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荀子对“饰”字的使用情境还是比较复杂的。抛开第一、第二类与礼关系不大的用法而言，“饰情”与“饰别”之“饰”的方法和设计思路就全然相异。而在《礼记》文本中，“饰”出现了三十余次，除了做普通的“修饰”含义外，用法与《荀子》“饰情”基本相同。同时，前文第三节分析了“礼三本”一段与《大戴礼记》重合的文本，其“本”做“始”的用法，也几乎与荀子文本中其他六十余次“本”不同；此外，在《礼论》与《礼记·三年问》一篇重合的文本中，出现了一个应作五服之亲含义解读的“群”字，这与荀子其他“群”的含义差别很大，且“群”又是《荀子》中非常重要的概念。这样的比较，或许是一个讨论《荀子》文本内部不同思想来源的方式，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关键词：荀子；饰；文本；礼

中图分类号：B.6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09-10

作者简介：于超艺，女，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

在《荀子》的《礼论》篇中，与“饰”有关的文本连续出现：“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师旅，饰威也”（《礼论》）“事生，饰始也；送死，饰终也；终始具，而孝子之事毕，圣人之道备矣”（《礼论》）“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不可益损也”。（《礼论》）考察《荀子》全文，“饰”字凡60见，其中19次出现在《礼论》篇中。而在《孟子》全书中未见“饰”字，《论语》中也仅出现2次，并且皆是做修饰、装饰某具体物的字面意思使用，并没有太多阐发空间。《荀子》中使用“饰”字的文本广泛出现在《礼论》、《乐论》、《正论》、《王制》、《君道》等十八篇中，我们可以把“饰”在这些文本中的使用情景分为三类：一类是与《论语》中“饰”的含义类似，例如：“兵革器械者，彼将日日暴露毁折之中原；我将修饰之，拊循之，掩盖之于府库”；（《王制》）“城郭不待饰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劲，敌国不待服而诎，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谓至平”；（《君道》）“棺椁三寸，衣衾三领，不得饰棺，不得昼行”。（《礼论》）此类共有十六处文本，这一类文本的特点在于“饰”修饰的是一个具体的物品或者行为，并且在这些句子中，荀子并没有借用“饰”来阐发自己的观点，或表达价值判断。

在《荀子》中找到的第二类出现“饰”的情境则与之不同，例如：“饰邪说，文奸言，为倚事，陶诞突盗，惕悍憍暴，以偷生反侧于乱世之间，是奸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荣辱》）“彼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杰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仲尼》）“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只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非十二子》）前后共有八处文本。在这些文本中，“饰”比起第一种情境下“修饰”的含义，又多了一个负面的价值判断，联系上下文可以直接看出这些“饰”是荀子所不赞同的。

第三类出现“饰”字的情境则较为重要，用“饰”来正面描述一些荀子自己的观点，例如:“今以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以相群居，以相持养，以相藩饰，以相安固邪”；（《荣辱》）“圣王财衍，以明辨异，上以饰贤良而明贵贱，下以饰长幼而明亲疏”；（《君道》）“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师旅，饰威也”。（《礼论》）有三十多处“饰”字的使用都可以归入这一情境，并且，“饰”在《荀子》中的正面意义都与“礼”有关。如何理解“饰”在《荀子》文本中的多种使用情景？在荀子的礼学中，被“饰”的对象是什么，它又何以是可“饰”的？

