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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尔加，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哲学博士。著有《王阳明心学研究》、《荀子新论》、《将帅型企业家松下幸之助》等专著。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设国学讲座，并常年为高校、政府各部委、大中型企业开设中国文化讲座。本栏目内容摘自他的著作《儒家思想讲演录》。
荀子的人性论
荀子与孔孟不同，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明确提出“人性恶”的儒家思想家。他说：“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荀子特别强调对人的后天的改造。对于荀子的人性论，需要作如下分析：
首先是荀子人性论的思想渊源。在人性问题上，荀子的视角为什么与孔子的趋向不同，与孟子截然对立？笔者以为，第一，荀子虽然是儒家大师，然而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很大。第二，荀子不光受到法家哲学思想的影响，还受到法家学术风格的影响。法家学术风格是强调务实，反对空谈。荀子也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第三，更为重要而且需要详细说明的是，荀子受春申君的委派，担任过楚国的兰陵县令。荀子肯定是个基层工作阅历相当丰富的学者。一个做具体工作的官员，不会整天陶醉于美好的幻想，对现实不同的政治体制孰优孰劣不会视而不见。
秦行法家之治，政治运行机制形成的基础是法。由于法度严明，秦国政治受个人因素干扰相对较少，政治运行机制较少出现紊乱。在诸侯争霸达到白热化程度时，国内的稳定是致胜的前提。六国则不同。旧道德的深固影响，使得政治运行机制模糊、不固定，更容易受个人判断能力、好恶情感、人际关系的影响。在关健时刻每每有个人因素造成全局溃乱。孟子时代燕王会凭一时之心绪禅让王位。赵与秦战时数中秦反间计。赵孝成王轻信秦之惧赵括不惧廉颇的反间，以赵括代廉颇；赵王迁轻信宠臣郭开金僭李牧、司马尚欲反的反间，以赵葱、颜聚代李牧、司马尚，并杀掉李牧。赵王之所以数中反间计与赵国法度不严制度不一，多凭人际关系治国，人际猜忌众多，政治运行不公开有关。
秦国与关东六国政治体制优劣一目了然。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学术上有务实风格的荀子怎能不倾向秦国！倾向秦国就等于背叛儒家吗？非也。孔子评价管仲时虽在道德上对管仲有非议，但谈到功业时，又对之作出肯定。这是因为，孔子是从政治效果的角度赞赏管仲。管仲虽然有不符合道德的举动，但在客观效果上他能够辅佐齐桓公统领诸侯、匡正天下、捍卫华夏文化，至今华夏仍被其泽。孔子也是从做基层工作开始一步步上来的，知晓民情社情，所以荀子和孔子都把实际效果作为对政治评价的重要尺度。笔者甚至推测，假设是孔子去考察秦国，也会称赞秦国“如其仁！如其仁！”
不仅仅从国运昌盛的治国效果上看，从民众的素质看，秦国举国而成善民。商鞅认为君主既合理分明又行有成效的的赏罚之治造就了自觉性很强的民众。荀子也有相近看法。荀子和商鞅有一个共同点—都认为由君主出面制定统一秩序，进行统一管理，个人守秩序，服从整体，才会产生有道德的国民。荀子形成这样的看法应该说一方面是受了商鞅的影响，一方面是亲身在秦国考察受到了秦国大好局面的感染。如果没有君主集中统一的领导，就不会有善良的国民。
当时的德教具有局限性。孟子所看到的道德现象荀子不会看不到，但从一个做具体管理工作的政府官员角度看，这些道德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并非都象孟子所说的那么美好。商鞅就发现了当时提倡道德教育的局限性：第一，惑乱民众，不安心本职。“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得官爵”。“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第二，鼓励私德和假德济私。“用善，则民亲其亲”，“章善则过匿”。商鞅的结论是，“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
荀子主张人性恶。荀子看到，内心之善在实际运行中不一定能产生善的效果。自称出于善的行为不一定真的是出于善。同时展示在世人面前的行为能否有善的效果往往也说不清楚。善性虽然可能存在，但大都只能够在私人交往中凭个人的感受来确定。所以，荀子提出：道德理念必须经过外化、社会化、确定化并被社会认同才能够实现自身。单纯的理念形态的道德在实际管理中实难加以确认和操作。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实际管理只能够针对人身上看得见摸得着容易确定的因素，所以靠调动人的善性治理整个国家在当时是不切实际地幻想。相反，荀子看到，人的物质欲望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针对它制定的应对措施操作起来相对容易。
由于上述原因，学术上具有务实性风格的荀子不再北京能治疗白癜风的医院北京看白癜风那家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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