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由此奠定了中国数千年来思想文化的基石。庄子用“百家之学”，司马迁用“百家之言”、“百家之说”、“百家之书”、“百家之术”等概念来形容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发展的盛况，我们现在称之为“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中包含着哲学、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及其不同的流派，其中也包括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外交思想及其不同流派。此前，笔者曾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进行了比较，[1]试图采用当代国际政治学通用的话语来阐释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以期把中国古代外交思想推向一个可供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进行对话的平台。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对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外交思想流派之间作进一步的比较研究。

一、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流派的分类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墨、名、法、道、阴阳等派思想家互相争辩，各擅胜场。他们“上论天，下论地，中论万物、人事，纵论古今”，其著作大都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2]毫无疑问，其中很多流派都详细论述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外交思想。

然而，外交思想能不能也按照阴阳、儒、墨、名、法、道等来划分呢？完全遵照这种分类显然不太合适。第一，传统的划分主要根据其哲学观和政治主张作为标准，从整体上划分各个流派。但是，在具体的外交思想上，各个流派内部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有的差别还很大。[3]因为外交思想不仅包括处理国际关系的战略和主导原则，同时还包括具体的策略和手段。在同一个战略目标下面，可以选择多种策略或手段去实现这种目标。第二，与一般的哲学思想和治国理念不同，外交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所处地位的影响。小国和大国可能会产生完全相同的治国理念、法治思想、民本思想等，但是小国和大国的外交思想通常差别很大，小国一般都是特别 　　仁义学说与－年代盛行的理想主义理论有许多相似之处。[29]仁义学派的道德价值如“仁、义、礼、信、和”等与理想主义者倡导的和平、正义、民主、自由、理性等有很多相通之处。二者都主张把道德价值作为对外行为的准则，并以此来维持国际和平；二者都主张通过教育和宣传等手段来影响政治精英的政治观念来改变其权力政治式的政策主张。二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西方理想主义者强调通过建立国际组织和集体安全体系来维持国际和平。理想主义者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建立了国际联盟。这固然与理想主义和仁义学派的核心人物的政治地位不同有关，[30]但从两个学说的基本内容来看，仁义学派没有国际组织和集体安全体系的概念，最多只有盟会的概念，但盟会并非如国际组织一样，是常设国际机构，从这一点来看，理想主义比仁义学说要更加进步。当然，人类在经济、技术条件的进步也为当今国际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而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基础是不存在的。

（三）老庄与自然学派

老子学说以“道”为核心，在外交思想上追求一种无为自然的秩序，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外交哲学。老子既反对追逐权力和名利的现实主义外交，也反对以“仁义”为核心的理想主义外交，认为二者都是对自然存在的“道”的人为修改。“道”是独立存在的客观实际，它以自身独有的方式和规则运转，衍生万物。“道”是宇宙间最理想的存在模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应该遵循“道”的原则。老子追求的自然状态与西方政治思想的“自然状态”假说有相通之处，尤其是卢梭（JeanJ.Rousseau）设想的最开始时候人类和平、美好、善良的自然状态。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与古希腊时期的思想家有着共通之处，他们都把与世隔绝的小国作为“理想国”的模式。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明确表示，国家人口不能过多，达到“自给生活所需要而又是观察所能遍及的最大数额”，后人估计所言大约不能超过万人，国境大小或者土地面积不宜过大，“应当以足使它的居民能够过闲暇的生活为度，使一切供应虽然宽裕但仍须节制”。国家最好坐落于半岛或者岛屿，避免“客民入国”和外界的入侵。[31]

老子反对强权政治，反对一切战争。他认为兵器就是凶器，尽量避免使用，“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32]老子认为按照“道”，“不以兵强天下”。[33]他认为儒家的仁义并不是真正的“道”，相反，正是他们崇尚贤能才使得世人为了名而争斗不休。老子认为，按照“道”的原则行事，天下自然归顺，“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34]

老子具体论述了国家之间相处的原则，尤其是大国与小国的关系。老子指出，两个国家友好相处，避免战争是符合道的原则，同时也是道的体现。“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35]大国应该主动放下傲气，平等对待小国，这样就可以获得小国的信任。大国总希望控制小国，小国也希望通过侍奉大国而得以延续下去，大国和小国之间要想各取所需，大国的行为是关键。大国若能做到谦虚低下，平等对待小国，它就可能赢得天下的归顺，自然而合乎“道”地统一天下。“大国者若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36]因此，老子认为，大国就是国际战争与动荡的主要原因，国家去间的和平有赖于“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37]

