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好君臣之间的关系对于统治集团内部和整个社会处于稳定的状态是非常关键的要素，君臣观不断的演变发展，并形成了儒、墨、道、法主要流派。

先秦政治哲学中的君臣观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君臣观。冯契先生在《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一书中认为孔子以保守的政治态度和创造性的教育实践，希望通过出仕为官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孔子认为君与臣之间要以礼相待，君必挟以道行政，臣则应以道事君。总体上，儒家对君臣关系是采取一种理想的主义的态度，认为君臣以义合，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对待的。

墨家的君臣观。墨子在《尚同》篇中提出，需要选择若干贤良的人做臣子来辅佐君主因为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兼相爱，交相利”也体现在墨家的君臣惠忠关系上，认为君与臣间应保持有区别的统一，达到天下一义。臣子对待君主要忠心耿耿，报答君主的仁惠，君主要以仁爱的态度来对待臣子，具有上下服从的关系。

在老子眼中臣子是没有贤愚之分的。老子推祟“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观，明确君主处理政事，在管理臣子百姓时，让他们没有感觉到君主的压迫，甚至是让他们感觉不到君主的存在。这种无为而治的方法，并不代表不作为，而是以不妄为方式去作为，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

韩非更倾向于君主，其君臣观是从人性好利的功利主义之中推导出的，作为臣子应该为君主出谋划策，而君主对臣子要约束和防范甚至是管制。对专制政体的形成，在理论上有过大功的法家。

荀子是如何看待“君”和“臣”的关系呢？荀子与孟子对此观点态度上是颇为一致的。君作为统治者，是为了给百姓谋福祉。荀子所构思的治国之道，乃是确立君臣之别，通过树立王权继而行王道，来提拔贤人，各司其职，从而万物各得其宜。同理，诸侯也是为了利民而产生的管理阶层，给予他们对应的土地和人民，授予相应的官职和爵禄。

在孔子和孟子看来，“君臣之分”是社会的一种现实秩序，是人类社会自然而然呈现出的状态，后来出现的混乱是由于人们打乱了这种“自然”状态，争夺权力，形成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之间的区分，孔孟都倾向于社会就是要维持现实之平衡。与孔子、孟子都不同，荀子认为社会的初始状态是相互争斗纷争的状态，由于社会的分配制度和社会分工，产生了“分”，正是因为“明王”区分出了高低贵贱，而人之所以能实行“分”是因为有“义”即一定的政治、法律和道德规范的保证和约束，社会才能安定和谐。所以荀子提出了“明分使群”的学说。

荀子隆礼、重法、尊君的政治观

荀子明确指出自然界万物发展变化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明于天人之分”的天道观是荀子礼法思想中的核心和社会基础。尊循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不与天争职。“明于天人之分”才能明于“阶级之分”，这正是荀子提倡“隆礼重法”的社会基础，也是荀子所坚持的社会历史观。春秋战国时期及至秦汉王朝建立之初，士文化是当时典型的政治文化。“士”人最大的政治特点就是行道。士最关心的是天下有道还是无道，士的真正使命是如何使天下由无道变有道从而实现天下太平。

遵从礼义应该是荀子对士的基本要求，其次荀子认为“士”重在立“仁”。荀子强调“礼”是一种实现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确切地说，“礼”既可以说是实现最低标准的仁政，也是要实现最高层次的仁政所必要的途径。

在荀子看来，“仁”就是儒者所追求的道德修养的最终目标，“礼”是实现人之为人的具体方式。荀子之所以强调“礼”，不只在于建构自身以“礼”为核心的礼论体系和儒家仁政思想，而且还回应了墨家的挑战。对墨子来说，一旦某个道德原则比如义，能够为人们和国家创造利益那么它应该得到推广和重视。相反，如果某个道德原则比如礼不能为国家和人民创造利益则要摒弃。墨子对“礼”的贬斥促使荀子进一部发展了儒家关于“礼”的学说，并极力捍卫他有关善政的立场。

同时荀子有这样一个看法，荀子的这一观点和性恶论相一致，在荀子看来，人生来就有欲望，并没有生而有之的善性，善性是后天教化的结果，但是教化未必就能达到人人为善的目的。因此一些人需要以强制的办法去牵引履行遵守礼义法度。但是必须注意到，荀子不是真正的法家，在他看来单纯的法治是不可取的，只有礼法结合，礼是首要的，法是辅助的，才能收到礼法并治的效果。

尊君传统中士的任务

他认为人的“贤”与“不肖”完全由先天的气禀所致。在历史发展新时期，荀子尚贤主张在诸侯竞争，中国即将统一之际极为重要。可以说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竞争也表现为人才的竞争，人才于某种意义上起重要的觉得作用。尚贤使能可以说是荀子在政治上最突出的措举。也就是说打破用人论资排辈制度，亦不以资格或出身为限制，荀子伦理举贤思想体现在“义利”、“君子”、“小人”问题上。

荀子以为，儒者有“俗儒”、“雅儒”“大儒”之分。汉代的学者把“儒”定义为“儒，术士之称。”在荀子看来是儒之所以为儒的关键即对礼法的尊重与实践。荀子自己则突出“礼法”的优先性，这无疑也体现了一种儒学政治性的立场。

从孔子开始，知识分子就以“道”自任。先秦初起的三大学派——儒、墨、道——尽管道其所道，表述各异，但他们关于道德重视是一致的。所谓的“道统”的内涵已经是超越儒墨道诸家学说的共同追求，是所有士人们（或说古代知识分子）的规范与理想，道统成为贯穿中国历史被士人追求的的“普适价值”。

要想富国强兵就要选用治国安邦的贤才，这种贤才又必须德才兼备。荀子指出以族论罪，一人有罪诛连三族，德虽如舜，不能免于难；以世举贤，依仗先祖，行如桀纣，而犹居皇位。这是世道之所以为乱的深刻教训。要真正做到尚贤君主必须言行一致，荀子以明火耀蝉为例，认为君主如能明其尚贤之德，求才若渴，则天下贤才归之如蝉之归之明火。荀子这些说法，生动而深刻地表现出儒家尚贤之气魄。儒效的效即效验，亦含功德之义。

这是对儒者道德、能力、人格、学问的全面解说，儒者明于社稷之大义，通晓礼义制度，儒者进而可为官退而可为民。荀子对儒之所以为儒作了详细阐述。即使儒者不出仕，他们在民间讲学求道亦会得到人民的尊重。儒者出仕，可作社稷之臣，致力守护君主的尊贵，成为国君之栋梁；荀子是站在实行王道以统一天下的高度评价儒者作用的，认为国家的统一、长治久安也需要大儒的辅佐。

荀子区分大忠、次忠、下忠，仍在于提倡谏、争、辅、佛以矫正君子的过失,使国家社稷不受损失。他所说的大忠以德覆君，“覆”本为“复”，据俞越说改。以德覆君就是要用大德感化君主，使其行事无不以德。次忠则是以德为准绳调整君主行事而辅佑之，如果对君主的过失敢于进谏而不能以德覆君则是下忠。如果不体恤君主的荣辱，不怜惜国家之得失，唯利是图，结党营私，则为国贼。

结语

荀子思想是先秦儒家思想从孔孟到两汉经学传统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也是法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更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政治制度中“尊君”倾向的主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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