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荀子 >> 荀子作者 >> 荀子的荣辱观与人性论的矛盾
荣辱对于人的意义特别的重要。荀子在《荣辱》篇集中探讨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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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荣,何谓辱呢?荀子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先考虑道义,后考虑利益,就会带来荣耀,先考虑利益,后考虑道义,就会带来耻辱。这与孟子所说就不同了。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来我国,您的教诲一定会使我国获利吧?孟子回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己矣。”荀子把义利密切挂钩,而孟子想把义与利分开看待。
荀子给荣辱下了定义,接着说:“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大意是说,荣者通达,而辱者困窘;通达者控制别人,而困窘者被人控制。
在荀子看来,荣者有名有利有权,地位尊崇,而辱者无路可走,受人控制。荀子的这个看法,难免有拿名利地位诱人追求荣耀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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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孔孟也追求荣耀。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承担起天赋予的使命,才是君子,才是荣耀。那么,这个荣耀的本源,是天!孟子认为人性善,人承担道义出于善的本性,与利益没有什么关系。君子之所以成为君子,而小人枉为小人,不过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与禽兽之间的差别非常的微小,就在于这点向善之心。一般人丢弃了它,而君子保存了它。
荀子一方面说,“有狗彘之勇者,有贾盗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侔侔然唯利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侔侔然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
只为了活着和争夺财货而勇敢的人不过是狗彘之勇和商人、强盗之勇;看轻死亡,以暴力手段追求私利是小人之勇;而不畏强权,不顾利害,坚持道义不改变才是君子之勇。也就是说,具有君子之勇的人物才是真正的荣耀者。
但另一方面荀子又说:“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就资质、本性、智能等而言之,君子与小人是一样的;喜欢荣耀而厌恶耻辱,爱好利益而憎恶祸害,这一点君子和小人也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他们所获取荣耀与利益的方式、方法不一样。
这样荀子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疑问,君子与小人都追求荣耀和利益,为什么方式、方法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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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孔子和孟子来说,做君子与利益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孔子认为,能够成为君子是因为履行了天命;孟子认为能够成为君子是因为听从了良心。而良心从本源上来说,也来自于天。孟子说“尽心知命知天”,能够尽自己的良心,就明白了天命,就了解了天道。这样一套逻辑至少在理论上是自洽的。
如果我们了解《圣经》,《圣经》说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并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亚当和夏娃生活在天堂,和上帝在一起。但后来,亚当和夏娃违反了上帝之命,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被上帝罚下凡尘受苦受难。但上帝并没有抛弃人类,只要人类能够按照上帝的旨令行仁由义,将来还是有机会重回天堂。
但我们比较儒家的教义,就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一个人如果履行了天命或者按良心办事,他将来的归宿在哪里呢?有学者言人类的历史经过了宗教时代、哲学时代和科学时代。而中国的文化是前宗教时代,因为儒家讲的这一套就差一个天堂之类的最终目的地提供给人类。
虽然孔孟的儒家没有一个终极目的地给人类,但至少有宗教情懆,有一个天来安放善良的灵魂,有一个天来提供行善的终极动力。但到了荀子这里,他把天与人性割裂了。荀子认为人性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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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说:“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在荀子看来,饿了要吃,渴了要饮,寒而求暖就是人天生的本性,并由此推出,好逸而恶劳,好利而恶害就是人性。
饿了要吃,渴了要饮,寒而求暖不仅是人类如此,动物也是如此,荀子就把人性拉低到与禽兽等同的地步。这与孔子所说君子有天赋之使命,孟子所说人性有天赋的善心,《圣经》所说人有神性,相差有十万八千里了。荀子把人性贬到地底下,孔孟和《圣经》把人性抬到天上去。
荀子学说的矛盾就出现了,荀子即希望人有君子之勇,又认为人性本恶,如果人性好利而恶害,大勇之君子何从出现呢?