庄子继承了老子“道”的思想，对儒家的仁义道德做了进一步的批判。庄子认为，仁义不是人的本性。因此，儒家推崇仁义极大地扰乱了世人的本性。使得世人为追求个人和国家的名利而发生争斗。“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38]庄子提出，无论是追求权力、利益还是仁义道德、周礼秩序，这些都是人为地改变“道”，其结果都是一样的，无所谓“君子”与“小人”之分。

庄子还指出，富人和名人往往最不讲仁义，“无耻者富，多信者显，夫名利之大者，几在无耻而信”。而仁义的判断原则一般是根据成王败寇的原则，“小偷被囚禁，大盗却成为诸侯，只要在诸侯那里，就有了仁义”。[39]庄子把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奉为和平的理想状态，只要国家之间不发生往来，就会天下太平。庄子补充说，崇尚智慧、技巧和方术等都是国家动乱的根源，“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40]由于世人都陷入追求未知的好奇，并付诸实施，从而导致了战乱。

老子的自然学派思想在当代国际政治理论中还没有与之对应的学说。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得以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必须有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存在，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是背道而驰的。然而，自然学派对战争与和平以及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的分析有着极其独到的见解。

（四）文种、范蠡与超限制外交学派

文种和范蠡是在吴越争霸过程中，提出了一整套超限制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他们视国家复兴、复仇和霸权为最高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外交可以不择手段，不受任何道德礼义的约束。

文种号称“远以见外”，深谙“霸王之术”。[41]文种和范蠡在越国战败的情况下，认为保全越国的存在是日后复兴的基本条件，为此，可以不惜接收任何屈辱的条件，包括让越王到吴国为奴。文种、范蠡劝越王勾践要忍辱负重，“圣王贤主皆遇困厄之难，蒙不赦之耻。身拘而名尊，躯辱而声荣；处卑而不以为恶，居危而不以为薄”。[42]当然，忍辱负重是暂时的，目的是为了东山再起，有朝一日报仇雪恨。在做好复仇的准备之前，国家一方面要“内修其德，外布其道”，全力发展生产，加紧训练军队；另一方面，国家应该韬光养晦，蕴藏实力，继续侍奉吴国的霸权，极力表现出谦虚忍让。范蠡劝告越王不要让吴国看出国家经济发展实力的迹象和复仇的心理，要“匿声无见其动，以观其静”。[43]

文种表示，要尽一切可能迷惑吴国，根据吴王的喜好，采取各种手段搅乱对方的发展。其中包括九种超常规的办法：“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二曰重财币以遗其君，多货贿以喜其臣；三曰贵籴粟槁以虚其国，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五曰遗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宫室以尽其财；六曰遗之谀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谏臣，使之自杀；八曰君王国富而备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44]

文种、范蠡的超限制现实主义外交为了达到目的，完全抛弃一切道德束缚，采用贿赂，离间、迷惑等手段扰乱对方，大搞阴谋诡计，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信用，重礼义，重道德的主流外交思想格格不入，应该摒弃之。但是他们外交思想中一些相当深刻的反思精神对后世影响很大，如忍辱负重复仇十年不晚，韬光养晦避免锋芒毕露，卧薪尝胆以图日后振兴等等。

这种超限制外交学派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里（NiccolòMachiavelli）的主张接近。马基雅维里认为“为了安全的必要，可以偶尔使用残暴手段”；为了夺取政权，可以是“无限奸诈、残暴”。[45]马基雅维里表示，君主应该效法狮子和狐狸，“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46]不过，这两种以阴谋为基底的外交思想在国际生活中行之未远。越灭吴后就放弃了超限制外交政策，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亦很少有国家采用，希特勒搞的“慕尼黑阴谋”或许算一次。阴谋虽会得逞，但不会次次得逞。其它国家上当受骗之后，会采取报复措施，国际社会也会视“阴谋者”为异类，这样下去，阴谋者的外交将陷于绝境。所以，一个国家可以在特定时期内、在特定情况下使用“阴谋”，但不能以此为根本性的外交原则。

（五）苏秦、张仪等与外交谋略学派

战国时期，鬼谷子开创了纵横家学说，认为在国际竞争中，战略谋划是决定国家成败的关键因素，从而形成了现实主义的外交谋略学派。外交谋略学派的代表人物就是鬼谷子的学生张仪和苏秦，二人采取了相互对立的连横合纵外交。“张仪、苏秦家无常居，身无定君，约从衡之事，为倾覆之谋，浊乱天下，挠滑诸侯，使百姓不遑启居，或从或横，或合纵弱，或辅富强”。[47]除了张仪苏秦之外，苏代、司马错和范雎等也都分别站在连横派或者合纵派一边。

