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蓝字 　　

知道满足则天地宽广，贪求得到则宇宙狭隘。不能说没有过人之处，只是被多欲求所害了。处在简约时则每每想丰足，处在困苦时则每每追求奢泰。富裕了则求取千辆车，尊贵了则追求万钉打造的腰带。没有得到时则巴望早日实现，已得到了又盼望长期保留。希望自己所处的环境如同种满椒兰似的芬芳，自己所获得的地位如泰山般的坚固。追求荣耀不知厌倦，志气亢奋精神越来越振作。一年之中有热也有冷，月有明亮也有晦暗。时运来了善缘也跟着多，运气一去灾祸也接着发生。运去时什么福分也盼不到，而各种各样的灾殃都会来到。一句话说得不当就招来怨尤，一动脚便遇到障碍。弄得人一天到晚心情戚然怀抱忧愁，精神上的爽快之感一天天凋零。抬起头来仰望四面八方，宇宙天地何等浩大！享受荣耀无需骤然间便得意忘形，身处患难也无需深深地怨恨。您看世上十个人里，便有八九人无所倚赖。不顺利的人比我多得多，我一时不顺是可以忍耐的。况且处于坦途上，何来叹息声呢？对于世界所求不多，则无论是俯是仰都快乐。静候命运中的时机到来，这是值得永远谨守的大道理，这之外的所求则不要去奢想。（右不求）

关于教案

近代史上的教案，是最令各级政府头痛的大事，尤其是地方官员，简直视教案为畏途，因为无论怎样处置，结果都是不好。若得罪洋人，洋人凭借坚船利炮会向朝廷施压，朝廷则将这种压力转向地方官员，官员前途堪忧。若得罪百姓，则民心不服，怨恨四起，地方不得安宁，官员的仕途也将坎坷。特别是类似于“天津教案”，自己方面又不占理，外方伤害又太大，更是让善后者左右两难。教案发生在哪一个地方，则是该地主管官员的大不幸。圆滑官员的选择是尽可能回避，不沾边。曾氏虽为直督，但他已在朝廷业已批准的病假之中，他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选择回避，但曾氏却选择了担当。

离保定前夕，他想到眼下天津城一片乱哄哄，中外情绪都在激昂中，事情不仅棘手难以处置，即便处置了，也绝对是两边不讨好。事多心烦，再加之病情严重，此去天津很可能不是活着回来，于是给两个儿子写下了这份带有遗嘱性质的信来预先交代后事，主要有这么几条。

一为死后，灵柩经运河由江南搬回湖南安葬。东西尽可少带，沿途概不收礼，只求兵勇护送。

二为所遗留的文字，只给子孙观览，不可发刻送人，因为可以存世者太少。

三为修身之要，在于不忮不求。附所作不忮不求诗两首。

四为谨守勤俭孝友家风。

五为善待诸叔及诸位堂兄弟。曾氏着重叮嘱二子今后要“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这一是因为古代传统的“孝悌”思想，二是因为曾氏兄弟的经历与常人不同。曾府的真正鼎盛靠的是那场战争。五兄弟四人带兵在外打仗，一人在家守摊子。曾府因此赢得“一门忠义”的御旨赞誉，又因两人死于战场，使得这四个字的分量更重。在曾氏看来，曾府今日的局面，是众兄弟共同撑起来的。此为其二。其三，老九战功最大，为家族捞得的金银最多，曾氏又常说他的侯爵是老九送的。信中说各家的“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可知曾氏一直深记老九对家族的实在贡献，并对他心存感激。其四，曾氏从三十岁起便离家宦游，不能多管家事，身为次子的老四实际上挑起了长子照顾家庭的重担。凡此种种，使得曾氏对健在的两弟的情感大为超过常人手足之情。明白了这几层原因，便不难理解“事两叔如父”的话了。

津案的最终处理被认为“过于软弱”，作为出面处理此事的曾氏，受尽了京师清流和全国士林的谴责，骂他是“卖国贼”“软骨头”。他为京师湖南长郡会馆题写的匾额，也被国子监学生们愤怒砸毁。曾氏一生的名望跌至谷底。一年多后曾氏即死去，天津教案带给他的痛苦抑郁，无疑是致他于死的主要原因。

