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都存在奇装异服的现象，成因各有差别，但大致都是人追求自由和社会要求秩序之间发生了冲突。不同的国家和文化，对奇装异服有着不同的判断标准和接受尺度。

东周“礼崩乐坏”，出现奇装异服

目前所记载的奇装异服现象，几乎都是在东周以后发生的。

周王朝有《周礼》来规范国家体制和个体行为，曾经有过近四百年的稳定期。在那个时代，《周礼》确实是先进的，但其所倡导的格式化生活，也会逐渐变成对人性的束缚和对社会发展的阻碍。于是在各种力量的碰撞消长中，服装层面也上演了一场“礼崩乐坏”的大戏。

从春秋到战国，一连串的人物以挑战的姿态出现了。比如齐桓公，不以周王朝的红色为尊，毫无顾忌地带动紫服潮流；比如老子，对《周礼》所倡导的堂皇、尊贵、繁复进行了观念上的颠覆，直言“圣人被褐怀玉”。

那个年代，齐灵公的宫女女扮男装，齐景公身穿奇装异服，郑公子子臧头戴鹬冠，孔门弟子子路年轻的时候也戴雄鸡冠，楚国大夫屈原甚至自称一辈子喜欢“奇服”。荀子在《荀子·非相》中提到：“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儇子指的是轻薄巧慧的男子，可见当时确有很多男子追求一种细腻柔弱的审美。

奇装异服的问题似乎出在奇异二字：所谓奇，就是没见过的；所谓异，就是跟大多数不同。中国古人的看法却颇为犀利，把奇装异服定义成了政治和天道的叛逆者，于是，如下三种服装会被视作奇装异服。

第一，违背了制度和规定。古代服装等级森严，上级可以向下兼容，但下级绝不能穿上级的服装，否则就是僭越。这种等级表现在款式、色彩、材质、花纹、数量、工艺等各个方面。除等级之外，还有其他关于场合、职业、时辰的复杂规定，如有违背，则视为奇服。《礼记·王制》中规定“作异服者，杀”，足见奇装异服的影响日渐强大，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

第二，男女错乱的服装。阴阳是中国人心目中最深刻的理论，凡事都会按阴阳进行分析。比如，男为阳女为阴，就是最典型、最概括、最本质的描述；男人像男人，女人像女人，才是正确和谐的状态。因此，女扮男装或者男扮女装，除了特殊情境，都会被视为奇装异服。虽然这样的装扮不是杀头的罪过，但社会的态度普遍是否定的。

第三，引发灾难的服装。五行与阴阳一样，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同样具有解释一切的功能。在五行当中，木是大地的外观，所以与人的服装对应。汉代文献《洪范五行志》中说：“貌之不恭，是为不肃，厥咎狂，厥罚常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意思是，帝王如果态度不恭敬，外表不端庄，就犯了狂妄的罪过，将会受到大雨连绵的惩罚，后果会很严重，社会上就会有奇装异服等问题出现。服妖，既可做奇装异服的别称，也可指其背后的神秘力量。

特立独行的魏晋风度

虽然奇装异服每个朝代都有，但整个时代都引为典型特征的，当数魏晋。

魏晋是从曹操家族开始的，他们的装束也算是魏晋风度的开篇。在《曹瞒传》中，曹操是这样一种形象：“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曹操身披轻纱，带着个小包，里面装着手帕和细软。很难想象一代枭雄曹操，居然有如此细腻的一面。

有这样的父亲，接下来又有了这样的儿子。《三国志·魏略》中这样描写曹植：“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曹植为了接待客人，令侍从取水过来洗澡，敷粉，粉面出镜。有这样的儿子，接下来又有了这样的孙子。《晋书·志第十七章》：“魏明帝著绣帽，披缥纨半袖，常以见直臣杨阜，谏曰：‘此礼何法服邪！’帝默然。”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睿，戴着织绣的帽子，披着淡青色薄绸半臂，以这样的装束接见大臣杨阜。杨阜嘴直，当面提了意见：这是依照什么礼法的服装呀！魏明帝默然无语。

除了皇族，文人雅士也是引领潮流的力量。“竹林七贤”是一群特立独行的人物，这群人似乎不屑于参与政治，服装也表现出挑战常规的怪异。他们当中有人袒胸露臂，有人头簪鲜花，也有人散发赤足，这种“粗服乱头”即使在现代恐怕也很难被普遍接受，在当时更是惊世骇俗。然而不管遭到多少人的唾骂，他们依然如此逍遥，全然不把正统思想宣扬的礼俗放在眼里。

有人说魏晋人物是垮掉的一代，也有人说他们是思想解放的先锋，不管如何评价，这种现象的形成一定有相应的历史背景。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混乱时期。作为个体的人安全感极低，可以说无论什么都只是短暂的存在，没有长久的意义。既然没有长久打算，眼前的舒适就变得尤为重要。所以人们不想再受礼制约束去穿衣戴帽，服装自然会变得随心所欲。

在这种局面下，为了摆脱生命的苦难，一定会有人做超越现实的思考，玄学便应运而生。魏晋名士崇尚清谈，追求玄妙境界，讲究的穿着反而会对纯真的境界造成干扰。外在越不作修饰，内在的深刻越容易彰显，返璞才能归真。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或都有能力追求玄学境界，人类对自身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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