鬼谷子指出，谋略是成功的关键，通过观察事物的变化及其发展规律，了解人类思维习惯，从而能够预测事物的发展方向，以达到控制的目的。即“观阴阳之开阖以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门户”。[48]鬼谷子特别重视从历史经验中来汲取对当前情势的应对之道，“反以观往，覆以验来；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己。动静虚实之理，不合来今，反古而求之”。[49]

鬼谷子反复说明了理性决策的模式。首先，他要求决策的之前一定要分析事物的发展规律，有一定的理论指导，“外内者必明道数，揣策来事，见疑决之，策无失计，立功建德”。[50]其次，要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反面意见，多方面了解情况，知己知彼，尤其是要先了解自己；第三，要计算双方的综合实力对比，“量天下之权”，否则就会“量权不审，不少强弱轻重之称”。综合实力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测量，“度于大小，谋于众寡。称货财有无，料人民多少、饶乏，有余不足几何？辨地形之险易孰利、孰害？谋虑孰长、孰短？群臣之亲疏，孰贤、孰不肖？与宾客之知睿孰少、孰多？观天时之祸福，孰吉、孰凶？诸侯之亲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变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侧孰便、孰知？如此者，是谓量权”。[51]最后，鬼谷子明确指出，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零和博弈，一方之所得就是另一方所失，“合于彼而离于此，计谋不两忠，必有反件。反于是，忤于彼；忤于此，反于彼。其术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与之；用之国，必量国而与之”。[52]谁都不会愿意失去，都希望尽遇上好事情。然而，事实是不可能的，因此，决策者必须权衡利弊，综合各方面得失做出选择，可以“从”，也可以“横”。

张仪继承了鬼谷子关于综合实力的思想，进一步指出，国家综合实力不仅指军事实力，还包括国家的政治制度、粮食储备、国土面积、人心向背和统治者的策略等方面。张仪严厉指责了秦国在春秋时期奉行仁义道德，曾三次失去了称霸的机会。第一次是秦楚之战，击败了楚国，却根据仁义原则，遵守周礼秩序，接受了楚国的求和，放弃占领楚国，从而失去了一次极好的称霸机会。第二是放弃占领魏国，第三次是秦国派兵出国协助他国作战。秦国不仅没有抓住这三次有利时机称霸，反而消耗了自己的实力。张仪明确主张，对外作战就是要彻底击败对手，灭亡对方的国家，“削柱掘根，无与祸邻，祸乃不存”。[53]张仪告诉秦王，秦国拥有地缘优势和强大的实力，秦国应该统一中国，建立帝业，而不是满足于诸侯国或霸主的地位。苏秦也曾同样告诉秦王，历代以来，战争是永恒的，“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苏秦批评儒家的仁义外交，指出仁义教化不仅没有使得国家之间亲善起来，反而扰乱了决策者的判断，延误了各大国称帝的时机。国家要想建立霸业，臣服诸侯，则“非兵不可”。[54]

张仪和苏秦都重视地缘政治的外交战略。张仪认为，对秦来说，赵国是称霸中国的战略要地，因为赵国地处中央地带，一旦占领赵国，则韩国就可以顺利纳入秦国版图。如此一来，向南可以钳制魏国、楚国，向东可以削弱齐国、燕国。掘开白马渡口，用水淹没魏国，魏国也就成了秦国的囊中之物。苏秦同样看到了秦国巨大的地缘优势，物产富饶，易守难攻，周边邻国都可资利用，没有可威胁秦国安全的邻邦。东边出关的通道进可攻退可守，“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以天府之，天下之雄国也”。他最初也是想说服秦王统一中国，“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55]但是，苏秦游说时机不当，秦王当时还没有做好称帝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

张仪和苏秦分别强调连横和合纵的外交战略。张仪主要通过离间计，利用各个诸侯国之间的矛盾，破坏各国针对秦国的结盟。为此，张仪先后说服燕王，拆散了燕赵同盟；出任魏国宰相，离间魏国与齐国的同盟；出使楚国，破坏了齐楚同盟。然后，秦国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陆续吞并了六国。苏秦在游说秦国连横失败后，不得已才转而游说燕国并获得成功，接着先后说服了齐、韩、赵、魏、楚等结成同盟，合纵抗击秦国。战国后期，连横合纵成为诸侯争战的一条主线。[56]