荀子使用“饰”的三种情境，似乎是有内在矛盾的。在“饰邪说”、“以让饰争”一类文本中，荀子显然不觉得通过“饰”，可以将邪说、奸人变为君子；但“藩饰”、“饰贤良”、“饰欢”、“饰哀”又是荀子推崇的礼的重要意义。“著诚去伪，礼之经也（《乐论》）”，被荀子推崇的“饰”如何不是虚伪，又如何理解《荀子》中这两类文本的共存？我们试着从文本中找一些区别。虽然都是修饰，但有意识的“饰”自己的行为，和描述“礼”有“饰”的功能，这似乎是有所区别的。第二类体现“饰”的负面作用的文本，都能从上下文中找到一个人物，他有意识的“饰”了自己的言行。而第三类文本都是在客观描述“礼”的文饰功用，而这个制定“礼”如何体现“饰”的行为，在荀子文本中不是由现实社会中的个人来完成的，而可以被表述为圣王的制作。有这样的区分，荀子在不同语境下使用同一个“饰”字，就思想内部的统一性来说，倒也是无嫌的。“饰”奸言邪说的弊病在于虚伪不诚实，改变了表象但并没有真正改变本质。那么礼“饰”的作用可以避免这种弊病吗？首先，从效果上而言，如《儒效》篇所说，“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注错习俗所积，也是礼的环境带来的潜移默化的效果，荀子认为人长时间处于某种环境当中，是可以改变本质的。甚至荀子文本中还曾出现过一处“修饰之君子（《礼论》）”，指的并不是深谙礼之文的君子，而是对亲人有深厚思慕之情的重质之君子，这一处用法也是十分有趣的。此外第三节我们也将从“称情立文”的角度更本质讨论礼的“饰”，是不是虚伪的。

由上文梳理了“饰”在《荀子》文本中的三种用法，它们的词义虽然都是修饰，但使用的语境还是较为繁杂的。与孔孟不同，在“礼”的领域使用的“饰”当是一种有荀子特色的用法，具体内涵将在下一节重点诠释；然则荀子虽有独特的“饰”的用法，但较为普通的“饰”作修饰某物或者掩饰邪说奸言的动词（第一、二类文本）使用的频率也占到总数的40%，并且分布于十二个不同篇目当中。因此，笔者不认为“饰”在荀子的思想中可以作为一个成熟的礼学特殊用语来使用，而且即便在与“礼”有关的文本中，“饰”的含义也不是完全一致的，第二、三节将展开对这一部分文本的论述。

二

就荀子使用“饰”的三种情境而言，第三类的文本材料更多，也更能体现荀子礼学的特色，因此本节我们从第三类“饰”的文本入手，讨论“饰”在《荀子》阐述“礼”的文本中的含义。而这一部分文本，笔者将其分为两类：“饰别”与“饰情”。本节主要讨论“饰别”的含义。

由礼之起源意来看，在自然状态下，“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富国》）且“分均则不偏，埶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王制》）因此只有以差等之分为基础的政治设计才能去乱止争，在政治设计中应当有地位的贵贱差别权力不同产生出上下等级，在级别之内规制人们的欲望，合理分配社会资源，才可以防止出现争乱穷的无序状态。因此，虽然作为荀子思想中“一切规范的总称”的礼，目的在于养，但荀子又说：“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论》）“别”则是要达到贫富轻重皆有相应的位置，即“卑不得以临尊，轻不得以县重，愚不得以谋知”（《君道》）的效果。“饰”在“别”这个意义上的体现，荀子称之为“藩饰”：

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君道》）

今以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以相群居，以相持养，以相藩饰，以相安固邪。（《荣辱》）

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琱琢刻镂，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饰之也。（《君道》）

“藩饰”，杨倞注为“藩蔽文饰”，“有德者宜备藩卫文饰也”。“藩饰”是作为“能群”的四个组成部分之一被提出的，而“能群”的本质要求即在分、别。“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贵贱而已（《富国》）”，所以体现上下有别的等差，是“藩饰”最重要、最根本的意义。

“藩饰”之“别”是通过财物分配来体现的。“藩饰”是以财物来“饰”：圣王财衍，以明辨异，上以饰贤良而明贵贱，下以饰长幼而明亲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晓然皆知其所以为异也，将以明分达治而保万世也。（《君道》）

用以“别”差等的饰，主要体现在雕琢、刻镂、黼黻、文章等物质区分。作为财物的“饰”其实也是“禄”的一部分，合礼的“饰”，可以将“衍”财，即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之外的财物做合理分配，这一部分财物的分配也同样体现了“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富国》）”的荀子认为合理分配原则。

在体现“别”的同时，“藩饰”起到了“饰贤良”，以“养”之的作用：

诚美其德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藩饰之，以养其德也。（《富国》）

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王制》）

依《富国》篇，百姓依赖仁人官长的养育，赞美他们的德行,因此希望为他们准备美好的文饰来衬托他们美好的德行。“刍豢稻梁，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礼论》）”在荀子看来，仁人、贤人应该配以更好的养，这是合乎情理的规定。

