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荀子 >> 荀子新闻 >> 李清霞评论帝国的诅咒ldquo去
李清霞编辑：唐韵音画
内容摘要：《帝国的诅咒》以殷商末代帝王子辛为核心，以“去神话化”的叙事策略讲述了商王朝在末代帝王子辛经营下由弱到强又迅速灭亡的悲壮故事，塑造了悲剧英雄子辛的艺术形象，以期对“武王伐纣”的历史事件进行重新解释。作者没有将叙述停留在为历史人物“翻案”的浅层面上，而是将叙述重点放在关乎中华文明历史发展走向的治国理念和制度建设及其对当下的启示和意义等层面上，进而探寻或确定历史上对“武王伐纣”的传统叙述和解释是否真是一个有效的证词，并力图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
关键词：帝国的诅咒去神话化历史事件殷商子辛
新时期以来，随着西方文化寻根思潮的涌入，重述神话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母题和创作资源。《指环王》、《百年孤独》、《哈利·波特》、《蜘蛛侠》、《特洛伊》、《达·芬奇密码》等一系列新神话主义文学和影视作品在国内受到普遍欢迎。新世纪以来，世界性重述神话项目陆续推出苏童的《碧奴》、叶兆言的《后羿》、李锐的《人间》、阿来的《格萨尔王》等作品，神话成为最具有市场号召力的巨大文化资本。神话不再是虚无飘渺的非理性产物，而是人类童年时期智慧的结晶。改写传统神话，重建中华民族本土神话传统，探寻中国前现代的社会传统，以期从中发现批判现实与启示未来的神圣力量，成为许多作家的自觉选择和审美追求。连现代革命历史题材、抗战题材的作品都出现了“神话化”的特点和趋势，以传奇性、娱乐化赚取眼球和经济效益。这期间，也有一些作家开始重新思考历史和神话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去神话化”的历史叙事作品，鹏鸣的《帝国的诅咒——纣王与妲己秘史》就是这样的一部长篇。
一
殷商的末代帝王子辛有一个后世赋予他的专属名字——纣，这个字是专为他而造，极言其暴虐。周以后的正史都将他作为“万恶无道”的亡国之君来书写，《封神榜》以神话故事的形式叙述了这段历史，纣王和妲己被彻底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历史上，也有对子辛的正面客观记述，《荀子·非相篇》说他“长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史记·殷本纪》曰：“商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体力过人，手格猛兽。”郭沫若研究甲骨文，从殷墟卜辞中发现子辛征伐东夷、教化夷人的历史事实，认为其经营东南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远远大于周人灭商。子辛及殷商那段历史，深深吸引了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历史的鹏鸣，他搜集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资料，用大量的时间学习历史、宗教、神话、仪式、象征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自费到西北和东南进行实地考察，亲身感受并想象历史上北蛮、有苏、西岐、东夷等部落和属地的风土人情，以95万字的篇幅讲述了子辛开疆拓土、教化东夷、杀伐征战、凶残暴虐又侠骨柔肠的英雄故事。
《帝国的诅咒》是鹏鸣的第一部长篇，叙述了三千多年前王朝更迭的往事。作者饱含深情地讲述了商王朝在末代帝王子辛经营下由弱到强又迅速灭亡的悲壮故事，以及子辛与苏妲己纯真的爱情故事，塑造了悲剧英雄子辛的艺术形象。成王败寇，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观。在人类历史上，正史永远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失败者是没有话语权的。任何历史都是为当下现实寻找历史范式的，周人叙述的历史也是为周王朝的合法性进行论证的。商王朝的覆灭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有偶然性的因素。残暴荒淫是中国历史上亡国之君的共同特点，几乎每一个暴君的背后都有一个红颜祸水，这种历史定势至今还在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和政治文化领域，“二奶反腐”就是这种文学史观的负面影响之一，这种浅薄的历史观如若继续横行，中国现代民主制度将会无限地推后或延长。政治文化形态的落后必然制约一个主权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一个不敢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一个没有历史意识和忧患意识的民族，是很难受到世界尊重的。
