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儒学已经成为全人类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的共同思想资源。中国作为儒家文明发源地和儒学研究的重镇，要领引世界儒学的发展，就必须形成具有凝聚力的研究团队，集体发声。当此之时，“山大学派”异军突起，率先开启了中国儒学研究团队化、品牌化发展的新模式，可谓开风气之先，备受瞩目！

天时、地利、人和：山大学派崛起之缘由

回望历史，学派正是儒学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重要载体；放眼当下，山东大学已然组建起当前国内最大的儒学研究团队，并率先以“山大学派”崛起。

山大儒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儒学院”）是山大学派依托的主要实体机构，现拥有54位专职研究人员，包括21位博士生导师、29位教授、20位副教授、3位美日等外籍研究人员。其中，颜炳罡、黄玉顺、曾振宇三位教授是“泰山学者”特聘专家，王学典、颜炳罡二位教授是山东省文史馆馆员，沈顺福教授是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翟奎凤教授是青年“长江学者”“泰山学者”青年专家。

此外尚有多位儒学专家在山大的其他院系任职，例如教育部重点基地易学与中国哲学研究中心就有以刘大钧先生、林忠军教授、李尚信教授等为代表的8位专职儒学研究者，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也有苗润田教授、王新春教授等多位儒学名家。

近年随着台湾新儒家代表人物创建“后新儒学”的林安梧教授，加拿大学者提出“贤能政治”的贝淡宁教授等知名专家的加盟，以及蔡祥元副教授、陈晨捷副教授等一批优秀青年学者的崭露头角，山大学派不仅主体羽翼丰满，而且底座愈加庞大坚实，上下内外都焕发着勃勃生机。

这一切都绝非偶然，正如山大儒学院院长、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在儒学院成立大会上所说：“凭依着山东大学历史文化积淀之厚，加之……学者们的深厚学养和质朴学风，……山东大学成立儒学高等研究院，事属必然。今天高等研究院的诞生，就是山东大学珍惜传统、审时度势、把握机遇的结果，更是勇于以天下为己任的具体体现。”

应天时：山大学派顺天应人、恰逢其时。当今世界，面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问题，需要儒学提供有益的参照；当今中国，面对接续传统、重建文化自信的普遍诉求，更需要儒学提供充分的精神养料。因此，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十九大”报告又将文化自信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

对此，儒学院执行院长，全国政协常委王学典教授敏锐地意识到：“从十八大之后，一个全面的、立体化的本土化时代已经到来，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治理这些问题都在得到格外的强调。整个中国正在朝着本土化的方向发展。”中国人文科学也正在从“以现代化（西方化）为纲”向“以中国化为纲”转变，中国文明遇到了再起步、再出发的机会，而复兴儒学作为中国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被提升了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正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

基于此，山东大学率先提出要把儒学建设成世界一流学科，力争成为国际公认的“世界儒学中心”和“辐射东西方文明的文化高地”。2年初，原儒学高等研究院、儒学研究中心、文史哲研究院和《文史哲》编辑部进行整合，组建成了如今的儒学高等研究院。5年，山东大学启动了“文史复兴”计划，决心以古典学术为着力点打造“山大学派”，重建山大人文学科的话语权和号召力。儒学研究作为山大人文学科的“龙头”“龙骨”，也就成为“山大学派”最先崛起的一个领域。随即儒学就被列为山东大学首批重点支持的学科，7年儒学又被确立为山大重点发展的五个“一流学科领域”之一。

得地利：山大学派传统悠久、积淀丰厚。俗话说“理工看排名，文史看传统”。山大学派不仅天然占据孔孟之乡、儒家圣地的地缘优势，而且山东大学作为近现代中国文史研究的重镇，为山大学派提供了扎实丰厚的现代人文学术遗产。

20世纪30年代，闻一多、老舍、沈从文、梁实秋、游国恩等一批国内最顶尖的教授聚集到山大，成就了山大的第一次辉煌，也开启了山大的文史传统。50年代，文学大家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四位先生，史学大家杨向奎、童书业、黄云眉、张维华、郑鹤声、王仲荦、赵俪生、陈同燮八位先生，先后来到山大，形成了文有“冯陆高萧”，史有“八马同槽”的繁荣局面，这一辉煌也直接奠定了山东大学“文史见长”的传统，这些学界响当当的学者，至今仍令山大人为之骄傲、自豪。与此同时，50年代初山大创办《文史哲》杂志，并以此为平台展开的一系列论战，不仅使山大的文史研究闻名全国，而且在海外学界也名声大噪。时至今日，《文史哲》依然是山大人文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首要阵地，更是山大学派向国内外学界发声的重要平台。