八年后曾纪泽奉旨出使英法，陛见时，与慈禧太后有一段谈及教案的对话，现抄录如下：

旨（笔者注：旨即圣旨，即慈禧的话）：“办洋务甚不容易。闻福建又有焚毁教堂房屋之案，将来必又淘气。”

对（笔者注：即曾纪泽的回答）：“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为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现在中国人多不明此理，所以有云南马嘉理一事，致太后、皇上宵旰勤劳。”

旨：“可不是么！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要慢慢自强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很明白，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

对：“是。”

旨：“这些人明白这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

对：“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分付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亲朋的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

旨：“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

曾纪泽在父亲死后八年，能有这样的机会向慈禧谈及当年的天津教案，实为难得；他能将父亲拼却声名、委曲求全以顾大局的良苦用心说得这样清楚允当，引来慈禧一句“公忠体国”的称誉，可见曾纪泽头脑甚为明白。曾氏有子如此，应为几十年的家教成功而含笑九泉！

这封嘱托近两千字，曾氏用了两天的时间把它写完。将赴天津，有许多军国大事要处理要交割，况且身体状况不好，曾氏却在这样的时候，花费如此心血来给儿子写嘱托，可见他对此事的重视。这种对家庭的责任感，对儿子成才成器的期盼心，贯注着曾氏生命的始终。它所彰显的，固然是一个父亲的爱心，更重要的是一个儒学信奉者对人类社会理念与信仰的坚守。

关于忮求

佛家认为贪、嗔、痴是人性中的三大弱点，在曾氏的眼中，儒家将‘忮、求’列为人类应当剔除的坏习。求即贪，可见无论是佛陀还是儒学的圣贤，都看到众生自身所存在的一个最大毛病：贪。所谓贪，即过分地谋求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古往今来，贪财贪物贪色贪权贪名的人遍地皆是，真正能看淡财、物、色、权、名的人却极少极少。因为贪，会过度劳心劳力，耗尽精血，使人多病早亡。因为贪，会热心争竞，易于结仇结怨，招致无穷苦恼。因为贪，会不择手段，甚至伤天害理，触犯刑法，最后丢了性命。自有人类以来，因贪而死于非命的人不知多少！然而，人类却很难从中觉悟过来。

除开贪外，嫉妒也是人性中的极大弱点。粗略看来，嫉妒像是一种很奇怪的病态。人家得了好处，并未伤害你，你凭什么不好受呢？任细解析，怀者这种病态的人，他的心里会觉得别人得的好处是抢了他的，或是别人得到了而自已没得到，就会衬托出自己的无能。如此则间接伤害他，所以他不好受。嫉妒存在于许多人的心中，只是程度深浅不同罢了。有一些人因不能克制嫉妒之心而失去理智，害人害己。嫉妒对人类的危害，实在不可小视。

关于《忮求诗》第一首，《不忮》个字，曾国藩认为，最大的善良，莫过于宽恕，最恶的品德，莫过于嫉妒。诗中列举了很多嫉妒的表现，如：笨拙的忌恨能干的，没出路的忌恨关系好的；自己一事无成，却忌恨别人的成就，一旦与人旗鼓相当，又是威吓又是捣鬼；自己默默无闻，却忌恨别人声名显著；为了自己个人的发达，不惜污蔑他人；生活之中，自然而然地喜欢幸灾乐祸。

嫉妒的危害，曾国藩认为，天道好还，最终耽误的是自己，冥冥之中，大自然都是有反作用力的，严重的会给其自身带来灾难，轻微的也会损害其上天赋予的命运。他告诫子孙，一辈子给人让路，自己并没有失去一寸步；一辈子但愿别人好，自己并不会损坏一尺布；消除了嫉妒之心，整个天下将是甘霖雨露；每家每户吉祥如意，我们自己才会没有一丝恐怖。

第二首，《不求》38句字，字字都是针砭一个“贪”字。曾国藩认为，人心知足，天地宽广，贪得无厌，宇宙狭窄，每个人都有过人的天资，但欲望太多了便是祸害。贪的表现很多，如：少的时候想多，困的时候想舒服；富的时候还想更奢华的享受，贵的时候还想更高的官位；没有得到的时候想很快就得到，得到了的时候又担心会坏掉；追求荣华富贵却不知满足，神志经常处在亢奋紧张的状态。

