值如何呢？
首先看文学价值。《荀子》作为先秦诸子散文发展的高级形态，其写作模式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这一模式摆脱了松散、随意的感性主义论辩方式，断然丢弃了寓言等“情胜于理”的说理方法，代之以类比(比寓言和简单的比喻更贴近论题)和史证(以确凿客观的事实服务于论题)，还辅之以权威性的经典箴言，组织起论点、论证、论据既有明确分工而又浑然完整的论文体系，显示了思辩论文脱离“大杂烩”写法而自成一体的倾向。用事实论证代替寓言论证，摈弃以前诸子主观的论辩或是神秘色彩浓厚的诡辩，对论述对象进行客观的理性评析，并在谋篇布局上创造出相对稳固的合理结构，这是《荀子》在议论文发展进程中迈出的坚实有力的一步。
可以说，《荀子》写作模式的出现，标志着议论文在战国末期已经成熟并且定型化了——今人所谓的“议论文三要素”，《荀子》都已完全具备并予以了合理运用；《荀子》模式作为文学史的一个参照物，有助于认识先秦散文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脉络。
除了对文学史有认识意义以外，《荀子》的写作模式还对整理、考订有关古典文献有实用价值。它可以作为一种推理的根据，协助解决一些文献方面的疑难问题。
第一，可以作为划分《荀子》篇目真伪的一种佐证。汉刘向首次校阅整理《荀子》，言其全书均为荀子亲笔所著；但后来梁启超作了考证，认为“《宥坐》以下五篇，文义肤浅；《大略》篇虽间有精语，然皆断片，故此六篇宜认为汉儒所杂录，非《荀子》之旧。”
二说孰是孰非？梁启超主要是从文义上作考证的，今再以写作模式来验证，则会更有说服力。考《荀子》32篇，的确只有《大略》以下几篇没有程式化特征，不符合荀子的写作模式:《宥坐》记孔子与鲁桓公、弟子的对话，内容庞杂，没有中心论点；《子道》亦大多是孔子的言谈，没有逻辑严谨的论证；《法行》简记曾子、子贡、孔子的言谈，根本没有展开论述；至于《哀公》与《尧问》，则颇类刘向《说苑》《新序》的风格。由此可证，梁启超所言为是。
第二，可以协助解决一些《荀子》字词方面的释义分歧。比如《解蔽》中有一句“昔宾孟之蔽者”，关于“宾孟”这个词，唐代杨倞解释为一个具体的人名，周景王时的一个佞臣。到了清代，随着音韵训诂学的发达，俞樾推翻了杨注，认为“孟”通“萌”，萌，民也；宾萌，即宾客，指春秋战国时期往来于诸侯列国的游士。
俞说对不对呢？
《解蔽》首句提出论点:“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接下来运用史证，分三个层次来展开论述:
“昔人君之蔽者”-一反举夏桀殷纣，正举成汤文王；
“昔人臣之蔽者”-一反举唐鞅、奚齐，正举鲍叔、宁戚、隰朋；
“昔宾孟之蔽者”-一举墨子、宋子、慎子、申子、惠子、庄子。
这是一段逻辑严密的推论:“人君→人臣→宾孟”应该是从上到下的等级秩序；人君、人臣都不是具体的人名，宾孟当然也不会是一个具体的人名。如果依杨说，则有违背人君、人臣依次下推的逻辑，而下文的墨子等人又变得“毫无着落”，那么“昔宾孟之蔽者，乱家是也”这句话，在严谨有序的《解蔽》中便上无所承、下无所启，“孤苦无依”了。而俞樾的解释则文通字顺又符合《荀子》行文的一般程式。因而杨说可汰，俞说为是。
第三，《荀子》模式中的引经据典，对于训释、考订《诗经》《尚书》等古籍，有参考价值。
荀子引证《诗经》，手法有三：一、只引不议，如《君道》：“《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二、一、先议后引，如《修身》:“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诗》曰：‘礼仪卒度，笑语卒获。’此之谓也。”三、先引后议，如《儒效》:“《诗》曰：‘平平左右，亦是率从。’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乱也。”在后两种引证手法中，荀子多对原诗意作一些训释，这对于《诗经》的解析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另外，荀子所引证的诗句，还有不少是今本《诗经》失传的，如《天论》中引的“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不言兮”，《解蔽》中的“墨以为明，孤狸而苍”，《王霸》中的“如霜雪之将将，如日月之光明，为之则存，不为则亡”，等等，在现存的《诗经》中找不到了。这说明荀子继孔子之后，对《诗经》做过搜集、整理工作，这对研究《诗经》的传授、遗失情况，大有裨益。