对诗人鹏鸣来说，这次艺术转型既是挑战也是契机。商纣的历史是已被定型的历史，且年代久远，文字记载相对较少，加上《封神榜》的影响，重述这段历史难度很大。作者没有将叙述停留在为历史人物“翻案”的浅层面上，而是力图把握历史发展的那个重要节点上关乎中华文明历史发展走向的治国理念和制度建设及其对当下的启示和意义等深层面上。这是文本的大境界和大“企图”，也是文本全部叙述的意义所在。
文本大体有三条线索。一是子辛的征战，二是子辛与苏妲己的爱情，三是朝廷争权夺利的斗争，宫廷斗争是作为朝廷斗争的延伸来写的，不是文本的主线。文本的主线，即作者叙述的核心是子辛与士大夫阶层的矛盾斗争，这也是文本的明线，暗线是姬昌父子积蓄力量广罗人才颠覆殷商的故事。在构思上，作者摒弃了宫廷叙事和神话叙事，而且有意识地采用了“去神话化（Demythologizing）”的叙事策略，以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
作者想要探寻或确定，对殷商王朝灭亡、对纣王和妲己的传统叙述和解释是否真是一个有效的证词，他首先要做的就是以客观化思维重新审视那段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封神榜》所叙述的历史事件进行“去神话化”，脱去神话的光环，尽可能地还原，准确地说应该是解释那段历史。作为历史叙事的文学必须要解释神话，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和回避，因为神话叙述的往往是超验的、超出人类控制能力和解释能力的东西，这对人类生存又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新历史主义强调“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认为所谓“历史的本质”根本就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对历史的“叙述”，任何史家和作家都是从特定的观念出发来叙述历史的。周以后的历史是以周人的记述为基础的，周人的历史叙述首先是确立其政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那么周人对殷商王朝历史的叙述，必然是从周人的立场出发的。
人的生存是历史的，人自身必须承担其存在，并为之负责。人生是历史的，通过当前时刻的具体决断，人选择自身而步入将来。在历史中起作用的是人类自我理解的那种可能性，在叙述中，叙述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行为逻辑理解的那种可能性，在事实上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叙述者对历史的解释，必然受到解释者生存问题的促动，探寻具体的在给定历史中起作用的那种生存的理解。美国学者EarlMiner认为，“‘述说的历史无非就是某些人对历史事件的知识’，这种知识又是‘基于历来的记述’，‘基于述者本有的知识和他当时的欲望与希求’，也就是说任何历史的记述都不可免地包含着记述者的虚构。”[1]司马迁的《史记》是对中国历史的解释系统，这种解释必然会受到其自身生存问题的促动。他是严刑酷法的受害者，西汉原本有以钱财军功等赎罪的律条，但司马迁没有钱也没有军功，他为了理想和生存选择了屈辱的宫刑。汉武帝是一个具有雄才伟略的帝王，却刚愎自用，任用酷吏残杀了许多人，其中不乏无辜者。残暴、偏听偏信等是统治者最不被饶恕的罪孽和缺憾，中国似乎向来就有重农抑商的政策，但春秋战国时期，工商业发展迅速，管仲、范蠡、吕不韦等都是商人出身而为相的。司马迁对历史的叙述必然是带有个人色彩的，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后世治国都会以他叙述的历史为鉴，他的历史观、哲学观、人生观等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仁政”无疑是司马迁向往的，倘使汉武帝有尧舜禹汤之仁爱贤德，他必然不会受宫刑之辱。孔子强调“礼”，司马迁强调“德”。司马迁是用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解释历史，他的德治思想是隐含的，更容易被人接受，影响也更加深远。《封神榜》无疑受到了司马迁历史观的深刻影响，将殷商王朝覆灭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纣王失德，荒淫残暴致人神妖三界共愤而诛之，这一叙述给予武王伐纣以合理解释，要求人们对周的统治虔敬和顺从。神话也是一种客观化的言说方式，子辛以其文治武功在殷商末年建立了一个疆域辽阔的强大帝国，公元前年，举行了殷商王朝最大的朝会，来朝会的诸侯余人，建造了历史上第一个豪华宫殿鹿台。这样强大的帝国竟在不到20年的时间土崩瓦解，历史和神话都尝试着给出一个解释。神话总是把超验者表象化为空间上遥远的东西，比如上帝，时间上永恒或再生的东西，比如周人以凤凰为图腾崇拜，其力量在数量上远超于人类本身。《封神榜》把这段历史过程的解释交给了超验的神秘力量——神界、妖界，而人则成为夹在二者之间无力改变历史的弱者。