为什么不要贪呢？身外的天地，宽广无边何其之大。安定快乐的时候，没有必要欣喜若狂；忧患困难的时候，没有必要伤心难过。世间大多数的人们，都是没有牢不可摧的依靠，比自己穷困潦倒的人多的是，自己的贫穷是完全可以经受得住的。况且我们已经走上了平坦的大道，还有什么可嗟可叹的呢？对世间少一点获取，自身便多一点快乐。

《诗经》中说：“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就是说，如果能够做到不嫉妒也不贪求，那还有什么不好的呢？相反，如果一个人心中充满了嫉妒心和贪念，那么他做什么事都不会顺利，更不可能获得内心的幸福。曾国藩所提出的“不忮不求，克勤克俭”，对我们来说，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不管我们身处何时，身在何地，不嫉妒他人，不追名逐利，并力求做到勤勉、节俭，就一定能心胸宽阔，心怀天下，我们的生活也会越过越幸福，心情也会愈来愈好。这就是“不忮不求，克勤克俭”给我的启示。

附录：生起“忮求”之心的原因以及对身体的影响和克制的方法？

《曾国藩日记》摘录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初一日

倦甚，不能看书，眼蒙如老人。盖安肆日偷，积偷之至，腠理都极懈弛，不复足以固肌肤、束筋骸。于是，风寒易侵，日见疲软，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养小体也。又心不专一，则杂而无主。积之既久，必且忮求迭至，忿欲纷来。其究也，则摇摇如悬旌，皇皇如有所失。总之，曰无主而已。而乃酿为心病，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养大体也。

是故吾人行父母之遗体，舍居敬更无他法。内则专静纯一，以养大体；外则整齐严肃，以养小体。如是而不日强，吾不信也。呜呼！言出汝口，而汝背之，是何肺肠？

曾氏今年虚岁不过三十三，按现在的说法，是真正的青年，但他却说自己不能看书，眼睛迷蒙如同老年人。未老先衰之态何以至此！他分析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一是安于舒适的生活，懒惰不振作，身体各部位都处在松懈的状态中，筋骨肌肤都不紧凑坚固，风寒容易侵蚀，身体便不强壮。

二是心思纷杂无主轴，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志向不能够专一，致使忮求之念太多，长久如此，酿成心病。如果能够做到内心志向坚定不移，外则知行合一，那么忮求必然逐日减弱，心胸逐日开阔，心安而身健。

曾氏这种自我检讨，很多人或许并不认同。今人习惯从生理上、从身体各种部位上去寻找原因，这无疑是很有道理的。但一个人的身体状况，除取决于有形的器质外，还取决于无形的精神、情绪等。这种“无形”的影响并不亚于“有形”。伍子胥过昭关，一夜之间白了头，并非是戏台上的夸张。

所有的长寿老人，几乎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勤快，二是乐观。有句俗话说“百病起于懒”，又说“愁一愁，白了头”。勤快能活动关节，疏通气血；乐观使人心胸开朗，穴路不淤塞。而立定志向，专一坚定，心无旁骛，日日不放松，无疑是扩展心胸的最佳良法。曾氏的这篇日记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曾国藩家书》致澄弟沅弟摘录

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三日

吾见家中后辈体皆虚弱，读书不甚长进，曾以养生六事勖儿辈：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时，一曰习射有常时（射足以习威仪强筋力，子弟宜多习），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此皆闻诸老人，累试毫无流弊者，今亦望家中诸侄试行之。

又曾以为学四字勖儿辈：一曰看生书宜求速，不多阅则太陋；一曰温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一曰习字宜有恒，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跛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盖阅历一生，而深知之深悔之者，今亦望家中诸侄力行之。

养生与为学，二者兼营并进，则志强而身亦不弱，或是家中振兴之象。两弟如以为然，望常以此教诫子侄为要。

曾氏身体应属不强壮之列，同时代的“中兴”名流如左宗棠、彭玉麟、李鸿章等人都活了七十多岁，但曾氏却喜谈养生，也很注重养生。我们来看他所说的养生六事：饭后散步、临睡洗脚、不烦恼、静坐锻炼、早起吃白饭不吃菜，除最后一条较难理解外，其他五条都符合今天的养生科学。

曾氏三十岁时患肺病，几于不治。肺病在当时被视为绝症，他虽然死里逃生，但很可能此病对他的身体伤害极大。中年后患的癣疾伴他后半辈子，晚年患肾病、心血管病兼双目白内障。可谓终其生，他没有多少健康的岁月。曾氏以一病弱之躯，在短短的六十年里，读书，做官，写诗文，筹建军队，指挥打仗，一人做了两三人的事，而且样样都做得比别人好。之所以能坚持下去，除开过人的毅力外，说不定正是得力于他持之以恒的养生之道。

