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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徽班博物馆建设项目征地拆迁工作正式启动

10月29日，中国徽班博物馆建设项目征地拆迁工作正式启动，此次拆迁范围为原县劳动技校以及石牌镇下街社区前街、正街居民户19户。截止目前，原县劳动技校拆迁工作已经结束，拆迁面积平方米。

石牌老实验小学承载着几代老石牌人的美好回忆，一大早，很多市民专程前往拆迁现场，看看母校最后一眼，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再见！母校，太多的不舍~

不久的将来，一条戏曲特色街区和一座徽班博物馆、

老实小原址，文化将得以传承

徽黄故里，戏曲将发扬光大…

　　　　　　

石牌戏曲街区及徽班博物馆效果图

（来源：吴毅安怀念与分享）

关于中国徽班博物馆

中国首个徽班博物馆，选址在被戏曲界誉为“梨园佳子弟，无石不成班”的石牌镇。石牌镇素有“戏曲之乡”的美誉，这里哺育了徽剧，被视为京剧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同时，石牌镇还诞生了“四大徽班”进京第一人高朗亭、“国剧大师”杨月楼等，京剧鼻祖程长庚也长期生活于此。

据了解，徽班是我国清朝中期兴起于安徽、江苏等地的戏曲班社，以唱“二黄”声腔为主，兼唱昆曲、梆子等，因艺人多来自安庆等地而得名，徽班进京造就了国粹京剧。

石牌老街戏曲文化特色街区保护与发展规划秉承保护历史的真实性、保护风貌的完整性、合理利用永续利用等原则，保护区划分为规划协调区面积为37.7公顷，规划控制区面积为24.3公顷，核心保护区面积为3.8公顷，项目总投资约5亿元。（怀宁新闻网）

实验小学琐忆

吴毅安

怀宁县实验小学是石牌最好的小学，在那里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童年回忆。

我是年从上街小学转入怀宁县实验小学就读的，那时的实验小学校址在后街的最南端，解放前的城隍庙地盘上。学校的校门正对着后街的街心，校门内是个小小的操场，走过操场就是前楼，那是在拆除城隍庙山门和文昌阁的基础上，年建的两层砖木结构小楼，面宽七间，楼下是学校办公室和教师办公室，楼上是六年级两个班的教室，楼梯在中间。

年学校拆除了城隍庙的后殿和寝宫，改建为“工”字形的砖板楼，人称后楼。前后楼之间还保存着老城隍庙的大殿和厢房，东边厢房作了学校的伙房，大殿则分隔成几间小教室，其中就有我们三年级两个班的教室。老实说，我当时对这个有着雕花柱头、冬瓜梁、大立柱、木板壁的老教室是不太喜欢的，觉得有些阴森森的、潮叽叽的，没有前后楼教室那么明亮，大青砖铺的地面有许多砖缝，做值日生打扫教室很费劲。窗外的天井里有两株枝繁叶茂的月季花，经常能看到红艳艳的花朵。年秋季开学到校时发现，那个古老的大殿终于没有了，原址上建起了几间平房教室。遗憾的是，原来的青石板天井和天井中间的月季花也一起消失了，只剩下七八个水桶粗的石柱础、雕刻着须弥座莲花瓣的白石柱础，胡乱地摆在墙边上。

学校的东边原来是一条小河，一头流入莲花塘，一头从城隍庙的殿后面流向郊外，到我们来实小读书时，小河的两头都堵死了，校园里只剩下一截池塘般的水面，下课以后同学们偶尔会去那小河边上打水漂玩。年早春开学后不久，杨吉云校长在操场的师生朝会上，动员全体师生一起来填平河沟，“愚公移山、改造校园”。那个学期的每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们都要带着畚箕扁担到学校，参加填河劳动，而之前虽然大人们星期六都要上班，可学校下午是不上课的。县志记载说“全校师生和附近农民一起动手，填塘造基，在莲花塘东侧建教室两个，扩大操场面积两倍。”我不曾记得看到有什么“附近农民”参加过填塘，好像那都是师生半年多劳动填起来的。记得六年级还有个同学写了顺口溜，后来登在学校的黑板报上，说：“学校东边小水塘、大风吹起臭气扬，路过师生掩口鼻，雨天尽是水和泥。校长号召来填塘，愚公移山建操场，全校师生齐上阵，喜看实小换新装。”

在实验小学的读书记忆是轻松愉快的，好像没有感到什么学习压力，尽管四年级和六年级期末我们都有升学考试，为了准备考试，课后有一些家庭作业，基本上在学校就能够做完，回到家我们还是去捡煤渣。

