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语》“里仁”、“卫灵公”篇中的“一以贯之”之意，古来众说纷纭。刘宝楠在《论语正义》按语中说：“‘一贯’之义，自汉以来不得其解。”后人有所谓“以道言”、“以行言”、“以知言”之说。除了朱熹、阮元等人，近代学人章炳麟、胡适、梁漱溟、梁启超、柳诒徵、余英时等对此皆有论列。明人陈耀文在《经典稽疑》（卷上）中说：“吾道一贯。圣人之道，泛应曲当，无非此理。故曰一以贯之，忠以尽已，恕以及人，则此道之所以泛应曲当而能一以贯之者也。异端借一贯之字以证不二之说，近或推之愈高，谓道本自一，不必言贯，此固非后学所敢言，诸儒疑一贯之道大而忠恕不足以当之，至有天人体用等辨，恐亦不若平心只味本文也。”陈氏以“圣人之道”解“吾道一贯”之说，反对“不二之说”或“天人体用”之辨，认为应当平心体会“本文”，自有其反对“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用意。

方东美先生在论述“中国哲学之通性——一贯之道”时，提及原始儒家的“忠恕之道”、“絜矩之道”所体现的“同情心”，认为“一贯之道”在原始儒家中可以分为天道、地道、人道，并以“广大悉备的生命精神”及人的“参赞天地之化育”解释“儒家的一贯之道”：“乾元是大生之德，代表一种创造的生命精神贯注宇宙之一切；坤元是广生之德，代表地面上之生命冲动，孕育支持一切生命的活动；合而言之就是一种‘广大悉备的生命精神’。……人乃是参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同为造物主宰，以此种精神实现普遍的生命意义及价值。这就是儒家的一贯之道。”成中英先生在论述“‘吾道一以贯之’之‘道’的独立意义”时，认为“此道应具有整体性，而反映出一个对整体真实与整体真理的意识与认识。”当今学界还有借鉴莱维纳斯等西方哲人学说解释“吾道一以贯之”者。

本文试图突破道、儒、墨、法等门户之见，着眼于中国古典哲学概念的内在精神及其相互关系与范畴体系，探讨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的一贯之道。

梁启超曾在《先秦政治思想史》（年）“前论”部分引用《尚书·皋陶谟》中的文字讨论“天道的思想”：“……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他继而做了如下发挥：

则也、范也、叙也、秩也，皆表自然法则之总相。因则而有彝论，因范而有畴，因叙而有典，因秩而有礼。则自然法则之演为条理者也。此总相即后此儒家道家之所谓道；其条理，则后此儒家之所谓礼；法家之所谓法也。而其渊源则认为出于天。前此谓有一有感觉、有情绪、有意志之天直接指挥人事者，既而此感觉、情绪、意志化成为人类生活之理法，名之曰天道，公认为政治所从出而应守。若此者，吾名之曰抽象的天意政治。

梁氏之所以首先选择《皋陶谟》中的这段文字阐释先秦政治思想中的天道思想，显然与他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特质的认识有关。《皋陶谟》中的这段文字比起《尚书·吕刑》中“绝地天通”的表述，确实更能揭示古人对天人关系的把握，它不仅揭示出天道与人道的内在关系以及代天而行的观念，也表明典、礼、德、刑乃是“政事”之当为。

《周易·系辞上·第五章》阐发道、善、性、仁、知、德相互贯通，且以“生生”之“易”为其根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周易·系辞下·第一章》也表明天地大德、圣人、仁、义之间的相互关系：“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老子论述天道与人道之异，解释作为有道者的圣人矫治人道偏颇的功能与作用：“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道德经·第七十七章》）庄子更以德、道、仁、义并举：“夫德，和也。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义也。”（《庄子·缮性》）

孔子不同于老庄的地方在于他很少提及天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关于天道，孔子只是感叹：“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孔子隐约流露出的“天人之分”的思想被荀子继承并发扬光大：“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明于天人之分，可谓至人矣。”（《荀子·天论》）“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荀子·儒效》）不过，孔子虽然不言天道，但对天命却屡屡言之，以至于被其后学发展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第一章》）这一重大命题。

《礼记·礼运》说：“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又说：“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从天道到人道（圣人之道），“德”在其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衔接作用，只有“至德”才能成就“至道”：“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中庸·第二十七章》）

《道德经·第五十一章》揭示了“道”与“德”之间的内在关系：“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庄子亦言：“物得以生谓之德。”（《庄子·天地》），管子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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