《帝国的诅咒》也必须面对子辛荒淫残暴的历史，并对之进行解释。殷商朝多年的基业断送在子辛手上，这是一个历史事件，周人和历代的史家对之做出了大致相同的描述，作者站在现代性的高度，从人类性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子辛政治策略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事件是实际发生的，而事实则是被语言描述所建造的。”（海登·怀特语）在新历史主义看来，不存在一种对于历史事件的客观描绘，我们只能从各种不同的叙述中辨别历史。鹏鸣试图让读者明白，历史也可能是《帝国的诅咒》中叙述的那样。历史事件是存在的，但对于这事件的叙述却是不尽相同的。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关乎事件的意义，叙述的方式和角度赋予了历史事件完全不同的意义，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也因此发生改变。
子辛使殷商王朝由衰弱而强盛并最终灭亡是一个历史过程，他试图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征伐教化东夷，开拓殷商疆域至历史之最；他横征暴敛，荒淫无道，宠信小人，以残暴的手段对待士大夫和庶民，这些历史事件该如何叙述，如何评价，的确是个难题。作者用大量的篇幅描述子辛的征伐及部落间的战争，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经阶段。子辛亲征，征服了有苏部落和东夷的徐戌部落和奄氏部族；派恶来征服了犬戎部，祖伊征讨鬼方、危方、羌方及东夷，蜚廉伐薄姑部落；有苏部征伐西落鬼戎；而西落鬼戎的石戌则联合有苏的吉尔反殷；西岐姬昌拜吕尚为帅，以“牧师”之名征讨崇部、饥部、辛部，密须侯为防西岐入侵，出兵平服了阮部、共部，周借机出兵灭了密须侯和犬戎，姬昌以仁德之喻收服芮侯和虞侯。公元前年秋后，西岐开始向朝歌进军，先后征伐了黎部、邘部、营部、酆部，激怒了子辛，欲讨伐西岐；姬昌之死为西岐换来五年的平安，麻痹的子辛以为重赋和强治彻底征服了天下诸侯和子民，姬发以西方侯代天子征伐为由，不断征伐，收服诸侯，于公元前年，召集诸侯于孟津，拥兵十万，征伐殷商，欲“和天下诸侯共有天下”，子辛再次亲征，大获全胜，在大战石戌时身负重伤，东部的徐夷部落趁机作乱，牧野决战，奴隶阵前倒戈，子辛兵败自焚。作者以一系列的战事构建起文本的史诗架构，将王朝更迭的历史轮廓勾勒得清晰而完整。但上述历史事件是如何产生的，那些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却是由朝廷斗争这条线索的叙述来完成的。
文本从子辛祭祀之日搏杀猛虎写起，引出为苏妲己征伐有苏部落，开启了子辛征伐及其与士大夫争权的序幕。以征伐和武功树立自己的威权，是子辛强治的开端。一系列征战使子辛的自信心和权力欲不断膨胀，他鄙视一切虚伪的人，那些所谓的贤人争权夺利，穷奢极欲，却要求天子行仁政，子辛从父亲的经验中认识到社会只有治与被治，而没有仁德到敬与互敬的社会，他与士大夫阶层斗争的思想基础就是强权政治，策略就是强制，即残酷镇压。
子辛欲待威德霸天下之后，再推进仁政。子乙帝深知“帝弱则侯强，侯强则须强治”的道理。两代帝王曾探讨治国之策，子乙认可了子辛的观点，也意识到强治的风险，仍然决心放手一搏。子辛的第一个政治举措就是分散上卿的权利，封了三个上大夫，同时挑起士大夫和诸侯之间的矛盾，三公之一就是姬昌，这是他立威强治的第一步。随后，废弃上卿之位，令费仲、尤浑两位上大夫与三公主政，太师、少师协理。费仲主政时，三公、太师、少师、尤浑等均成为协理大夫。子辛征服东夷后，产生了失去对手的孤独，商容说子辛的对手是“帝自己”，他的野心越来越大，一点点扩大王畿，一步步收回诸侯的土地，想建立一个集权制的帝国。为稳定人心，缓解矛盾，子辛分封了14位随他征战的功臣，朝中士大夫却没有得到分封，这不仅没能使士大夫们归附，反而埋下了祸根，使他们走向了子辛的对立面。
他建造鹿台、摘星楼，派费仲去天下诸侯处敛财，用狂征和暴政压制诸侯和子民，使他们没有余力造反，疲于应付生计和衣食。这一策略引起了士人、大夫和诸侯的不满。九女入宫是子辛朝由盛而衰的转折，帝与朝臣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九侯等送九女入宫，一是规劝子辛行仁政，二是迷惑子辛以统领后宫，使九侯一派成为殷商真正的主政者。说妲己是妖是为了乱帝心智，并非“贤人”们真实的心意。妲己只是他们与子辛争权的工具而已。朝廷的内耗使西岐得到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子辛的自负也使他多次失去剪灭西岐的时机。
二