他的为学四字：一曰速。即博览群书，扩大知识面。二曰熟。即对经典之作反复读，并且能背诵。三曰恒。即坚持临帖习字，书法要好。四曰思。即做文章要有自己的见解、自己的思想。除第三字因电脑被广泛运用书法淡出外，其他三字均对今天的读者仍有启发。尤其是“熟”字，今天的读书郎往往不太重视。他们认为现在有了电脑，前人的东西，动一下鼠标就出现在荧屏上，还要记在脑子里做什么？

其实，存在人脑里和存在电脑里是大不相同的。存在人脑里的知识是接受新知识的基础，也是产生新才智的源头。没有旧知作底，好比石板上没有土壤，任何新知的种子都不可能在此生根发芽。再说，人们在日常工作中处理事情、思索创造、著书立说等等，能时时从电脑里去找根据找启发找灵感吗？倘若脑子里一片空白，即便想找也无从着手。趁着年轻记忆力好的时候，必须在脑子里多储存前人已获取的宝贵知识，将它变为自己的精神财富，这是一切伟大创新的基础。不管科学技术发展到何等先进地步，人脑的记忆都是不可取代的。

《曾国藩家书》谕纪泽纪鸿摘录

同治十年十一月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

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飨帝，盖谓敬则无美不备也。

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

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外求；达者四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诚如其说，则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

《无逸》一篇，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劳也。

军兴以来，每见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艰苦者，无不见用于人，见称于时。其绝无材技、不惯作劳者，皆唾弃于时，饥冻就毙。故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癨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

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万难挽回，汝及诸侄辈身体强壮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儆惕，以补昔岁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同治十年金陵节署中日记）

一是慎独则心里平静。自我修养的道理，没有比养心更难的了。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恶，却不能尽自己的力量去行善除恶，这是自己欺骗自己的表现。内心是不是自欺，别人无从知道，只有自己的心知道。所以《大学》的“诚意”一章，两次说到慎独。如果喜欢善能像喜欢美色那样，厌恶恶能像厌恶恶臭那样，尽力排除欲望，以存天理，那么《大学》的所谓自我反省，《中庸》的所谓戒除恐惧，都能够切实去做了。也就是曾子所说的自我反省而有收敛，孟子所说的“抬头无愧于上天，低头不内疚于自心”，所谓养心一定要清心寡欲，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能够慎独的人，自我反省时不会感到愧疚，可以坦然面对天地、鬼神对质，绝对没有行为与内心不一而觉气馁的时候。人没有可以愧疚的事，面对天地便神色泰然，这样的心情是愉快平和的，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是最好的药方，修身养性的第一件大事。

二是主敬则身体强健。“主敬”一条讲的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的问题，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是好还是坏，直接决定了他事业的成败与否。敬这个字，孔门用来教育后人，春秋士大夫也经常提到。到了程、朱时就千言万语不离开这个宗旨。在内专一纯静，在外整齐严肃，这是敬的工夫；出门如同看见贵宾，对待百姓像行大祭祀一样恭敬，这是敬的气象；自我修养以让百姓平安，忠实恭顺而使天下太平，这是敬的效验。程子说上下统一在于恭敬，则天地自己运行，万物自己发育生长，气数没有不和的，四灵都来了。聪明睿知，都由这些而产生。以这些侍奉天帝，那么敬就没有不完美的。我说敬字最切近的功效，尤其在于强固人的肌肤与筋骨。庄重端正则身体日日强壮，安逸放肆则身体越来越松垮，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即使是年老体弱，一旦遇到坛庙祭献、战阵危急的时候，也会不知不觉地神情悚然，精气振作，这足以说明敬能强身了？如果不论人多人少，事大事小，都以恭敬之心相待，不敢懈怠，那么身体的强健，还有什么令人怀疑的呢？

三是求仁则人悦。人生下来，都得到天地之理以成心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体，我和民间及万物，根本是同出一源的。如果只知道谋求私利，而对百姓不知道宽仁，对万物不知道爱护，这是和大本一源的道理相违背的。对于高官厚禄，高居在百姓之上的人，就有拯救百姓与苦难之中的责任；对于读书学习古代圣贤，粗浅地知道大义所在的士人来说，就有使后知后觉的人觉悟起来的责任。倘若只是自己知道，而不懂得教化广大民众，这就等于辜负了天地的宽厚之心。?????