在体现“别”的同时，“藩饰”起到了树立威势以维系秩序的作用：

知夫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以塞其耳……使天下生民之属，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是于也，故其赏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举在是于也，故其罚威。（《富国》）

雕琢、刻镂、黼黻、文章的藩饰构成了官长“赏行罚威”的“势”，“藩饰”的感染力，使得百姓通过耳目所见的场景，潜移默化的顺从于人主所要求的的秩序。

三

在《荀子》文本中，“礼”“饰”的作用还有一些较为特别的体现，这些文本具体描述了“礼”的部分意义在于修饰人伦生活中的一些情感：

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礼论》）

礼之大凡：－－事生、饰琱也，送死、饰哀也，军旅、施威也。（《大略》）

齐衰、苴杖、居庐、食粥、席薪、枕块，所以为至痛饰也。（《礼论》）

且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琱钺者，先王之所以饰怒也。（《乐论》）

礼的制度设计可以起到饰欢、饰哀、饰敬、饰至痛、饰喜怒的功能，这类文本多见于荀子《礼论》，并且只见与《荀子》的《礼论》、《乐论》、《大略》三篇。关于这里的“饰”应该如何解读，李涤生解为“表达情意”，北大本也注为表达，杨倞无注。陈大齐解“饰”也注意到这类文本，又结合《礼论》中“刍豢、稻梁、酒醴，餰鬻、鱼肉、菽藿、酒浆，是吉凶忧愉之情发于食饮者也。卑絻、黼黻、文织，资麤、衰绖、菲繐、菅屦，是吉凶忧愉之情发于衣服者也”这一段连续五个“发”的排比句，认为“发字似可用以为饰字的注释，所谓饰者，是情的表达。文与饰，分别言之，就表达作用为而言，则称之为饰，就经表达于外者而言，则称之为文”。的确，这一类引文中的“情”确实是人自发产生，饰也有帮助情感表达的作用。但就荀子礼学而言，表达就一定包含了确定的表达方式、标准，在礼的范围内，不可能有单纯的“情之表达”。因而即便将“饰”理解为表达，那这种表达也与应当的表达方式、结果是不可分割的，否则就不是荀子礼学语境下的“饰”了。并且，沿用在其他文本中“饰”的“修饰”之意来理解这一类饰情的文本，似乎也是可行的。荀子《礼论》中讲到礼，有一重要原则“立中制节”，这个“节”就是对人情的节制，也是告诉人们“情”可以表达为何种形貌。而这种“节”情，正是“修饰”人情的具体方式。至于这种修饰何以可能，修饰的方式、标准是什么，我们将在后文特别讨论。

除饰喜怒、饰哀敬的文本外，还有一类与贵始有关的礼的文饰被荀子特别推重事生，饰始也；送死，饰终也；终始具，而孝子之事毕，圣人之道备矣。（《礼论》

事生是生时以孝奉亲，它的意义在于“饰始”，人之始；丧礼送死，意义在于“饰终”。对“终”与“始”礼学意义的讨论，在《荀子》的《礼论》中占了大量篇幅。“饰终”更重于表达哀痛之情，笔者已将其归入前一类文本讨论，而“饰始”所饰的情感与喜怒哀乐这类人情有所不同，是对天地、先祖等人类生命、文明之源的崇敬之情。在《礼论》的这一段文本中，荀子描述了一些与“始”有关的礼：

故王者天太祖，诸侯不敢坏，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别贵始。（《礼论》）

大飨，尚玄尊，俎生鱼，先大羹，贵食饮之本也。飨，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饭稻粱。祭，齐大羹而饱庶羞，贵本而亲用也。（《礼论》）