人类历史表明，一个事件的历史意义只有从其将来的角度才能加以理解。子辛的理想是建立强大的帝国，他征服了西落鬼戎部、基方部、危方部、羌方、鬼方、北羌方等部族，迫使天下诸侯归服，随后又亲征东夷之地，将俘虏带回京畿，将土地划进殷商王畿之内，在东夷设13个“牧”，统归“牧师”辖制，每个“牧”制下分配士人数人或数十人，帮助夷人习识殷商文化。“牧”是殷商的内政官，隶属于天子，为天子主理某地军政，随时可能被撤换。以致西周王朝称东夷的夷人为商夷，东夷人的居地为商地。可见当时子辛对东南夷人教化之深、影响之大。子辛的这一政治管理模式已经具备了封建制度下郡县制的雏形。分封制是奴隶社会的代表政治形态，郡县制的封建社会的代表政治形态，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看，郡县制更适合中央集权统治。中国古代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回溯中国历史，从分封制到郡县制的过渡，经历了一千多年，子辛的政治设想在当时无疑是超前的，具有先进性，更有利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分封制作为一种政治体制还被士大夫阶层奉为圭臬，子辛的变革遭到强烈的反抗，诸侯恐慌，与朝歌中的朝臣相互勾结，周人趁机起兵。周朝夺取天下，武王姬发分封诸侯，称王而非“称帝”，使天下诸侯产生了与武王共有天下的错觉。春秋战国诸侯争霸，周天子几成傀儡，分封制的弊端充分暴露，周“仁德”治国的理念受到严峻的挑战。秦始皇深受法家思想的影响，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废除分封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中国历史的书写有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那就是王朝更迭必因暴政，夏商周秦等无不如此。儒家文化形成于战国时期，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逐渐成为中国的正统文化，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上，虽有起伏，如唐初尊奉道教，唐太宗李世民曾尊奉佛教等，儒家的仁政思想统治中国两千多年。中国的正史是儒者写就的历史。司马光评价汉武帝时说他“有亡秦之失，而无亡秦之祸”，纵观汉武帝的一生，征伐之功、之祸堪比殷商子辛，暴虐程度不亚于秦始皇，单从严刑酷法而言，汉武帝时期可谓中国历史之最，以“腹诽心谤”诛杀大臣，排除异己，最终却使政权更加稳固，司马光解释为其能悔过，即能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解释实在是太过牵强。刘邦为巩固刘氏政权，清除异姓王之后，又与群臣定白马之盟，立下“非刘氏不王”的誓约。随后汉王朝平定了七国之乱、八王之乱，汉武帝颁行“推恩令”，同姓王的实力被大大削弱，无力与朝廷抗衡。是汉初一系列的政策巩固了汉家的江山，而不是汉武帝的暴虐具有现实的合理性而没有激起反抗；清王朝入关后也削藩以限制藩王扩张势力。历史不是供人随意打扮的戏子，殷商与周的历史也不例外，子辛代表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周则代表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社会需求和理想。
子辛性格上的缺陷也是导致他英雄末路悲剧的重要原因。他生性多疑，刚愎自用，狂妄自大，不善纳言，导致他在关键时刻用人不当或判断失误。比干、祖伊、破、商容等的良策都未被他采纳，明知恶来是小人还重用他，对姬昌姑息纵容，因用人不当导致刑木反戈，等等。子辛对仁政也是向往的，他总是说这次征战之后就行仁政，而朝臣的步步紧逼使他没有来得及实现自己的理想就被推翻。从某种程度上说，子辛与项羽的悲剧也是性格悲剧。早有人提醒他提防西伯侯姬昌，他潜意识中把姬昌当成了最后的对手，不忍下手；又爱惜姬昌之才，想收服为己所用。他一次次被姬昌欺骗玩弄，却盲目地坚信自己的威猛智慧谋略足以对付姬昌。短短的几十年里，历史竟然出现了循环，姬昌父子用子辛当年对付朝臣的方式骗过了子辛，从根本上说，子辛是被自己打败的。商容敏锐地指出帝与朝臣的根本矛盾是新政与旧习的矛盾，也就是两种治国方略的矛盾，无论胜负如何都有损于王朝的兴盛。子辛以活人饲狮，诛杀九女、九侯、鄂侯等，既是情势所迫，也是蓄谋已久，而制造炮烙之刑、活剖妇人、将比干剖腹挖心等就是残暴本性使然，很难用机谋来为之辩解了。
子辛也是一位智者，他对身边人有较清醒的认识，他敬仰贤臣，比如比干；他珍爱尤妃，因为她“贤德良善”。他也能知人用人，他重用贤者比干、智者商容，对费仲、尤浑这样的小人也能巧妙利用，费仲贪婪，善于敛财，他纵容费仲为他敛财，又利用他贪生怕死的本性逼他建造摘星楼，命他屯粟备用，使他五年内屯粟30万担，利用他对比干的敬仰和未泯的良知替帝赈灾，救助京畿和黎侯等方国的灾民，使帝威名之外又加了贤德仁义之名。他对破产生了兄弟般的情感，他率先给了奴隶以庶民的身份，他尊重他人的性需求，认为女人，包括他的妃子们也有享受性福的权利，这些思想与当时等级观念森严的奴隶制道德和仁政思想激烈冲突，他朦胧的、甚至已具备现代民主意识的观念与当时社会所躬行的“民主”制度产生了矛盾，他“以暴制暴”，最终导致了殷商的覆灭。