孔门教育人，莫大于求仁，而其中最要紧的，莫过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这几句话。立志，自立有独立自主的能力而毫不惧怕外界的不帮助，像富人财富有余，不需向外求取；达者，四通八达，没有阻碍，像有权威的人站在高处大喊一声便群山四应一样。人有谁不愿意自立自达，如果能够推而广之使人人能够自立自达，就可以和万物争辉了。后代论求仁的，没有比张载的《西铭》更加精辟的了。他将万民视为同胞，万物视为与类这些观念来广泛地惠济人群，都看作是天性分内的事。确实按他所说的那样做，才能称为人，不这样做，就是悖德，称之为贼。如果真像这样，那么即使立尽天下的人，达尽天下的人，而不标谤善德劳苦，别人能不心悦诚服而归附吗??

四是习于劳苦则鬼神也敬重。“习劳”一语是说人应该以劳动来换取社会的认同，抨击不劳而获。大凡人的性情，都是好逸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都是贪于安逸而害怕劳苦的，这一点古今是相同的。如果一个人每天穿的衣服吃的饮食，与他每天所做的事所出的力相称，则旁人会赞同他，鬼神也会加以称许，认为他是自食其力。倘若农夫织妇终年勤勤恳恳，收获数名之粟，织成数尺之布，而富贵人家终日安逸享乐，不做一事，而食必付佳肴美味，穿必锦衣绣袍，高枕而眠，一呼百诺，这是天下最不幸的事，鬼神也是不赞同的，怎么能长久呢？

古代的圣君贤相，比如商汤从天还没亮就开始操劳，文王到太阳偏西时仍然没有闲暇，周公夜以继日通宵达旦，无时无刻不以勤劳自勉。《无逸》篇，可以推之于勤劳则增寿，安逸则早亡，次次试行没有不被验证的。为自己打算，则必须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在困境中奋力前行，操心竭虑，而后可以增智慧、长见识。为天下人打算，即使使自己饥渴，自己陷于水火之中，把一个普通人没有收获而引为自己的罪责。大禹治水四年，过家门而不入，墨子的从头磨伤到脚以有利于天下，都是极俭朴以修身，极勤劳以救百姓的实例。所以荀子爱称赞大禹、墨翟的行为，因为他们勤劳。自从我领兵以来，每每见到人有一才一技，能吃苦耐劳的，没有不重用，使他们能有所成就的。而那些没有才技，不惯于劳作的，都被当时的人们所唾弃，饥冻而死。所以勤勉能使人长寿，安逸使人夭亡；勤勉则人尽其材，安逸则无能而被人抛弃；勤能够广济百姓，而神灵敬仰，安逸对人无好处，鬼神也不羡慕。因此君子如果要担起人神所赋予的责任，没有比学习劳动更重要的了。

我年老多病，眼病日益加深，万难挽回。你及各位侄儿，身体强壮的少。古时的君子修炼自身治理家庭，必须是自己心安身强，而后才有家庭振兴的气象出现；必须使别人欣悦鬼神钦服，而后才有各种吉祥的汇集。现在写下这四条，老年用来自我警惕，借以补救过去的过失，并令二子各自勉励。每夜以此四条相督察，每月底以此四条来检核，并转寄各位侄儿共同守住，期望能有所成就。

曾氏的第一条“慎独则心安”，“慎独”一词见于《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又见于《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独也。”

慎独，即谨慎独处：一个人在独处时，也能做到严格要求自己，不妄取不苟为。在儒家学说中，慎独，乃是修身的最高境界。宋明理学家最重视的也就是人在独处时的态度。曾氏道光年间在京师拜倭仁、唐鉴为师研习理学，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内容也即为此。我们看到他那时的日记中，常常充满了对自己的指责，甚至辱骂，而其“错”往往是独处时的思想失落。

