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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这段话可以说反映了他全部学术的精神，也反映了他一生的活动。对中华文化的温情和敬意，是贯穿在他全部学术中的核心精神；他一生的活动，都是为了唤起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温情和敬意。

——钱逊（钱穆之子）

钱穆生于年7月30日，逝世于年。年在南京钟英中学读五年级，时局动荡，学校关门，钱穆没有毕业就辍学归家，从此再没有进过学校读书。钱穆是一位文雅学者，有人称他为最后的“士大夫”。他早年其实很想读大学，但没有读上。他任小学教师时，“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见报载北京大学招生广告，投考者须先读章学诚《文史通义》，余亦求其书读之，至形于梦寐间”（《师友杂忆》）。后来，钱穆以自己的学术修养和教学水平，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大学教授，先后在燕京、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等中国最好的大学任教，同时著书立说，影响教育了无数的学子。再后来，他只身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晚年定居台湾继续做学问，是公认的史学家、国学家。《钱穆国学经典·珍藏本》商务印书馆年5月出版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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