独孤求败式的傲慢迷失了他的政治直觉，他错失了很多杀死姬昌的机会，又被武王姬发怯弱的假象蒙蔽，使之得到喘息的机会。当主体以天为敌时，他就可能成为人民公敌。古老的中国文明是为“天”为尊的，天子只是“天”的代言人。子辛设置“牧”，“解放”奴隶，遭到了诸侯和士大夫阶层的反对。以战俘为奴是殷商时期的惯例，子辛征讨东夷，目的是收服而非歼灭。子辛与东夷徐戌部大战，建立奇功的北方蛮卒将领矛（方来）要求子辛赦其士卒为庶人，庶人是殷商朝的自由民。子辛被那些为自由而战的奴隶们的勇气所感染，宣布随他出征的所有奴隶士卒皆为庶人，立功封赏与殷人一样。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进步。但这一先进的政治理念并没有得到士大夫阶层的一致认可，商士对羽的轻蔑与侮辱就是典型的例证。自由、平等、博爱，是否人类的普世价值，我们这里无意探讨。获得庶民身份的北方蛮卒将士在征战中谋求平等的待遇和封赏，这是完全合乎人性的，也得到子辛的支持，但这一理念显然超越了当时社会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水平和文明程度，反使他们产生怨恨。
子辛也有其历史局限，在殷商末年，他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尽管他在战争中朦胧地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平等的重要，但他的平等观念还处在“自发”的状态，而不是“自为”的状态。他赦免奴隶给他们平等的待遇也是有条件的，牧野之战，他征用14万奴隶士卒，曾许诺他们胜利后功高可封爵而有采邑，却没想到三万诸侯联军的战俘阵前倒戈。
三
从文本中，我们不难看出人类的历史不过是一些人为了体现自己的意志而相互屠杀的历史。胜利者未必是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人或利益集团，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野蛮民族征服文明程度较高民族的事件，那么，哪些因素决定了人类历史的走向呢？在《荷马史诗》中，神和英雄共同创造了历史，在中国，天、英雄和庶民是历史的缔造者。天是至高无上的，天子是顺乎天意民意的，在儒家仁政思想统治中国之前，天子是天意的象征，天子无道，天会以异象警示惩罚之，比如猛兽、怪桑的出现、水旱灾害等。子辛不敬神，他认为自己是天子，具有无上的权威。他不信神，也不按时祭祀，对自然界出现的异象总是试图探寻真相或强行给予解释，潜意识中，他甚至想跟天较劲。他相信英雄创造历史，而他自己就是英雄，但他更相信庶民的力量。在子辛与朝臣的政治斗争中，庶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有时庶民是被利用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谁获得了庶民的支持，谁就能获得天下或权利。
朝歌中，“贤人”们把持朝政，过着穷极奢侈的生活，他们与天子争权，将帝和蛮将的征伐之功据为己有，制造谣言扬自己的贤名，污蔑帝和妲己；他们相互猜忌，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利用一切机会向诸侯索贿，欺压士人和庶民。当时贤者是天子与庶人之间的唇舌，子辛和“贤人”们的斗争是互有胜负。朝歌遭遇旱灾，灾民食粟无着，子辛命比干和商容说服士人、士大夫自发献粟赈灾，遭到抵制，子辛设计逼迫士大夫们主动开仓放粮，贤人们贤名更盛，子辛则保住了前方的军粮。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子辛必须设法收服士大夫们，九侯等专权太久，根基很深，子辛的治国方略和政策总是因其阻挠而无法推行，随着征伐的成功，子辛对强权和智谋更有信心，对“仁德”失去耐心，转而用强治对付朝臣。他深知贤人最大的资本是贤名，要想整治贤人，必先去其贤名。庶人是当时的小民，即“百姓”，他们既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也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贤人在庶民中广传帝子辛贪恋妲己美色，任用小人为将宠用小人主政，不行仁政，盛传妲己是妖女迷惑帝，而九女是神女等，庶人们坚信是贤人们相助天子征服东夷，是天子想增加庶人赋税而太师等相阻于帝。子辛则任用布商之子商庶了解民情，派鄂侯与梅伯、刑木为征战东夷的禄父督运军粟，致使士卒断炊而战，损失惨重，鄂侯被禄父杖责。传言逐渐使庶人们相信，鄂侯贪图享乐导致东征士卒因无粟折损数千之众，枉死的士卒亲属聚众于鄂侯舍外大骂要求讨说法。同时有庶人传言太师箕子将霉烂之谷夹杂在陈年旧谷中赈济灾民，灾民将霉变的谷粟倒在太师舍外。庶民彻底损毁了鄂侯、箕子等的贤名，使子辛得到了整治他们的机会。商吉被炮烙也是假庶民之意，他放赈给灾民要求他们秋后双倍奉还，子辛以此为由杀一儆百震慑群臣。朝歌旱灾，子辛利用比干、微子和费仲赈济灾民，使灾民和诸侯感受并传诵天子的仁德；重赋又使他丧失了庶民的人心。