试看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的一则日记：“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梦中的事，天地间惟有他一人知道，即便对于这种状况下所流露的一丝贪欲，他也要写在日记上，对自己痛自刻责，“慎独”到了何等自觉的地步！令人不由得想起“文革”期间当局所提倡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君子慎独论》就写在这个时期。文章开篇便说：“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他在分析君子与小人在独处时对“善”与“不善”的不同想法之后，概括道：“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一个人独处尚且能为善去恶，其心中自然无一内愧之事，什么时候都能坦然面对世界。人们都知道，养生首在养心，最大的快乐在于心情的愉悦。慎独则是最好的养心，心安理得将可使人得到最大的快乐。

曾氏的第二条“主敬则身强”，曾国藩在修身十二则中要求自己：整齐严肃，无时不慎。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内心静定纯一，没有杂念，外表则整齐严肃，这就是敬的功夫。“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

《论语》中有一章是：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大致的意思应该是仲弓问孔子关于仁的事情。孔子说：“出门办事如同会见贵宾，态度要认真；治理百姓如同承办重大的祭祀活动，要谨慎、严肃地对待。自己不愿意做的，不愿意接受的事情，不要施加在别人身上。在国家工作中没有招人怨恨，在家族生活中没有招人怨恨。”仲弓说：“我虽然不聪敏，但一定照这话去做。”

关于敬的内涵，他在给曾纪泽的家书中写道：“敬则无骄气，无怠惰之气。”只有心存敬畏，才能有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才能有战战兢兢的戒惧意念；也才能在变幻莫测、纷繁复杂的社会里，不分心，不浮躁，不被私心杂念所扰，不为个人名利所累，永远谦逊平和，保持内心的执著和清静，恪守心灵的从容和淡定。

敬，既是恭敬心，也是敬畏心。对身边的人保持一份恭敬心，推而广之，对所有人、对古圣先贤都保持一份恭敬心；对大自然、对未知事物则要保持一份敬畏心。不论是行善，还是寡欲、惜福、勤奋，都是要靠这个敬字来支撑的，有敬畏心，才可敬慎不败。以恭敬心对父母，就是孝；以恭敬心对兄弟姐妹，就是悌；以恭敬心待人，就体现出忠、信；以恭敬心接物，就体现出义；以恭敬心行事，就体现出礼；以恭敬心为己，就体现为知耻。可以说，这个敬字，本身是一种修行。我们相信若能像曾国藩说的一样，人生随时随处都保持“敬”的状态，敬畏、恭敬，一丝不懈怠，那自然可达到曾国藩遗嘱中提到的“主敬则身强”的境界，可达到敬慎不败的境地。

如果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一副委靡不振的模样，事业上既无追求，生活上又毫无节制。这种人固然做不出成绩来，即便是身体也不会好。曾氏希望儿子以主敬来达到身强的目的，也就是说希望儿子做一个内外兼修的人。

曾氏的第三条求仁则人悦，是说人若秉仁厚之心，则会善待他人；善待他人者，他人也将善待之。人人如此，则人群和悦，社会和谐。儒家对这种关系，有一个说法叫做“民胞物与”、“内圣外王”。

“民胞物与”四字出自北宋理学家张载的《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为人类万物同为天父地母所生，实与自己同出一源，故而都应该爱护。这种观念反映了理学特有的博爱和恢宏的一面。曾氏认为张载此说是对“仁”的最精当的阐述。

“内圣外王”，语出《庄子·天下》：“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意为：“内圣、外王的主张，晦暗不明，阻滞不通，天下人多自追求其所好，并把偏执的看法当作完美的方术。”这里的“内圣”就是修身养德，要求人要立志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的统一是儒家学者们追求的最高境界。

曾氏的第四条习劳则神钦，是说人应当用自己的劳作来换取生存和社会地位。圣君贤相，以自己的智慧给天下百姓带来福祉；升斗小民，则凭一己之才技为家庭谋食。无论智慧也好，才技也好，皆来自于勤劳艰苦，困知勉行。人付出的劳作与所得之酬赏若相一致，则不会招来忌妒怨恨；反之则难以长久。曾氏说：“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

一百三十余年前，一个侯爵大学士，一个手握重权高高在上的总督，能够清醒地看到当时社会上所存在的这种最不平等的现象，能够对农夫织妇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予以同情，对于不事生产却坐享奢豪的富贵之家能有如此谴责，这是多么的不容易！这固然与曾氏出身农家、亲历艰苦有关，但更主要的出于他建筑在学养和阅历上的智慧。作为一个对家族具有深厚责任心的家长，他对于子孙的长远关怀，更多的是形而上的智慧的传授，而不是形而下的财富的遗留。曾氏此刻已是百病缠身，自知不久于人世，他将多年的人生思考凝聚为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八个字，作为最后的家训传给二子，希望他们牢记于心，传之于后，长保曾氏家族的兴旺不衰。其用心真是良苦深远之极。