谋略学派与均势理论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均有相似之处。谋略学派和均势理论都特别强调以联盟的方式来增加自身的实力，但这种相似性是表面上的，双方在基本观点上是截然不同的。战国时代纵横家们的最终政治理想不是为了保持战国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均势，而是为了“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均势理论是在主权国家体系前提下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它强调均势不是为了消灭国家和国际体系，而是为了国家的生存和体系的稳定。

纵横家们与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在称霸这个问题上有相似之处，[57]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J.Mearsheimer）认为，国家的终极政治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国，软弱只能招致麻烦，因为强国往往会占弱国的便宜。[58]张仪搞“连横”是为了拆散山东六国的抗秦联盟，最终目的是为了取得霸权继而吞并六国。苏秦等人搞“合纵”的直接目的确实是为了维护山东六国的生存，及其与秦国之间均势，但上段说过，纵横家们的政治理想不是均势，而是霸权。二者的区别是：米尔斯海默虽认为国家的理想是取得体系霸权，但实际上只能获得地区霸权，体系霸权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地区霸主可以采取离岸平衡战略来操纵全球均势，以达到一种于已有利的态势；张仪则认为秦国经过努力可以获得体系霸权，而且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六）韩非子与权力学派

韩非子师从荀子，接受了荀子思想中现实主义的一面，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强调权力和法是决定国家成败的关键，他批评理想主义仁义学派不切实际的空想，反对现实主义谋略学派抬高谋略的作用。

韩非子猛烈批评儒家仁义学派，认为仁义不仅不能治国，反而误国。他首先从理论源头指出儒家思想的不可靠性。他认为，儒家墨家分为多个流派，都假托尧舜的名义，“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59]由于儒墨学说无人能够证实其真伪，因此，韩非子建议君王不要接受，以免受其所乱。从实践上看，奉行仁义外交的国家最后都因混乱、虚弱而灭亡。“道先王仁义而不能正国者，此亦可以戏而不可以为治也。夫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毕也”。[60]仁义是乱的根源，只讲仁义而不顾实际情况，其结果“是以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61]所以，“存国者,非仁义也”。[62]

韩非子反对仁义立国，提倡以法治国。他认为法治是国家强盛的根本原因。“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63]通过明确规定的赏罚原则可以满足人的名利欲望，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法治与仁治不同，法治是先苦后甜，而仁治则是先甜后苦，后患无穷。因此，君王应该从长远的角度权衡利弊，“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国家要想夺取霸权，就必须实行法治，“官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64]

韩非子毫不忌讳地指出利益是社会内部和国家间政治的驱动力。他相信人性是恶的，天生好利。然而，世人好利的天性并没什么不好，君王不应该加以限制，相反而是趁机利用，利用人们好利的特点来为自身的统治和霸权服务。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人总是不满足于现状，这就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冲突的根源，“祸莫大于不知足”。[65]人应该追求大利，对于君王来说，最大的利益就是夺取霸权，为此可以不惜牺牲一些小利。

韩非子认为权力是实现利益的基本手段，也是国家间争夺的核心内容。战国时期已经形成“大争之世”，权力是争夺的关键。“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当今争於力”。[66]权势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关键看如何运用。“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67]法、势、术在韩非子的权力学说中紧密相连的三个概念。在国外，国家强调权力，在国内，君主也要牢牢控制最高权力。“权不欲见,素无为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68]韩非子坚持认为，权力是决定一国成王称霸的决定性因素，外交策略不可能在没有权力的情况下取得成功。“故世人多不言国法而言纵横。诸侯言纵者曰:‘从成必霸’,而言横者曰‘横成必王’,山东之言纵横未尝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虚言非所以成治也”。[69]他认为合纵连横都是依赖于外力，而外力往往是靠不住的，国家间争夺的最终结果取决于本国的权力。

韩非子的权力政治思想与古典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摩根索（HansJ.Morgenthau）的权力理论极为相似。二者都是从人性恶出发，认为“政治受到根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所支配”；提出国家之间权力是决定性因素，利益是国家追求的目标，“国家思考和行动都是根据由权力界定的利益为中心”；[70]国家不能用国内道德的标准来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严格地说，韩非子是反对外交的。他不认为外交（在当时而言就是“连横合纵”）对国家的作用能有纵横家们所称的那样大，而是认为国家间关系主要是实力的比拼，这从他所谓的“当今争于力”即可看出。韩非子与纵横家们的终极政治理想是一致的，那就是“一统天下”，他们的区别在于对达到理想的手段认识不同。韩非子与摩根索在终极政治理想上是不同的。摩根索仍然要保持国际体系的存在与稳定，而韩非子则对战国时代的霍布斯状态厌恶至极，他认为“合众为一”是彻底解决体系不稳定问题的最佳途径。