荀子认为,“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尧、禹并不是天生的圣人,而是从改变原有的本性开始,修养自身,摒弃恶的本性才趋向完美。
孟子认为,人有良心,但因为受了欲望的蒙蔽而使本心不显,所以“养心者莫善于寡欲。”克制欲望,找回被放逐的良心,再存养扩充之,就是人生的正确道路。
但荀子不认为人性善,而是人性恶。人性善,就有对善的自然追求,人性恶,对善的追求何以得来?所以,荀子所说“成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实在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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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提出了第二个办法。“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
如果每个人都追求富有天下,极尽所欲,天下的物质资源肯定满足不了。所以先王制定礼义区分贵贱高底等级之别,长幼上下辈分之序,让人们各行其是,各得其宜,使人群能够和谐相处。
在《礼制》篇,荀子说得更明白:“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资源有限,为了避免无限争夺而使人类陷入丛林状态,先王制定了礼义使大家各安其分。那么要问,先王制定礼义是出于善呢,还是出于恶呢?如果出于善,不是违反了荀子人性恶的假定吗?按荀子的说法,只能说先王制礼是出于私欲的目的,人人安于礼制,那么,王是最大受益者,他提供了稳定的秩序,得到了富有天下的实利。这个逻辑,从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史来看,竟是惊人的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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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理论的初衷,是想创造一种鼓励人追求君子之勇的荣耀,但从实际效果看,他的理论却使人滑向追求权力财富。道理很简单,求利益和欲望的满足才是人的本性,因此,真正的荣耀是官要做得大,钱要赚得多。那种不讲功名利益的孔孟式的君子之勇与荣耀不是傻吗?
《史记》记载,孔子一行在陈国蔡国之间遇围,七天吃不上饭,弟子们皆有愠心。孔子分别问子路、子贡、颜回同样一个问题,各国诸侯都不采纳我们的建议,搞得我们无路可走,只能在野地像野兽一样流浪,这是什么原因呢?子路说,我们的理论不对吧,要改弦更张。子贡说,老师,你的理想太高了,你能不能降低点,各国诸侯才能接受。颜回说,各国诸侯不能接纳我们有什么问题?是他们有毛病,不理解老师的大道,我们没毛病。诸侯们不接纳我们,我们不改变志向,就才是君子的品格啊!颜回的话受到孔子的称赞。
这个故事与荀子的话相比较,就知道荀子离孔子有多远。荀子说“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但现实却是,追求君子荣耀的人往往吃瘪,善于见风使舵,流于世俗的反而吃香喝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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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是个复杂的问题,马斯洛有个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分五层,生存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宿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荀子的说法侧重于认为人的本性只是较低层次的需求,而更高层次的需求并不存在,需要外力的力量给予引导和约束。荀子开了这个头,他的弟子韩非、李斯就一去不复返了。韩非只强调利害,什么君子的概念不屑一顾,甚至把儒家视为腐蚀国家的柱虫。韩非的著作看不到一个字的人性光亮之处,全是阴谋诡计、恶毒算计。荀子如果有知,一定会惊讶于为什么他的弟子把他的理论完全颠倒了。荀子希望以礼法成就君子,而韩非要以法来治人,因为人太坏,不治就会为了实现个人的利益,什么事就做得出来。
马斯洛的五层次需求理论有个巨大的漏洞,就是就五个层次的需求都是基于个人主义的。在马斯洛晚年,他也认识到这个错误,他意识到,一味强调自我实现的层次,会导向不健康的个人主义,甚至于自我中心的倾向。于是他提出了需求的第六层次,自我超越的需求。他说:“缺乏超越的及超个人的层面,我们会生病、会变得残暴、空虚,或无望,或冷漠。我们需要‘比我们更大的’东西,激发出敬畏之情,重新以一种自然主义的,经验性的、与教会无关的奉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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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需求是多面的,不是某一方面的需求。孔孟谈天命、谈性善,宗教家谈牺牲,实际上就是达到了这个自我超越的最高层面。而性恶说只是反映了人类较底层次的需求。荀子希望打通底层次与高层次,实现人性的飞跃,他的心,令人感动。但是他找到的方法,要想实现他的理想确实困难。
人的需求有多样性,人性也是多层面,我们应该努力把人性往上拉,而不是往下拽。我们需要用法律去强制人们遵守某些必须遵守的规则,我们要鼓励那些勤劳守法致富的人,我们也需要文化、艺术和宗教,帮助人们提高精神的愉悦,而不是仅仅沉醉于世俗的快乐。
北池鱼谢谢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