附录：“敬”的境界

“敬”与“和”

《曾国藩日记》摘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日

竹如言“敬”字最好，予谓须添一“和”字，则所谓敬者方不是勉强把持，即“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之意。(天头：敬自和乐，勉强固不是敬，能常勉强亦好。艮峰。躬行无一，而言之不怍，岂不愧煞！)

吴氏与曾氏谈“敬”。何谓“敬”？孔子说“执事敬”、“修己以敬”、“行笃敬”，可知“敬”乃一种对人对事的恭肃态度。朱熹对“敬”大为推崇，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敬”的反面就是“慢”。看来，对人怠慢是曾氏一个很突出的缺点。他的朋友们都看出来了。继陈源兖直截批评他的怠慢后，好友吴竹如又来迂回地跟他谈“敬”。

曾氏深知“敬”的重要，他更提出一个“和”字来互补，如此，“敬”实行起来才不至于痛苦，此种认识是基于对礼与乐之间互补的理解。近代著名学者马一浮说得好，“礼以敬为本”。礼以别上下尊卑，社会秩序得以建立，故而根本在“敬”；乐以调和差异，万物和谐得以共生，故而乐的根本在“和”。儒家以礼乐治国，外借礼来等级有序地予以节制，内借乐来陶镕心灵予以教化。

曾氏一贯提倡要以活泼心态来读书，要在心中养成一团春意。以“和”补“敬”体现的正是这个主张。这个认识从此支配他的一生，成为他齐家治国的重要理念。同治七年七月初二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盖家道之兴，全在肃雍二字。肃者，敬也；雍者，和也。”晚年又亲笔书写“肃雍和鸣”四字，家人将他制成巨匾，悬挂于富厚堂内，世代奉为圭臬。

曾国藩手书“肃雍和鸣”匾

这篇日记值得我们重视的还有倭仁在天头上的一句批语：“敬自和乐，勉强固不是敬，能常勉强亦好。”先来说说倭仁的这句话。倭氏赞成“敬和”并举，但又明确表示，即使勉强把持也是好事。在倭氏看来，“敬”更重要，“敬”也难以自觉做到，需要一段时期的强力逼迫，然后才可以达到内和外敬的圆通境地。这是对曾氏的委婉开导。

礼乐的作用

《曾国藩日记》摘录

咸丰二年正月初二日

是日，于“忿、欲”二字皆大犯，自思殆不可以为人，何以谏君父乎？以后每日分记心过、身过、口过……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阳恶曰忿，阴恶曰欲。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刚恶曰暴，柔恶曰慢。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曰慎言语，曰节饮食。

凡此数端，其药维何。礼以居敬，乐以导和。阳刚之恶，和以宜之；阴柔之恶，敬以持之。饮食之过，敬以检之。言语之过，和以敛之。敬极肃肃，和维雍雍；绵绵穆穆，斯为德容。容在于外，实根于内；动静交养，睟面盎背。

整治心灵的办法，在于先去掉危害它的毒素。表面上的危害为忿怒，背后的危害为欲求。整治身体的办法，在于必须防止危害它的祸患。激烈方面的祸患为暴躁，舒缓方面的祸患为惰慢。整治嘴巴的办法，在两点上应予警惕，一为谨慎言语，一为节制饮食。

以上这几个方面，靠什么来使人处喜乐之中，用礼来使人的身体处于敬谨，用音乐来引导人心的畅和。激烈方面的危害，则宜以和乐处之。舒缓方面的危害，则以敬谨对待。饮食方面的过失，以敬谨来检讨。言语方面的过失，则以和乐来收敛。敬谨的顶点为肃肃，和乐的顶点为雍雍。穆穆绵绵，这是道德的表现。容貌表现在外，它的根子扎在内心。静与动相互培养，从面到背都安逸祥和。

后记

关于曾氏的死，其小女曾纪芬在《自述》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是年（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文正公会客，偶患脚筋上缩，移时而复。入内室时，语仲姊曰：‘吾适以为大限将至，不自意又能复常也。’至二十六日出门拜客，忽欲语而不能，似将动风抽掣者，稍服药旋即愈矣。众以请假暂休为劝。公曰：‘请假后宁尚有销假时耶？’又询欧阳太夫人以竹亭公逝时病状。盖竹亭公亦以二月初四日逝世也。语竟，公曰：‘吾他日当俄然而逝，不至如此也。’