荀子引证《尚书》，有一个特点，即集中引证属于今文的《洪范》《康诰》《吕刑》三篇。值得注意的是，《荀子》全书从未引证过《尧典》，这一现象对于考订《尧典》的真伪及其写作年代有参考价值。《尧典》一文，虽列今文《尚书》28篇之内，但其“真实面目”却长期以来聚讼不决。今人对其说有三：郭沫若以为是战国时代的产物，范文澜认为是周朝史官的证录，顾颉刚认为是秦汉时的作品，在《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顾颉刚对《孟子》曾提及《尧典》一事颇多疑问，认为《尧典》中“言定时成岁，言封禅巡守，皆是秦、汉间的大问题；又以‘群牧’与‘群后’连言，使郡县制和封建制同时存在，也是很显明的汉代事实。”若从《荀子》全书只字未引《尧典》这一事实来看，则顾先生之说似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荀子乐于用史证，又言必称尧舜，而《尧典》所证的基本是尧舜事迹，若其果真作于战国或周朝，荀子怎会只字不引呢？
总之，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荀子》的写作模式是议论文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以文献的考订而论，它又是一种用途广泛的推理依据。
四
《荀子》的写作模式，对后代文体乃至皇帝诏书，都有一定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它直接有力地影响了汉代。这种影响，是与“荀学”在汉代受推崇的情况分不开的。
汉初，统治者偏重黄老之道，至武帝时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置五经博士。武帝“外儒内法”，所尊之儒术正是“荀儒”。荀子曾把其治国之道概括为一句话：“治之经，礼与刑(法)。”(《成相》)这种“礼表法里”的思想，深得武帝等帝王的青睐，汉宣帝就宣言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在此政治氛围下，汉代学者大多十分推重荀子，例如：司马迁称荀子“以学显于当世”，《史记》之“礼书”、“乐书”几乎全文照录荀子的《礼论》《乐论》；董仲舒的“性三品说”乃是在“览孙(荀)、孟之书”(见《论衡·本性》)后提出的。据刘向《孙卿新书叙录》载，董仲舒曾“作书美孙卿”；刘向整理荀子的著作，言“如人君能作孙卿，庶几乎王”(《孙卿新书叙录》)；王充《论衡》对先秦诸子多有批判，连孔、孟亦未“幸免”，唯对荀子，除言其性恶论“未为得实”外，再无批评之语；班固《汉书·刑法志》抄引《荀子·议兵》一大段言“(春秋之后)时唯孙卿明于王道”；又，《古今人表》九品分人法，上中仁人类只有7人，荀子名列其间；徐干褒扬“荀卿生于战国之际，而有睿哲之才，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明拨乱之道”(《中论·审大臣》)；还有，戴德《大戴礼记》中的《三本》《劝学》《曾子立事》大量引用了《荀子》的《礼论》《乐论》《劝学》《修身》等篇；戴圣《小戴礼记》中的《三年间》《乐记》《聘义》，分别抄引了《荀子》的《礼论》《法行》。
由此来看，《荀子》定为汉代学人所熟读，其写作模式自然也会影响他们。以下即从汉代的策论、奏疏(包括谏疏》、诏书三个方面，略作例证分析
(一)策论。汉初策论，首推贾谊之作。其文虽有战国纵横家遗风，但贾谊身为博士“颇通诸家之书”，其策论亦有学术色彩。如《治安策》，“验往古”、“遗迹前事”，引古证今，间引《六韬》《尚书》《管子》《论语》之语以为论据，写法与《荀子》相近。兹引其中“论太子之善”一段，此段首句提论点，中间举例论证，结尾引《尚书》之语，与《荀子》模式类似。但总观贾谊《新书》，这种模式化倾向尚不太明显，至武帝时，大规模举贤良对策，董仲舒脱颖而出，其文明显地呈模式化特征，如答武帝初即位时诏问的一篇对策，首段为: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其余以“臣闻”起首的各段，亦大抵是这种“古训(论点)——论证说理——引经据典”的格式。董仲舒的生活经历类似荀子，基本上是“以修学著书为事”；而他又曾“作书美孙卿”，则其策论格式，显然是借鉴了《荀子》的写法。
