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

韩星丨人权理论的价值基础含音频

发布时间:2020/11/13 20:45:17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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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儒家以“道”为最高理想价值。儒家之道属“人道”范畴,其实质即是“仁道”,人之为人的内在本质。儒家的仁道体现在政治上就是“仁政”,试图建立以仁道为根本的政治形态,张扬道统以与君主专制与官本位抗衡,但在两千多年的政治实践中存在很大的缺陷。今天,仁道观念可以成为人权理论的价值基础,以弥补西方人权理论过分强调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的弊端。

儒学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人权的概念,但并不能说不重视人权问题。从学术渊源上说,现代西方人权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就是中国儒学。通过考察中国儒学对西方的启蒙思想家产生的影响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17、18世纪的欧洲哲学家、思想家莱布尼茨、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狄德罗等无不服膺儒家学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大多论述人权、人性问题,形成了一股很大的社会思潮,这些思想最后汇合到康德、黑格尔这些大家的哲学之中,为现代西方理性主义人权论的奠定了理论基础。诚如成中英先生所说,人权、民主这些概念首先是由西方人提出来的,这没有什么疑义。但是,现代西方人权论是在东方哲学,特别是在儒家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现代人权的哲学基础是儒家哲学的人性伦理或德性伦理。

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一种天地人一体构架中重人重民的人文精神,是通过性善、仁爱、仁政、民本、中庸、至诚、和为贵等概念来表达其人权理念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儒家传统中包含若干思想资源,它们可以与现代‘人权’概念相接榫,并且在儒家文化的脉络中为它提出另一种证成(justification)。”关于现代人权与儒家传统,李明辉经过分析、比较,认为美国学者帕尼卡(R.Panikkar)曾归纳出《世界人权宣言》的三项哲学预设,一是普遍人性,二是个人之尊严,三是民主的社会秩序,“在这三项预设当中,前两项预设无疑可在儒家思想(尤其是孟子思想)中发现有利的思想资源。”儒家的仁道观念不但与西方人权主义的基本原则相一致,而且为人权主义理论的提供了价值基础。

一、儒家“于道最为高”

儒家的“道”是指古代先王之道,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它代表着儒家文化的价值理想和最高典范。《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于道最为高。”儒家把道是放在一个不可动摇的最高地位的,要求“士人”必须作为“道”的担当者、固守者。如《论语·子张篇》中孔子有两句话:“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君子要以学而达道。在这个基础上,孔子要求儒者:“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显然,孔子把道视为一种不可轻易放弃的理想价值。这一理想价值是孔子从历史文化中概括和提炼出来的,它不离百姓日用与社会人生,却又能够超越世俗具体利益,对社会具有裁定和评判的意义,因此也就成为儒者人生价值取向的根本依据。“孔子的‘道’具有普遍性和包涵性,它是一个大的道理,具有广大的客观性,它是在人的文化发展中的人的价值,是人的理、社会的理。”孔子要求士人们能够超越自己个体的和群体的利害得失,在“道”的基础上发展为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

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挺立儒者的独立人格。他希望儒者有高远的追求:“道在尔而求诸远”(《孟子·离娄上》),要求儒者无论穷达都不要背弃道:“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孟子·尽心上》)甚至要求儒者“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荀子的“道”与孟子的高远与超越相比,就显得具体、实际多了,甚至有更多现实功利的考虑。如他说:“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荀子·儒效》)“道也者,何也?礼义、辞让、忠信是也。”(《荀子·强国》)“道也者,治之经理也。”(《荀子·正名》)可以看出,从孔子文化关怀到荀子政治参与的明显变化,显示了孔孟与荀子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孔孟与荀子虽然共同言“道”,但其内涵已经有明显的不同,孔孟的“道”中包含着更多的文化批判因素,而荀子则更看重士人对现实政治的参与效果。

古代儒者所坚守的“道”的理念,与西方学者所追求的真理、正义等价值有接近的地方,但更有终极依据和超越层面的诉求。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这样说:“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这就相对清楚地说明了西方知识分子的思想精神特质,而儒家的“道”是源于对历史文化的反思,由古今之变而天人之际,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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