乐师师延说妲己“美过神女，实如妖也”之言几月之内就从朝歌传遍天下，致使庶民恐慌，随后朝歌出现庶人在桑树林被咬死、怪桑树身流血等怪事。公元前年，暴雨导致黄河泛滥成灾，九侯等朝臣买通令尹恶来使其支祖尹去赈灾，借水灾和灾民向子辛发难，逼他火焚妖妃妲己，将情节推向了高潮，宫廷之争与朝廷之争交汇，子辛怒将九女、九侯、鄂侯斩成肉泥，并灭了九侯全族，还将九女之肉烹制成肉团子，令宫中人分食，子辛残暴的本性被激发出来，妲己的争胜之心也被激发出来，一发而不可收。庶民恐慌，是子辛下决心还击九侯等朝臣的重要原因。子辛本性多疑，加之朝臣各怀私利，他深感无人可为他独霸天下而主政，也为失去对手而寂寞无奈，这是英雄末路的典型征兆。
文本的暗线是西岐姬昌发展壮大并取得天下的过程。凤鸣岐山作为天启和神谕被广泛传播，姬昌不死的传说在民间流传很广，姬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与女子交媾必使之有孕。他精通易术，素有贤名，广罗天下人才和英雄，知人善用，西岐民风淳朴，庶民间宽厚仁爱，西伯侯的妃子和儿子也和庶人一样自食其力，这些都是西岐得以壮大的原因。姬昌得到了天下英雄和庶民的支持，若论军事才能与政治谋略，子辛并不输给姬昌，但他处在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落后、原始宗教盛行的殷商王朝，这就使他在综合实力上逊于姬昌，姬昌顺天而行，他逆天而行。失去神的护佑也是殷商王朝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
尽管子辛和“贤人”们都有利用庶民的嫌疑，但他们已经认识到庶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姬昌更是如此。神、英雄与庶民共同缔造了人类历史，只有同时获得这三股力量的支持，才能“替天行道”，三国时期，曹操就不符合天道；《水浒传》中梁山英雄也打出“替天行道”，“反贪官不反朝廷”的口号等。与《荷马史诗》比较，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是其对庶民的关怀，尽管这种关怀不乏功利目的。
要完成文本意义系统的建构，有些历史事件是无法回避的，“去神话化”之后，就需要用唯物史观来解释某些超凡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而用唯物史观解释神话时代的人类现象并未总是那么奏效。
作者用现代欲望理论解释妲己美貌祸国的故事，即女人的美丽激发了或者唤起了男人的贪欲、爱欲和占有欲，引起男人之间的争斗，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矛盾和斗争。在文本中，女人、美都是财富和工具，妲己、九女和所有部落中的普通女子都不例外，当然也可能是灾难。子辛征伐有苏部落是因为索取妲己未遂；九女是九侯争权夺利的砝码，也是子辛对付太师、九侯等士大夫的工具，只是子辛没有预见到左强的连环计，将火引到了妲己身上，使子辛和士大夫的矛盾迅速激化，子辛的残暴一发而不可收；当部落战败，女子就成为战利品或祭品。事实上，子辛和妲己之间所谓的平等的两性关系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的，子辛的强权无处不在，尤妃曾说没有哪个女人能改变帝的意志。从这一点上说，作者的两性观已远超越了《荷马史诗》对特洛伊战争的叙述。
爱情是永恒的话题，文本对帝王之爱的叙述也不可能摆脱历史的局限，妲己爱上子辛这一情节的设置是作者对历史的一种解释，苏侯以全族之力保全女儿和部族的尊严，得到的却是一个荒诞的结局。亲情最终战胜民族尊严，慈爱的父亲把帝送给了女儿。倘使没有这一系列的铺垫，子辛对妲己未必有那么大的兴趣，有苏部落的反抗和有苏男子冲等的勇猛坚贞使子辛的情感升华，使他的爱欲战胜了占有欲。以现代心理学解释这一现象似乎合情合理，年轻貌美的女性爱上了身体强壮、拥有至高权力的帝王，完全符合自然法则。但妲己总是希望子辛拥有更多的女人，而且毫无妒忌之心，不仅与尤妃和睦相处，而且对子辛忠贞不渝，就让人难以理解，是有苏部落的风俗使然，还是她的爱已经升华到了三从四德的理想境界。
对酒池肉林的历史叙述，是一种个人化的叙述。人类进入文明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性的禁忌，酒池肉林、众欢之乐和北里之舞显然与殷商朝仁政的政治理念和人伦教化相违背，文本的解释显得十分牵强。我们不否认子辛以酒池肉林嘲弄士大夫阶层的伪善，太师、九侯等常在舍中听靡靡之音、观北里之舞，却指责天子不行仁政，子辛剥去他们的伪装，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政治策略，但作为一代帝王，这却不是明智之举，这是以暴制暴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命师延作众欢之乐是为了惩罚他污蔑妲己为妖女，这一行为也将子辛钉在了荒淫无道的耻辱柱上，不应是智慧的君王所为。将强迫他人纵欲狂欢作为体恤宫廷侍卫和宫中妃子侍女的善意之举，这种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只能是一种虚构。破纵容东儿与男子作欢，承认其所生的儿子，有蛮族原始生殖崇拜和对生命本身的尊重，当然也是破憨厚的个性使然。作为一个具有超前政治远见和谋略的政治家，子辛是不可原谅的，暴虐就是暴虐，任何理由都不能为残暴开脱。
