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魏彦红，《衡水学院学报》主编，教授，博士

一、荀子概况

荀子为先秦思想之集大成者，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约生于公元前（一说前）年，卒于前年。其早年经历不详，司马迁为其写传时说：“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史记?孟轲荀卿列传》），而应劭在《风俗通?穷通》中则说：“齐威宣王之时，孙卿有秀才，年十五来游学。”但无论怎样，当时齐国的稷下学宫曾广揽各国不同学派的学者到此讲学著述，进行学术交流活动，不治而议。稷下学宫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中心，荀子来此讲学并进行交流，他的学问在当时影响极大，在诸多学者中“最为老师”，而且受到当时齐国国君的尊崇，被授予“列大夫”头衔的宅第。齐襄王时，“三为祭酒”（稷下学宫的祭酒）。荀子思想中吸收了各派学说，强调隆礼重法，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很大。因为，荀子生活的时代为战国后期，国家之间出现了大一统的发展趋势，荀子的思想言行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为大一统奠定了理论基础。他的国家赵国当时为小国，邻近的齐国是大国，他寄望于齐国实现大一统，“调一天下，制秦楚”，（《荀子?王霸》）结果，齐国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加之有人诬陷荀子，“齐人或谗荀卿”，他不得不离开齐国到了楚国，拜见了春申君，被任命为兰陵县令。可不久荀子又遭到楚人的诬陷，被春申君辞退，他被迫回到了赵国。刘向在《叙录》中说：“人或谓春申君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孙卿贤者也，今与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谢之，孙卿去之赵。”荀卿回到赵国后仍寄望于“一天下”的实现，并违反“儒者不入秦”的常规来到秦国游说秦昭王和宰相范雎，建议秦国采用仁义王道的国策，但秦国倾向武功而轻德教，不愿“节威反文”，采用礼法，所以他的建议并没有被秦国采纳。后，孙卿又受到楚国春申君的邀请，回到楚国，继续任兰陵县令。前年，春申君死，荀子也被免职，但仍居于兰陵，著述讲学，同年去世。司马迁在《史记?孟轲荀卿列传》中记载：荀卿“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今传《荀子》三十二篇，据唐杨倞（liang）考证，多为荀子所写，而《大略》以下六篇，多为其弟子所记述。他的学生众多，儒法分流现象比较明显。浮邱伯是传《春秋谷梁传》《鲁诗》的大儒，大毛公（毛亨）传其《毛诗》，张苍传其《春秋左传》，这些人均为名儒。而李斯、韩非也为荀子入室弟子，都为法家人物之代表。

二、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及其启示

（一）荀子的自然观

荀子把天看做是独立于人之外的自然界，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荀子认为，“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是之谓天”（《荀子?天论》）。在荀子看来，“天”就是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客观存在的世界是有其自己运行的规律，斗转星移、阴阳互化、四季交替、风霜雨雪等都是自然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规律性，是否遵循自然的规律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遵循规律的结果是“应之以治则吉”，不遵循的结果是“应之以乱则凶”。由此看来，荀子已经吸收了孔孟“天人合一”的观念，这是其自然观的基础。荀子一方面强调大自然存在的客观性与规律性的不可抗拒，同时也强调人不能被动适应自然现象，对自然应具有主观能动性，即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征服、改造自然为我所用。即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观点。那么人应该如何适应自然界，如何发挥对自然界的能动性呢？

荀子曰：

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祅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祅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天论》）

国家发展之本是农业生产，重视农业并强调节俭，国家、百姓就不会贫穷；储备好生产生活资料以备不时之需，自然界就不会造成病痛的产生；遵循自然规律不违规操作，自然界就不会造成祸害的产生。所以，即便发生了水灾旱灾也不会产生饥渴现象，寒暑更替也不会造成疾病，异常现象即便发生也不会使世间遭受灾难。相反，如果农业荒废了而且还奢侈，大自然就不会带来富裕；储备困乏而又不辛勤劳作，自然界就不会赋予人健康。如果违背自然规律而妄自行动，那么自然界就不会带来吉祥。所以，水灾旱灾没有发生却发生了饥荒，寒暑没有交替就产生了疾病，自然界没有发生反常现象却产生了灾祸，灾祸产生的时间与社会安定时期相同，而产生的灾祸与安定时期却不同，不能埋怨自然界，这就是规律。所以，要明确并分清自然界运行的规律和人面对自然应做的事情，就是思想达到最高境界的人了。

由此，面对自然现象的存在，人的能动性应表现在：强本而节用、养备而动时、修道而不贰，而不应该：本荒而用侈、养略而动罕、倍道而妄行。

综上，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的形成受到了老子“道法自然”观的影响，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同时，又吸收了老庄思想及儒家、法家思想。对于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道法自然观，很多人并不认可他是建立在“天人合一”思想上的，其实，“天人合一”思想恰恰是“明于天人之分”思想之基础，可以说是对“天人合一”思想基础的发展和创新。其思想中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强调了主体（人）对于客体（环境）的积极改造作用，强调了人所具有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写下了中华文化史上光辉的一页。