当时实验小学执行的学制，还是民国十一年即年开始实施的小学“四/二分段”学制，人称“壬戌学制”。这个学制把小学的6年分成两段，第一段是初级小学，1至4年级，属于义务教育，凡适龄儿童均可入学。第二段是高级小学，5至6年级，非义务教育性质，初级小学毕业以后经过升学考试，录取以后才能就读。作为教育实验学校，当时实小还有两个实验班，实验班实行“5年一贯制”，不分初小高小，中间也无须升学考试，所以在五年制班上就读的同学，比我们晚一年入实小，却和我们同一年考入了怀中。

四年级期末的升学考试考3门，语文、算术和常识，由县里统一命题区里组织阅卷。现在想想，那是决定我们人生发展的第一场考试啊，我却糊里糊涂地一点压力没有地过去了，我的同学们好像也都顺利地录取升入了五年级，两年后的考怀中也都很顺利。这不是因为我们都非常聪明，而是得益于实小的教学质量、老师们辛勤劳动。“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荀子的话说得十分透彻。

当年实验小学的课程设置比较丰富，除了语文、算术，还有体育、唱歌、美术、珠算、手工劳动。进入高小以后还有自然、地理、历史，这些课我都喜欢。教唱歌的是蒋恩普老师，他的手风琴拉得好听极了。上课时，只要他的手风琴一响，乱糟糟的教室顿时就安静下来，同学们不约而同地停下手中的打闹、口中的乱嚷，一齐看着蒋老师，看着那灵活的手指尖在键盘上下飞动，接着就会跟随那熟悉的旋律唱起来：“牛儿——还在那山坡上吃草，放牛的却不知上哪儿去了，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那放牛的孩子王二小……”。

教珠算的是潘仲林老师，他个子不是很高大，但上课时总是面带笑容，除了在黑板上拨动教学算盘向我们演示算法，就是用标准的石牌话带大家背珠算口诀：“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退六进一、五去五进一…”。这门课学的知识我进入社会以后立即派上了用场，无论是在下放的社队还是在当民工的工地，会打算盘让我免了不少出大力流大汗的辛苦。

手工劳动课的内容较多，我们学会了叠纸船、纸帽子、纸飞机，学缝补衣服，做鸡毛毽子，糊火柴盒子等等。我属于心粗手笨的那种人，几乎没有做过一样让老师满意的作品，我还是喜欢这一个星期只有一节的课程。

五六年级的算术分别由夏孝忠和吴怀荫老师执教，两位老师都比较严厉。因为在作业本子的天头地边打草稿的坏习惯，我不止一次地被夏老师严厉呵斥。吴老师还有更厉害的罚站伺候。下课时分，假如你被班上的学习委员叫上，说“吴老师有请”的时候，心里就要噗里噗通地跳了。

进入老师办公室，吴老师就让你“靠壁根站好了”，然后把你的作业本子塞到你的手里，“给我仔细检查，到底错在哪里！”，他自己继续埋头批改作业。我满心惶恐地站着，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作业到底错在何处。大约半个小时以后，他招招手把我叫到身边，把我没有弄懂的地方又仔细讲一遍，并且把作业重做。因为这个原因，孩子们都有些怕他。对于老师给学生“罚站”之类的惩戒，那个时候的家长都是持肯定支持态度的。

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中就包括罚跪、罚站、用戒尺打手心这三大常规惩戒手段，老人们的教育理念是“牛要打、马要鞭，小伢几不打作翻天”。“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具有父母一样地位的老师打骂学生自然是合理的了。虽然解放以后的学校里渐渐改掉了罚跪、打手心这样的方式，但在文革以前，罚站在城镇乡村学校里还是天然合理、普通常见的。年以后吴老师改掉了这种教育方式，至今我还对老师们当年的严格要求心存感激。

我们高年级的语文老师是梁志华和汪炳根老师。梁老师总是要求我们多多背诵课文，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他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抄了一段怀宁书法大师邓石如的话：“读书须极熟，然后得尺则尺、得寸则寸，久之自不能舍”；“父母不足恃，家业不足恃，自己力气不足恃，可恃者，读书明理、心存忠义而已。”他给大家解释了这段话的意思，我只是一知半解的有了一个大致理解，就是人想好就应该多读书。当然，他要求我读的背的，当时我都做到了。我喜欢看杂书的习惯，是在实小的几年中养成的。