北里之舞乃是蛮人裸舞，是原始生殖崇拜的遗存，是生命狂欢的形式，世界上许多民族在童年时期都有过类似的舞蹈或宗教仪式，以祭祀神明，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作物丰收，模仿人类两性交媾的舞蹈有着神圣的目的，即刺激、诱惑动植物生长繁衍。殷商朝是文明程度较高的部族，子辛和士大夫们都将北里之舞作为色情娱乐的，舞蹈的神圣性和宗教含义早已被解构。所以，觉察一种历史过程的行为其自身就是一种历史行为，中立地观察一个对象所要求的那种距离是不可能的。关于历史过程的那种似乎是对象性的图像，总是以一种观察者的特质为前提的，但观察者自身却是历史的，而且从来不会是一个站在历史之外的旁观者。[2]关于酒池肉林等的历史叙述，或许还可以有更多的方式或更好的策略。将子辛晚年荒淫残暴滥杀无辜解释为英雄末路，因没有对手孤独落寞而导致狂躁暴虐，也带有主观性。
历史常常会由偶然事件改变前进的方向，偶然性中又常常带有必然性，因为任何事都有两面性。祖伊征服东夷后，将东夷战俘30万带回朝歌，均为精壮男子，献给子辛。祖伊此举从战略上说有其合理性，客观上巩固了殷商在东夷的统治，东夷失去了兵源，短时期内不可能发生叛乱，而殷商士人教化东夷少年也比教化成年人要容易得多。30万战俘也为子辛建造鹿台等宫殿提供了人力资源，诸侯的进献及收没贪官费仲的家产奠定了子辛荒淫奢靡的物质基础。但令子辛和祖伊预料不到的是，30万战俘在繁荣京畿的同时，也埋下了隐患。《左传》昭公十二年曰：“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周武王攻打朝歌时，战俘组成的军队阵前倒戈。秦末，项羽大败章邯，坑杀秦军战俘20万。项羽是否有意规避子辛的历史教训，目前尚未发现可靠的文字记录，但坑杀战俘，确实使项羽失去了民心，成为其暴虐的佐证。
强治还是施仁政，是一个悖论，殷商朝的灭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本的叙述和上文的分析也只是对历史事件的一种解释。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子辛的悖论和悲剧还在循环上演。文治武功，是封建王朝无法解决的难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叙事都是指向当代社会的。《帝国的诅咒》也不例外。面对强治，士大夫和诸侯们有屈从的，有反抗的，有自保的，有浑水摸鱼的，也有为尊严而付出生命的，如乐师涓。破曾进言分封采邑以图治贤者，被子辛拒绝。子辛深恐士大夫散至天下后以口舌之利使天下大乱，试图“强治之”。在他看来，士大夫们贪婪而虚伪，真正的贤者又无伊尹之才，恶来、商容、比干、左强等各有缺憾。但正是他鄙夷的士大夫阶层最终颠覆了殷商的政权。
子辛和苏妲己是作者用心塑造的两个历史人物，人物性格的塑造带有鲜明的个人化色彩，作者没有一味替子辛辩护，对人物性格的缺陷，也没有刻意回避。子辛搏杀猛虎、征战及其与妲己欢爱等都是他生命狂欢的方式，在狂欢中，他逐渐摆脱了内心的恐惧与软弱，使天下为他所有，天下万物为他所用，天下英雄归附结交于他，子辛把人从箕子、微子、九侯等人的虚假仁义中解救出来，回归人的自然本性。巴赫金认为生命狂欢“使人解除了恐惧，使世界接近了人，也使人接近了人……是从这种郑重其事的官腔中把人们解放出来。”[3]尽管巴赫金这里指的是民间生命狂欢，形式是民间歌舞、歌谣及民俗形式，而子辛贵为天子，他生命狂欢的形式也与民间生命狂欢的形式不尽相同，但其性质却是相近的，即都不是社会主流。人只有在攸关肉体生活的具体境况中才能做出负责任的决断，而负责人的决断未必是正确的决断。作者试图把握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在人物行动中塑造人物性格。妲己从一个纯真多情的少女成为一个为维护子辛、捍卫自己和族人利益而不择手段的女人，其中也有对现实境遇的应对和反抗。她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人，以获得子辛的爱为生命存在的意义，在九女欲置其于死地时才开始反击，她与尤妃和睦相处12年，是因为尤妃对她的生存和生命没有威胁。姬昌是在被子辛逼迫食了儿子姬考的肉之后才下决心反抗殷商的，或者说这是他公开反抗殷商的一个契机或借口。九侯等朝臣公然反对子辛，是在他们发现帝不断扩大京畿的面积，而不将新征服的东夷之地分封给大夫们之后，这对他们无异于“割肉”。文本涉及到众多的历史人物，有典型形象的塑造，也有人物群像的塑造。子辛是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性格复杂丰富矛盾，他的悲剧既是个人性格的悲剧，也是社会悲剧和时代悲剧。