至二月初四日，饭后在内室小坐。余姊妹剖橙以进，公少尝之，旋至署西花园中散步。花园甚大，而满园已走遍，尚欲登楼，以工程未毕而止。散步久之，忽足屡前蹴。惠敏在旁请曰：‘纳履未安耶？’公曰：‘吾觉足麻也。’惠敏亟与从行之戈什哈扶掖，渐不能行，即已抽搐，因呼椅至，掖坐椅中，舁以入花厅，家人环集，不复能语，端坐三刻遂薨。二姊于病亟时祷天割臂，亦无救矣。时二月初四日戌时也。”

从症状来看，曾氏当死于中风，正月份的脚抽筋、失语等为其先兆。奇怪的是，他与乃父死于同月同日，只是晚了十五年。曾氏归葬于湖南善化，墓址在今日湖南望城县坪塘镇。墓穴为曾国荃选定。两年后欧阳夫人去世，享年五十九岁，与丈夫合墓。长沙市政府已将曾氏夫妇墓辟为旅游景点。

曾国藩一生兢兢业业，在自己的道德修养上一刻不敢放松，所以他的人品得到了世人的一致好评，如他的同僚薛福成曾有一大段评论曾国藩的人品，尤其是他待人处世的话：“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

左为（曾国藩）右为（左宗棠）

曾国藩逝后，既是老乡同僚又同是中兴名臣的左宗棠在给儿子的信中对他是这样评价的：对于曾国藩的不幸逝世，我的内心感到很悲痛。不但时局大可忧虑，而且在交游和情谊方面也难无动于衷。我已经致赠费用金，并撰挽联一幅说：“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如金，攻错如石，相期无负平生。”这说的也是实话。我看到江苏巡抚何景代恳请皇上加恩，抚恤曾国藩的奏折之后，感到对于曾国藩的心事很中肯地作了叙述，阐发其中内容不遗余力，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也能有父亲那种实际作风，可以说无愧其父了。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于正直，用情宜于厚道。从前我与曾国藩彼此之间的争论，每次写好奏折送到朝廷后就立即抄录稿子咨送给曾国藩，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事富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奏章之中，并非我从前对他诋毁今天对他赞誉，你应当知道我的心思。曾国藩的灵柩经过湖南时，你应当前往吊丧，以敬重父亲的朋友，祭祀用的牲畜和甜酒以及丰盛的菜和饭自然不可少，进而如能作祭文表示哀悼，申述我不尽之意，尤是道理。……我与曾国藩所争的是国事与兵略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拟的，同时对那些心术不正的读书人对曾国藩妄加评论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

因为曾国藩曾为清政府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清政府的褒奖更是非同一般，在曾国藩死后第八天，即二月十二日，清廷的上谕便开始“盖棺论定”：“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政。”四月二十八日的上谕又说：“曾国藩器识过人，尽瘁报国……尤得以人事君之义，忠诚克效，功德在民。”在御赐的三篇祭文中，一篇赞扬他“赋性忠诚，砥躬清正”；另一篇称颂他“学有本原，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正直律躬，心清盟水”；还有一篇表彰他“学蔚儒宗，忠全令德”。

概而言之，他被封建统治者视为“百僚是式”的“完人”。同治皇帝对于他的死“震悼良深”，“弥增悼惜”，派专人致祭，令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在湖南原籍及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直隶等省和天津建立专祠，又令将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还令其长子曾纪泽承一等侯爵，次子附贡生，曾纪鸿、孙曾广钧着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尚未成年的孙曾广、曾广铨也分别赏给员外郎和主事，俟及岁时分部学习行走。

在此之后，后世许多名人也对其服膺甚深，如蒋介石主持黄埔军校期间，在蔡锷所辑《曾胡治兵语录》的基础上，“兼采左季高之言，可为后世法者”，成《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认为“它不惟治兵者之至宝，实为治心治国者之良规”。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蒋介石把他安置在溪口读书，交给他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曾国藩家书》。

注：以上评析内容来自《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

END

欢迎扫描

转载请注明:http://www.daoqicar.com/xzzz/1645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