对我喜欢文学影响最大的是汪炳根老师。他讲普通话，上课满腔激情，朗读课文声音洪亮、中气十足，抑扬顿挫中饱含情感；他解说课文也眉飞色舞，听他的课像听说书一样。他经常利用空堂来班上，为我们朗读诗歌，“叮当、叮当、叮当，这声音响在大街上，响在村头老槐树旁，打铁的炉子在那儿安上，那炉火又红又亮……”，他字正腔圆的朗读，把我们带入了许多美好的意境之中，50年过去了，这首名叫《小铁匠》的诗歌我还能背出一些。他激励我们写作文的常用手段，一是经常给我们朗读书中的好诗好文章，二是我们的作文凡是写得像样一点的，他都拿在课堂上朗读，让作者激动得意、倍感荣耀，其他同学在心里有羡慕嫉妒，暗暗发誓下次也让老师在堂上读一回。在他的引导下，同学们大多喜欢语文、喜欢读书。我当时暗暗萌生了当作家诗人的理想，虽然一走上社会就烟消云散、诗意全无，但喜欢写作的种子，是在这个时候生根发芽的。

我觉得，文革前的实验小学，在贯彻国家关于“让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全面发展”教育方针方面是有心得有成效的，语文算术主干课程教学抓得扎实，教师水平整齐，责任心强，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在小学几年里，我的蓝布书包里总是瘪瘪的，除了课本，没有什么辅导教材。虽然没有繁重的作业负担，我们都轻松顺利地升入高小初中。这就叫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其他课程如自然、地理、历史、体育、美工都很受学生欢迎，珠算课、毛笔大字课、手工劳动课切合了社会需求，为学生培养了应用技能。

在那个年代，讲突出政治、抓阶级斗争的风潮已经拂过了校园，学校把这些要求和学生的正确政治立场、三观养成和道德品质培养结合起来了。年到年，全社会开展“学雷锋运动”，实小开展了“学雷锋、做好事”和“我是社会主义小主人”主题活动，培养学生胸怀理想、乐于助人、学好本领、报效祖国的优良品质。在学雷锋做好事活动中，同学们都满腔热情，到处找“好事”做，为良好的社会风气形成尽了微不足道的一点努力。实际上，当时我们毛手毛脚的，有时候是帮忙帮忙、越帮越忙，帮人家打开水把人家热水瓶打碎了，帮五保户老奶奶家抬水，把水桶掉到井里去了，都是曾经出过的笑话。

现在的中小学学校里有许多禁忌，不准外出郊游，不准下河游泳等等，在那个年代好像没有那么多约束。天热了，同学们在教室里议论，放学以后到前街大河洗澡去。汪老师听见了，纠正说“不是洗澡，是游泳！是到江河湖海游泳去。”暮春时节，老师组织全班去官山和麻塘湖畔野营，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装备”——木头枪、钢精锅、装着生米的米袋子、小锄头和烧火柴。野营的科目有田野行军、搜索情报、爬山、捉特务、挖野战土灶和野炊。为了携带方便，同学们都带的是木头硬柴，到煮饭时引不着火，把湖边上龙兴庵尼姑们的干竹壳松毛柴偷掉一大半，老尼姑找汪老师告状，汪老师把大家召集起来，板着面孔说了半天“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好像还自掏腰包，往龙兴庵的功德箱里投了五毛钱。

其实，大多数男生都不会煮饭，不知道该往锅里添多少水，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撤火。尽管几个有经验的女同学教了，我们还是煮出了双色饭，上面白的夹生，下面黄的焦了。尽管这样，我们个个都吃得津津有味，对每次的野营活动都翘首企盼。有一次野营走在半路上下起了大雨，我们的行军没有停下来，老师们说，要经得起风雨见得过世面。“大风大雨没什么可怕，人类社会就是在风雨中走过来的”。老师们组织的这些活动，培养了我们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品质。影响了我们一生的道路。

没有“素质教育”的标签口号，当年实小践行的是真正意义的素质教育，它为人才成长的大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的同学们走上社会以后，大多成为单位的骨干，有的成为同行中的佼佼者，实验小学的基础教育功不可没。

五十年过去了，至今怀念当年的老师们——汪炳根、吴怀荫、梁志华、夏孝忠、朱家才、蒋恩普、潘仲林、何家秀、何学海、王焕华、吴光华、吴炳莲……等等，虽然和你们一直没有什么联系了，可我还记得你们的英姿笑貌。你们为我们成长付出的辛劳，我们没有忘记，永远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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