董仲舒之后，成帝时博学经书的谷永，先后“上书四十余事”，亦堪称“策论大家”。《汉书》载录其文多篇，大多是承袭董的格式而又精雕细琢，使策论更趋向于健全的程式化。如其于建始三年冬所上对策中的一段，首句出论点，接着引史实说理，最后引证《尚书·文侯之命》之辞。这一写法，完全同于《荀子》“首句提论点一一列史实论证——引经据典”的模式。
由董仲舒、谷永所确立的策论格式，风靡两汉几百年。《后汉书》所载马严、申屠刚、郎、襄楷、杜林等人的众多策论，亦都与之大同小异。
(二)奏疏与谏书。汉初晁错著《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等，以古证今，分析利弊得失。邹阳、枚乘都作有《谏吴王书》，二文的本论部分主要是类比说理，邹阳又有《狱中上梁王书》，博引史实，排比论证。看汉初奏疏与谏书的走向，史证日益成为常用的说理方法。其后随着经学的兴盛，引证经书的写法也渐成惯例。如路温舒的《尚德缓刑书》，即于史证之余，又引《尚书》《左传》之语。伴随着汉代的经学热潮，由《荀子》始开其端的“引经风”，在汉代文士中迅速流行起来，就连民女缇萦那封简短的救父书，也引《诗经·大雅·泂酌》的诗句“恺弟君子，民之父母”。
但正式将奏疏、谏疏学术化、模式化的，应是刘向。刘向的这类文章，有两大固定写法：第一，总结历史经验，以古证今；第二，频繁地引证《诗》《书》《易》等经典。例如他谏汉成帝奢修陵墓的疏文之首段：
“臣闻《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故贤王之君，博观终始，穷极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出。……虽有禹汤之德，不能训末孙桀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昔高皇帝既灭秦，将都洛阳，感悟刘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贤于秦，遂徙都关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长短，以德为效，故常战栗，不敢讳亡。孔子所谓‘富贵无常’，盖谓此也。”
刘向疏文的这种形式，是对《荀子》模式的趋同。
东汉的奏疏，继续因袭西汉的格式。考邓禹、班彪、丁鸿、应劭、寇荣、朱勃、鲁恭、伏湛等人之作，以及《后汉书》所载疏文的绝大多数，尽管在局部细节上存在差异，但都具有《荀子》模式的两大“中坚阵容”——排列史证和引经据典。汉代之后，这种格式仍流行不衰，影响久远。翻开《贞观政要》，唐代魏征等大臣的奏疏仍可见其遗风。
当然，汉乃至后代奏疏的写法，有更广泛的来源，不只是受《荀子》的影响，但《荀子》在此间显然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三)诏书。笔者统计了《汉书》皇帝纪所载的诏书，发现其格式以武帝为界，渐渐起了变化。《高帝纪》载大小诏令11条，《惠帝纪》未载，《高后纪》4条，《文帝纪》载19条，《景帝纪》载11条，这些诏书皆就事论事，简洁明快，不多言古事，不引经据典。但《武帝纪》所载的某些诏令与此有异，出现两个变化。第一，在论断今事以前，先援引古事。第二，于援引古事之余，再引证经书。《武帝纪》共载诏令25条，有3条引证《诗》《易》。武帝之后，宣帝、元帝的诏令沿用武帝新辟的格式，至成帝时，言古事、引经典的诏书格式已臻完备，广用不鲜。
《后汉书》所载皇帝诏书，尤其是明帝、章帝、安帝之诏，亦沿袭成帝体例。这种体例的程式是：以“朕闻”古言、古事为引论，本论部分由古证今，结尾以“不云乎”的方式引证《诗》《书》《易》等经书。该程式可简记为:
昔时——-今者一一经不云乎
把它与《荀子)“论点一一论证(组织类比、排列史证)——引经据典”的模式相比较，其相似性、共通性不言而喻。考虑到“荀学”在汉代颇受重视，直至影响到最高统治阶层，则汉代皇帝诏书写作格式之蓝本，似应追溯至《荀子》。
结语：荀子集先秦诸子之长，再加上自身的有利条件，站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点，构筑具备议论文三要素的先进写作模式。这一模式，标志着中国议论文远在战国末期即已成熟，且直接影响了汉代，为后世所继承发展；它作为文学史的参照物和考订古籍的推理依据，有其认识意义和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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