子辛的形象有概念化嫌疑，他似乎成为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王、李尔王、哈姆雷特、奥赛罗等英雄的合体，他们的优点和缺点被作者集中在了中国殷商朝最后一个天子子辛的身上。或许英雄的形象都是千篇一律的，而小人物却各有各的不同吧。文本中小人物的塑造非常成功，有些人堪称文学史上的“这一个”，如破、旺、矛（方来）、伦、冲、典等小人物，都令人过目难忘。现实生活中，作者接触最多的恐怕就是知识分子和各级政府官员，他对这一群体有广泛的了解和深刻的剖析，文本中朝臣与士大夫有名有姓的就有几十个，其中较有光彩的有姬昌、比干、微子、商容、左强、太师、九侯等。小人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中华民族对小人颇为不齿，作者却塑造了两个成功的小人形象——费仲和尤浑，唯利是图之外，他们也是血肉丰满的人，在塑造人物的同时，作者也解释了子辛亲小人、重小人的原因，小人也可能很有才干，小人也可能忠诚、重情重义。
《帝国的诅咒》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寓言，文本中有一系列贯穿始终的审美意象，夕阳象征着殷商最后的辉煌，子辛对夕阳的独特感受与他即位前与帝子乙的谈话相照应，营造出悲壮凄美的叙事氛围。怪桑、雷电、猛虎、凤凰、苏菊等意象也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隐喻着殷商与周王朝更迭的历史必然。尤妃在文本中是颇具象征意义的人物，她贤德良善，虽深得子辛信任喜爱，却也频频被欺，她试图以仁德感化身边的人，以保全她和儿子的地位，竟屡屡受挫，最终不得不与“野蛮人”妲己联合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利，除掉了祸乱后宫的九女，而自己也成为妲己手中的棋子，死于非命。在弱肉强食的人类社会，“贤德良善”连自身都无法保全，又如何拥有天下呢？子辛的强力征伐一度使殷商的疆域和子民达到极致，但他的荒淫残暴却葬送了殷商六百年的基业。尤妃和子辛的悲剧故事说明物极必反，仁义、强治都要有度，一旦过度，就可能遭致个体或王朝的毁灭。
R·布尔特曼说：“人的存在是向将来敞开的历史性生存，历史科学既需要自然科学式的去神话化，又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简单地消除神话，而是需要一种生存主义解释来找出神话的意义，即把其真实意图还原为对人之生存本真的言说。”[4]殷商时代还是一个神话的时代，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还很低下，还有许多神秘力量、神秘事件，人类无法解释。那时神话思维还很发达，很多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用神话思维更容易得到合理而又可信的解释，比如怪桑的事，姬昌超常的繁殖力及不死传说，妲己不老的容颜等。易术和诅咒也是现代自然科学很难解释的问题，而作者试图用现代科学和现代理性思维去解释某些神秘的事件，难免显得吃力而牵强。文本中的诅咒最终都应验了，有苏部落的典以鲜血诅咒殷商一朝至子辛而亡；鄂侯被杀前诅咒子辛被火焚而亡，这样安排，文本的结构完整性得以体现，却使文本的叙事策略——“去神话化”被悄然解构。
文本试图从自然科学和心理学层面对原始宗教和超验的神秘力量进行解释，是一次有益的艺术探索与尝试，也增强了叙事的张力。另外，叙述饱含激情，语言恣肆洒脱，洋溢着诗性的光芒，阅读本身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享受。
注释：
[1]见乐黛云.历史·文学·文学史——中美第二届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侧记[J].北京:文学评论,(3).
[2][4][德]R·布尔特曼.关于“去神话化”问题[J].李章印译.北京:世界哲学,(1).
[3]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上海:三联书店,.-.
作者简介：李清霞，著名学者、评论家。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陕西当代文学与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文学博士。主要作品有：《沉溺与超越》、《陈忠实研究》、《贾平凹研究》、《张贤亮：欲望叙述话语的政治策略》、《雷达：一部具有挑战性和创新性的书》、《池莉对理想爱情的解构》、《刘震云对权力欲望的阐释》、《刘恒对生命原欲的解读》、《苏童欲望化的历史叙事》《甘肃小说研究》等多种。
编辑制作：唐艳玉，文化艺术工作者，长期从事文化艺术创作，自媒体「唐韵音画」出品人，「唐韵音画」品牌创始人。唐韵音画（ID：tyyh）
投稿合作联系邮箱
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