80年代中国学术格局大洗牌，山大一度跌入低谷，但是自身的文脉并未因此中断。在此期间，董治安先生继承了高亨先生的遗志将先秦子部古籍整理成合集，完好地传承了老一辈学者的成果；庞朴先生率先发出“应该注意文化史”研究的时代性呼声，积极推动了文化研究的热潮。年，庞朴先生又协同新一代学人创建了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此后又组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极大地提升了山大在世界儒学界的影响力。得益于百年的文史积淀，如今山大学派的崛起正在开启山大的第三次辉煌。

创人和：山大学派凝心聚力、和实生物。除却天时地利的外在优势，山大学派崛起的根本还在于他们凝心聚力创造的“人和”。

学术立院，聚合自身内力，激发自身潜能。儒学院在成立之初就确立了个人兴趣与团队合作并重等“十二个并重”的科研管理思路，以及水平与数量并重等“四个并重”的科研评价思路。为此，他们群策群力征集了60多项具有实际学术分量的儒学研究课题，实现“人人都在做项目，人人都有项目做”。同时，他们通过制定扶持计划和激励举措，健全科研团队评价制度，强化学术诚信体系等方式，倾斜性地满足拔尖人才和青年人才的科研需求，从而逐步形成了强大的学术内力。

开放办院，广纳儒林豪杰，汇聚四方力量。山大学派的“人和”不是封闭的小团体，而是汇聚国内外儒学力量的大联合。儒学院就是一个“公共科研平台”，并且在努力向“全球性的公共科研平台”发展。2年山大就牵头组建了当前中国唯一的以儒学研究为中心的协调创新发展平台——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借此联合了目前中国最优质的儒学研究力量。此外，儒学院通过组织承办“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世界儒学大会”“儒学全球论坛”等国际性儒学会议，广泛汇聚了世界各国的儒学研究力量，就此创造了更大意义上的“人和”。

应天时、得地利、创人和，山大学派至今已承担国家社科项目24项，仅7年就获得国家重大项目6项；省部级课题累计60多项，获得省部级人文社科成果奖50多项，同时取得了一大批具有广泛影响的创新性学术成果，如“儒学重大基础研究工程”“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课题、“中国正义论”、《百年儒学研究精华》等，这些成果都实实在在的确证着山大学派在当前中国儒学界的崛起。

颜黄曾姚：山大学派“儒门四金刚”

没有王牌，就没有话语权。山大学派清醒的意识到，唯有推出标志性人物，才能形成新的声望。当前，山大学派拥有“颜黄曾姚”四位当代中国儒学界的代表性人物，他们作为支撑山大学派的“儒门四大金刚”，将有力地撬动山大整个古典学术和整个人文学科的发展。

颜炳罡及其“民间儒学”。颜炳罡教授是“民间儒学”的创发者，也是儒学生活化、草根化、大众化的实践者。作为土生土长的山大人，颜教授的生活、生命已经和山大的儒学研究融为了一体。

早年颜教授以研究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等人的思想为切入点走上了学问之路。随后通过多年思索，他对“何人堪称新儒家”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由此将道德确立为儒者的第一要义和儒家大道之根本；同时他通过反思现代新儒学的不足，形成了返本先秦，儒墨道法疏通互动，开创儒学新形态的学问进路。“民间儒学”就是颜教授以儒家道德为核心，以返本先秦为进路提出的新学说。

当然，“民间儒学”不仅是一种理论学说，更是一种实行范本。颜教授认为，儒学研究应当与当代社会保持密切互动，为此他义无反顾地继承了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的志业，提出以乡村讲学来改良乡土文化土壤，以“新乡贤”为儒学扎根社会的种子，以发展公益组织为是践行儒学的主干，身体力行地建立“守望相助、患难相恤、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百姓亲睦”的社会主义新乡村。自年，他就在高校义务推广国学经典诵读活动；3年，他又率先在山东泗水尼山圣源书院开设了儒学讲堂，面向村民讲授孝道、礼仪等儒家文化。随着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颜教授更加忙碌，但也鼓舞了越来越多的乡贤、企业家、基层公职人员和普通村民加入到了“民间儒学”的团队中。如今从市县到乡镇社区，“尼山圣源书院”“民间儒学讲堂”“百姓讲堂”等已经遍及全山东，在民众中产生了广泛而巨大的反响。“民间儒学”已成为闻名全国的现象级社会改造典范。