（二）荀子自然观的启示

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对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对于一个国家，对于整个世界，对于全人类，对于每个人，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都是有现实价值的。现在，最为严重的环境污染，是人类违反自然规律遭受到的惩罚，它带来灾难，带来不健康，带来意想不到的各种影响。荀子在多年前都能认识到自然发展的规律性，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应该高于多年前的水平，或者，事实上，我们也一直在强调尊重规律的重要性，可是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什么造成的呢？是管理体制还是个人素养？我想归根为，利益使然。我们在尊重规律存在的前提下，并不是被动而无所作为，还可以发挥能动性，“制天命而用之”，在一定程度利用大自然的规律为我所用，可以控制、改造、征服大自然。“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颁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天论》）。自然界之伟大，不要只仰慕它的存在而无所适从，不如把它当做物资储存起来加以利用改造；一味地顺从、赞美自然界，这是毫无用处的，不如掌握它的运行规律而加以利用它；期望某些时节来临而坐着等待，不如因时制宜为我所用；被动地等万物自己增殖、发展，不如施展才华和能力而使之因我所用而变化；思慕万物为我所用，不如管理好万物而抓住时机促使它更好地成长；想探究万物产生的原因，不如占有已经形成的万物。所以，人没有努力而只寄希望于天，那就违背了万物存在的状况。

规律有多种，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发展有其规律，社会发展有其规律，人的发展也有其规律，对于规律的控制、改造与征服，是受多种因素影响和制约的，但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能否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否采取主动行为是关键因素。无为而治是不可以的，过度改造也是不可以的。我们需借鉴的是，不仅要“明于天人之分”，要“制天命而用之”，更重要的在于，怎样在二者之间把握好度，如何使人和自然和谐共处。

三、荀子“隆礼重法”之礼法政治思想及其启示

在荀子思想中，礼法并重，在儒家派别中自成一体。

（一）荀子关于礼的阐释

为什么要制礼，荀子解释了关于礼的起源：“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

荀子重礼之观念体现了其思想的哲学基础，即性恶论。他认为，人性之恶首先表现在感官的自然本能上：“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荀子?性恶》)其次表现对权势的欲望：“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荀子?王霸》)对权势的欲望导致战争和侵掠，即“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荀子?富国》）

人生来有各种不良欲望，为了欲望的实现会产生各种争斗、动乱。对于人与人之间、社会个体与政治主体之间能否和谐相处来说，国家管理者要制止动乱之发生，使国家太平，人们和谐相处，必须有一定的约束机制来控制、改造人之恶性，礼便被制出来了。对于国家之间的相处来说，为了防止国家之间侵略和争斗行为的发生，也要以礼来约束不良行为。由此看来，礼是用来约束人的不良行为及理念的，用来制止作乱行为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法的作用。荀子强调用礼调节社会关系的思想是一种新生思想，反映了社会现实的需求，预示着社会新制度的诞生。

荀子之所以重视礼，是因为看重礼之重要的社会功能。在荀子看来礼的功能是多方面的。

对于国家的管理来说，礼起着纲领支撑的作用。“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荀子?大略》)一个“挽”赋予了礼的重大责任，就是国家治理之根本、之纲领、之脊梁。如果国家不重视礼，则国无宁日。“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荀子对礼赋予了极高的地位，“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礼是治理国家、分辨善恶的最高纲领，是强国之本，是威行天下的指导，是取得的功名的总纲。国家管理者如果遵循礼，即可得天下；不遵循礼，国家则会灭亡。礼之重视与否，直接关系到国之命运。(《荀子?议兵》)“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荀子?强国》)礼何以具有如此之作用呢？因为礼是总纲、是标准、是方向。“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正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荀子?王霸》

对于社会伦理秩序的维护，礼也起着重要作用。“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对于提升个人的修养，礼起着正身的作用。“礼者，所以正身也”(《荀子?修身》)“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荀子?非相》）只有人有了礼，提升了修养，才跟动物是有区别的。

我们看出，在荀子看来，礼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起到法的作用了，有了调和礼法思想的倾向。“《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

（二）荀子关于法及礼法并重的阐释

荀子在重视礼的同时，非常强调法及法的作用。荀子主张礼法并用，孔子以“仁”为礼，孟子以“义”释礼，而荀子以礼法并称，以强调法的重要意义。这与当时社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是紧密相连的。荀子曰：“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大略》）一个“霸”字，强调了每个国家发展的终极目标，“隆礼重法”即能帮助国君实现这个目标。荀子认为，重法，既要继承“王者之法”“三王之法”，又要重视国家政策法令，最为重要的还是以礼为法。“隆礼重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荀子?君道》）“《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即礼是治国之根本大法。由此看来，荀子主张礼法并用，但礼法的地位和重要性是不同的。礼是大于法的。但无论怎样，相对于孔子和孟子来说，对法的重视是一种适应社会发展的表现，对统治者管理国家来说，实效性更强一些。

（三）荀子“隆礼重法”思想的启示

对于荀子来说，在多年前，综收各家之长，结合社会现实，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思想，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一定程度上他更倾向于以礼代法，礼重于法。这样的思想对于今天的社会现实来说，可以借鉴很多，启示很多。虽然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只有“仓廪实”才能达到“知礼节”的境界，但以礼代法，无论怎样讲，都是最高的境界。当今社会，人们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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