以太祖配天、祖庙不毁庙、有百世不迁之大宗，这些祭礼的规定都是对人类创生之始、族群繁衍之始的尊崇。接着这段文本，荀子继续阐述贵始在礼中的应用，例如玄酒、生鱼等今人已经不再习惯的生活习惯，都被体现在祭祀之礼中，就是为了体现对文明之始的敬重。虽然在《荀子》文本中，“本”多做根本原则讲，但联系上下文更多的对礼仪中贵始的描述，此处“饮食之本”、“贵本”之“本”当是“始”的含义。紧接着这一句，荀子说“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理，两者合而成文，以归大一，夫是之谓大隆”。（《礼论》）由上下文，此处的“本”指的并不是根本原则，而是“始”。贵始就是文饰的一种体现，而同时这种礼的仪节也需要合理能实行。贵本和亲用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文，而文的目的在于不忘远古时代，这才是礼的隆盛。而总领这一段贵始的是礼之三本的描述：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礼论》）

李涤生解礼之三本为“制礼以天地、先祖、君师三者为立法的纲领”。而这一理解与他将“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理解为“制礼上以事天，下以事地，尊敬先祖，崇隆君师。这是礼之所出的三个基本原则”相互呼应。然而对“上事天，下事地”这句文本，礼家有不同的解读。《大戴礼记》的《礼三本》篇与这一段荀子文本基本相同，据《大戴礼记汇校集注》，元刻本“事”做“祀”，各家注释也均做祭祀、尊荣君师的角度理解。而其实杨倞注“所以奉其三本也”⑦应当也是从祭祀的角度来理解。蔡仁厚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由礼三本指出天地、先祖、圣贤作为始的意义，“返本而报始，慎终而追远，所以必须祭祀”

如此则并无文本呼应将礼三本第一句的天地、先祖、君师解为原则纲领之“本”。且君师的意义在于使礼行于天下，若三者同为立法纲领，则不知君师能与天地、先祖并为礼被制定的三个基本原则，原因何在。且考察由礼三本所总领的后文,以《大戴礼记》的《三年问》涉及之相同篇幅为限，“本”在这一部分文本中皆可以做“始”来理解。因而笔者推测，“礼有三本”这一段文本亦可做礼的三个敬始的含义。

礼以饰情，其意义在于既能使人血气平和，人心不乱；又能使得社会安定平和，群居和一：

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乐论》）

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论》）

个人血气平和，族群安定和平，最后达到群居和一。群居和一之道，我们较为常用的文本是《荣辱》篇“别差等”的秩序维护的群居和一方式：“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荣辱》）但凑巧的是，“群居和一”在《荀子》中一共出现了两次，另一次就在《礼论》涉及丧礼的文本中：

故三年以为隆，缌麻、小功以为杀，期、九月以为间。上取象于天，下取象于地，中取则于人，人所以群居和一之理尽矣。（《礼论》）

丧礼的仪节就是饰人们的哀戚、思慕之情的，斩衰三年到缌麻三月，皆是“称情立文”（《礼论》）即“饰情”。丧服制度所体现的群居和一，与先王“制礼义以分之”，通过别差等贵贱所达到的群居和一，正是礼的意义在人伦与政治制度两个方面的体现。由此可以看到“饰别”与“饰情”走向了共同的目的：群居和一，即秩序的实现。

需要额外说明的是，在本文的讨论中，“饰情”主要体现在礼的父子、夫妇、兄弟等人伦生活层面，而不是政治制度的设计。其实在政治制度的领域，荀子也做过用情来解释的尝试，例如《富国》篇“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者，无它故焉，其所是焉诚美，其所得焉诚大，其所利焉诚多”。但因互见的文本较少，且对政治秩序，我们较多谈论的是其“合理性”，这种对政治秩序的“合情”面向的解释，确实没有人伦生活中的“称情立文”更容易被接受。因而对政治制度层面的礼义，本文全做“饰别”的角度解读。

以上基本完成对“饰情”文本的梳理。但由此衍生出一个问题，礼对情的饰如何可以被接受？其实在“饰别”的部分也应当有这一追问，但与之相关的内容如义、辨之类的概念学界已经有相当丰富的讨论，因篇幅所限本文就不再重复梳理。而“饰情”的礼则较少被提起，因此我们在此特别讨论一下礼对情的饰，是如何可以被接受的。

首先需要说明荀子在讨论“饰情”相关文本时对人情的态度。在《礼论》中，荀子对情是十分看重的。荀子提到，礼“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大一也”（《礼论》）在情与文不能俱尽的情况下，只具有情，而不是只表现出文，才是有礼的一种体现。《礼论》中论述人情的文本还有很多，它们似乎可以理解为，制做人伦之礼所依据的人情，是人所本有的：