作为本节的结尾，我们想对上表作三点补充说明。首先，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流派发展的总趋势是：理想主义外交思想在春秋时期占据主导地位，而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则在战国时期盛行。超限制学派是一个特例。吴越相争发生在春秋末年，文种、范蠡的外交实践亦只针对吴国。越灭吴后，范蠡归隐，文种自尽，两人均未再有外交活动，越王勾践也放弃了超限制学派的外交思想。此外，吴、越两国当时地处僻远，中原各国均目之为夷狄之国，这两国之间的外交斗争以及据此产生的超限制学派并未对当时主流的理想主义外交思想产生重大冲击。其次，决策者普遍提倡现实主义外交，而非决策者大多提倡理想主义外交。这个差别可能来源于决策者和非决策者的角色差异。决策者毕竟要对君主和国家直接负责，而且对国际环境以及本国实力的认识要更比非决策者更加清楚，因此，他对实力、利益和战略等物质性因素更为看重。非决策者既不对任何人负责，也没有现实和危机决策的经验和负担，故尔在立场和态度上就更为超脱一些。[71]他们大多是从抽象的人类理想出发，表达了民众的向往和心声。第三，春秋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墨子、荀子、商鞅、列子、孙子、孙膑、吴起等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都对外交问题做过程度不一的研究和阐述。限于研究精力和时间，本文并未涵盖他们的外交思想，但是，本节内容基本可以概括这一时期外交思想的大致轮廓。

三、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流派的比较分析

为了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流派进行理论层次上的比较分析，我们汇制了表1如下：

表1　春秋战国外交思想流派分类对比表

霸权学派

仁义学派

自然学派

超限制学派

谋略学派

权力学派

对国际环境的认识

　　险恶

　　险恶

　　险恶

极其险恶

　极其险恶

　极其险恶

暴力的作用

大

　　小

　　反作用

　　极大

　　极大

　　极大

道德规范的作用

大

　　大

　　小

　　无

　　无

　　无

外交目的

称霸并维护周礼　

　维护周礼

自然状态

复仇与兼并

　　兼并

　　兼并

外交策略

礼、力并重

　遵守周礼

　　无为

结盟和阴谋

结盟

　　力

对应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

结构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

　理想主义

　　无

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

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

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

对国际环境的认识和判断是任何外交思想的前提。从上表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所有的外交思想流派均认为国际环境是险恶或极其险恶的。这基本符合春秋战国时期的实际情况。如果按照建构主义的三种无政府文化来划分，从春秋到战国，霍布斯文化有一个逐步加强的过程。当时的各派学者，不管他们处于什么政治地位，不管他们的基本外交理念有多大差异，他们都感受到了这种巨大的体系竞争压力。

各派学者在如何应对对体系压力的外交原则和政策选择上存在着分歧。仁义学派重道德规范而轻物质实力，认为只要各国君主按“周礼”行事，国际环境就会由险恶转为友善。自然学派既认为暴力不能有效地解决国际争端，也反对把某种特定的仁义道德强加于各国。[1]超限制、谋略和权力三个学派否认道德规范有外交实践中的作用，他们与仁义学派构成两个极端。[2]霸权学派恰好居于其中。管仲认为道德规范和物质实力不可偏废，二者作用都很大。霸权、超限制、谋略和权力等四个外交思想流派的基本外交目标大致相同，都主张国家应该称王称霸，建立帝业，统一天下，不过霸权学派主张称霸也是为了恢复和维护周礼秩序，而其它三个学派则没有这种考虑，因为在这三个学派的发展时期，周礼秩序已经崩溃。超限制学派和谋略学派之间区别在于对具体策略的运用，二者之间的大多数策略都可以互相补充，彼此并不排斥。他们都认为为了达到目的，外交策略可以不考虑道德规范。但是，谋略学派更侧重运用系统的战略理论，而超限制学派是吴越争霸中特殊情况下的产物。权力学派反对谋略学派抬高谋略的作用，提出实力比拼决定一切。不过它们两者不是相互否定，而是对谋略和权力的排序不同。谋略学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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