黄玉顺及其“生活儒学”。黄玉顺教授是“生活儒学”思想体系、“中国正义论”理论体系的创建者，也是山大儒学院引进的第一位儒学名家。早在四川大学任教时，黄教授就被称为儒学界的“西南王”，0年，他毅然加盟山大，此后思想也愈加精进。

黄教授构建的“生活儒学”思想体系，作为当代儒学最具原创性的理论之一，被张岱年主编《孔子百科辞典》修订版增补为专门辞条；当前学界研究和评论“生活儒学”的专著已经面世，文章已愈百篇，其中不乏李幼蒸、吴光、张志伟、董平、姚新中、干春松、程志华、余治平、赵法生、郭沂、方旭东等名家之作；黄教授因此与杜维明、李泽厚、刘述先、成中英、牟钟鉴、安乐哲、张立文、林安梧等并列为“当代儒学理论创构”十家之一，美国哲学家StephenAngle将其与美国著名哲学家安乐哲（RojerAmes）、南乐山（RobertNeville）、墨子刻（ThomasMetzger）等同归为当代儒学“综合儒学”一派。

黄教授的“生活儒学”，突破了两千年来哲学“形上－形下”的二级架构，深刻地揭示了孔孟原始儒学被后世所遮蔽的前存在者、前主体性的“存在”（生活）及其“仁爱”情感显现的观念层级，并以此为“大本大源”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开创性地形成了“生活感悟－形而上学－形而下学（伦理学、知识论）”的三级观念架构。他以独特的言说方式开启了儒学如何真正有效地切入当下生活的思想路径，由此将儒学研究的思想视域推进到了当今世界哲学思想的前沿。

在这种思想视域下，黄教授建构了作为中国式“制度伦理学”的“中国正义论”理论体系。6年“中国正义论”的英文版在英国出版，被誉为“来自东方的声音”（VoiceFromTheEast），与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西方正义理论形成了鲜明对照。如今“中国正义论”不仅是国内儒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而且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当代政治哲学理论。

曾振宇及其“观念儒学”。曾振宇教授是“观念儒学”的创发者，也是中国哲学史学会“曾子研究会”创会会长。早年在山大打下的史学功底，造就了曾教授儒学研究的思想史进路。

在多年的研究中，曾教授捕捉到思想史叙述中的观念范畴，具有以往研究所没有意识到的重要价值。他认为，儒家的基本观念就是整个儒学的思想结晶体，它既是儒学发展变化最明显的元素，同时也是儒学代代相传、乃至今天还在沿用的内容，因此以观念为研究核心将能焕发儒学的新生。基于此，他提出了思想史梳理与哲学阐释相结合的“观念儒学”。

曾教授强调儒家观念无一不指涉现实生活，因此“观念儒学”的旨趣就是立足现代社会对儒家“立命”“立心”的基本观念做出新的诠释，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文化依托。为此，他特别组织撰写了“汉字中国”大型丛书，以此向社会各界普及推广儒家的基本观念。

此外，曾教授积极发挥自身省政协委员的作用，实际参与儒家文化的传承保护工作。其中，他指出中国存在一个举世罕见的人文地理现象，即以曲阜为轴心、方圆二百公里的“儒家文化圈”。据此，他提出了在曲阜建立“中国文化特区”的提案。经过反复论证，2年这个提案最终得到了落实，如今建设“中国文化特区”也成为中国国家层面文化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为世界文化遗产所瞩目。

姚中秋及其“政治儒学”。姚中秋教授，笔名秋风，是山大儒学院近年引进的一位知名儒家学者。他通过思索古今之间的社会现实政治问题而提出了一套“政治儒学”的论说。

姚教授从事儒学研究的经历曲折多变。早年他由写时评而置身于现代中国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投身学术之后，他曾试图运用西方保守自由主义理论来解答中国社会的古今之变问题，然而在探索过程中，他转而认定传统儒学的圣王之道根本优于西方现代政治思想，而且对中国现代社会秩序的建立具有积极价值。自此，姚教授放弃西学，皈依儒门。

姚教授的“政治儒学”是就中国之道如何才能实现于现代社会，儒家的现代制度形态究竟是什么等问题做出的一种儒学解答。由于其知识背景庞杂，因此他的论述往往交叉运用儒家经学，经济学、法学、史学等多种学术资源，这也使他形成了一条独特的学术路径：解经——述史——创制。姚教授认为，儒家“五经”承载着中国之道，通过解经就可以推明中国的治理之道，为此，他以独特的现代解经方法对儒家经典做了全新阐释，其相关论著已引起学界的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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