故说豫、娩泽，忧戚、萃恶，是吉凶忧愉之情发于颜色者也。歌谣、謷笑、哭泣、谛号，是吉凶忧愉之情发于声音者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几筵，属茨、倚庐、席薪、枕块，是吉凶忧愉之情发于居处者也。两情者，人生固有端焉。若夫断之继之，博之浅之，益之损之，类之尽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终始，莫不顺比，足以为万世则，则是礼也。（《礼论》）

两情，杨倞注为“谓吉与凶，忧与愉。言此两情固自有端绪，非出于礼也”。两情虽只提到吉与凶，忧与愉，但文本所涉及的文饰，涉及大部分的人伦礼仪。而这些礼所缘的情，依荀子此处所言，应当是本有端绪的。不过虽有端绪，不同人表现出来的情感强烈程度有所不同。比如至亲之丧，“将由夫愚陋淫邪之人与，则彼朝死而夕忘之……将由夫修饰之君子与，则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若驷之过隙，然而遂之，则是无穷也”。（《礼论》）愚陋淫邪哀痛之情过少，而君子则哀痛之情最盛，这便体现了每个人的情感虽然都有端绪，但实际呈现的程度有所不同。这样的差异是“乱”，因而圣王治礼，便要“立中制节（《礼论》）”，“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礼论》）”，使得过与不及的情都能得到合理的安放，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

具体而言，三年之丧以二十五月为期，这作为一个标准。这一标准来源于对至亲丧礼的加隆之情，两倍于期。愚陋淫邪之人哀痛之情虽少，但也需按礼来服丧；君子虽然二十五月之后哀痛未尽，思慕未忘，也需以礼断哀痛之情，不能因死废生。同时三年之丧的每一具体环节，都有礼仪的细致规定，“变而饰，动而远，久而平”（《礼论》）把对死者的仪节与生者的人之常情结合的恰到好处，从治丧之始情绪的变化，到三年后生者情绪的平复，都有细致的考量：“故死之为道也，不饰则恶，恶则不哀；尒则翫，翫则厌，厌则忘，忘则不敬。一朝而丧其严亲，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则嫌于禽兽矣，君子耻之。故变而饰，所以灭恶也；动而远，所以遂敬也；久而平，所以优生也”（《礼论》）。因此，虽然每个人的人情与礼的具体规定会略有出入，但情之端人皆有之，且礼之规定自有其细微之理以合乎人之常情，所以礼以“饰情”是较为容易被理解的。

四

为了行文方便，本文将“饰”在荀子礼学中的应用分为“饰别”与“饰情”两个部分，分别在第二、第三节论述。但实际上，即便忽视人为的区分归类，荀子也少有通说这两类应用的表述，即人伦生活与政治制度的“礼”很少被统一表述。如何理解《荀子》关于“礼”的文本表现出的割裂感？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提到，“封建宗法社会之中，关系从人，故制度尚礼…及宗法即衰，从人之关系渐变为从地，执政者势不得不别立“贵贵”之制度以代“亲亲”…荀子之礼治思想殆即表现此过渡时期之趋势”。《荀子》文本中暗含的这一“分裂”，可能正是当时社会转型的一种体现，或许《荀子》文本中的“礼”会存在两种不同来源。

由上文的梳理，荀子对“饰”字的使用情境还是比较复杂的。抛开第一、第二类与礼关系不大的用法而言，“饰情”与“饰别”之“饰”的方法和设计思路就全然相异。而在《礼记》文本中，“饰”出现了三十余次，除了做普通的“修饰”含义外，用法与《荀子》“饰情”基本相同。同时，前文第三节分析了“礼三本”一段与《大戴礼记》重合的文本，其“本”做“始”的用法，也几乎与荀子文本中其他六十余次“本”不同；此外，

在《礼论》与《礼记·三年问》一篇重合的文本中，出现了一个应作五服之亲含义解读的“群”字，这与荀子其他“群”的含义差别很大，且“群”又是《荀子》中非常重要的概念。这样的比较，或许是一个讨论《荀子》文本内部不同思想来源的方式，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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