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人性的善恶论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去哪里？

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更多考古化石的发现，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定时间也在不断的前移，我们最初认为人类只有几千年的历史，如今考古学家将人类历史记录拉到万年前，或许将来我们对人类的存在又会有新的发现和认识。在可记录的人类历史篇章里，产生过各式各样的人类文明，有的消亡，有的融合，有的延续至今。在这些文明里，又诞生了形形色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铮铮铁骨，有远见卓识的伟大领袖，有普渡众生的宗教领袖，有贪得无厌的剥削者，有贪生怕死的苟活者，有时刻在斗争的反抗者，有自得其乐的幸福的人，有郁郁寡欢的麻木的人，有默默奉献的智者，有狭隘卑鄙的小人，有骄傲自大的君王，有冷漠自私的愚民，等等等等。他们穿插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之中，无论是西方文明，东方文明，古代文明还是现代文明。人类文明好像一个大舞台，不同的人物角色在各自的时间上演自己的戏码，诉说着形式多样又殊途同归的人类故事。当我们在亲身经历一些“故事情节”后，有时会不由自主的感慨“这，就是人性”。那么，人性到底是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探讨下人性是否有善恶之分，这也是古代先哲们最常思考的问题，我们从这个角度入手更容易理解到底什么是人性。

人性本身是否有善恶之分？

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在中华文明历史里有过数次争论，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可以追溯到战国中期的孟子与战国末期的荀子。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人天生具有怜悯心、羞耻感等性情，下至百姓，上到统治者均是如此，是人之共性，所以人性本善。我们将孟子的相关语录整理归类成四个部分，并按照一定的排序重新认识下其“性善论”的论证过程，并试图了解孟子提出这一套理论的愿景。

1、仁义礼智的这些“善”的初始形态在人性中天然具备。

《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公孙丑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释义：同情心，羞耻心，恭敬心，是非判断力是人皆有之，我们所说的“仁义礼智”就来自这四种品性。它们如同人的四肢一般，是生来就具备的，不是外部施加的。若是没有这些品性，那简直就不是人。

、良知让人心向善

《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

《孟子·公孙丑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释义：人天生具有良能与良知，就像鱼天生会游泳，鸟天生会飞翔一样。人从小就具有模仿成人的行为、学习社会语言的良能，也有关爱亲人的良知。统治者也应该施行仁政，那么治理天下会非常容易。

3、顺应人性可以安身立命

《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释义：从心所欲才可以了解自己的本性，知道了本性就知道天命，修身养性就可以安身立命。

4、《孟子·告子上》：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释义：告子（孟子的一位弟子）说：“人性就如同水一样，向东方引就往东流，向西方引就往西流。人性没有善或者不善的区别，就像水的流向不分东西一样。”孟子反驳：“水的本质其实是向下流的，人的本心是向善的。虽然水被击打也会飞起，但是不是水的本性而是外力所为，人之所以有时候“不善”也是出于外在形式所迫。”

所以，孟子所说的“性善论”的“逻辑”是这样的：

（1）同情心，羞耻心，恭敬心，是非判断力，如同人的四肢一般，是人天生具有的优良品性。

（）人心向善，都具有关爱他人的良知。

（3）演绎：既然所有人生来就具备这些优良的品性，且又人心向善，顺应人性之善就好了，老百姓自然可以安身立命。所以统治者应该施行仁政，不要横征暴敛，国家自然和谐向上。

（4）人性向善如同水向下流一样，人虽然也会做出来一些不好的事情，如同水被击打也会向上飞起一样，是外力所为，并非人性不善良。

比孟子晚出生60年，处于战国末期的荀子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人性本恶，针对孟子的性善论专门作了一篇《性恶篇》进行反驳，并在其他文章和对话中透露人性本恶的观点。

1、首先解释了什么叫做“性”。

《荀子·正名》：“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

《荀子·性恶篇》：“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

释义：生来浑然天成的，不加以雕饰的才能叫做本性。本性是不可以通过学习得来或者被别人塑造而来的。喜怒哀乐称之为情，不是本性。

、人性即欲望，唯利是图才是本性，“礼义”等均是违背欲望的，也就是违背天性的。

《荀子·荣辱》：“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荀子·性恶篇》：“今人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

“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

《荀子·荣辱》：“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

释义：但凡是人都一个共同点，饿了会吃，冷了求暖，累了休息，趋利避害。欲望才是人性，无论是贤者大禹还是暴君夏桀都一样。饿了却让长辈先吃，劳累却不让人代劳，是人为教导出来的孝顺和礼让。人天生都是自私的，没有约束就会唯利是图。圣贤同样不是天生就是圣贤，而来自后天的修为。

3、用比拟手法解释了仁义礼智是后天人为，而非人性本身。人们愿意学习，只是追求善，而非性本善。

《荀子·性恶篇》：“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为器，然则器生于陶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

《荀子·性恶篇》：“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

释义：以礼义为例，礼仪并非是人性本身所具有的，而是圣人发明出来对人进行塑造用的。如同陶器源于制陶人的打造，而非黏土本身的性。我们普通人后天养成了礼教的习惯，自愿追求善，就像贫穷的人想富足，低贱而追求高贵一样，恰是因为自己本性是恶。

4、什么是善恶？

《荀子·性恶篇》：“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矣。今诚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则有恶用圣王，恶用礼义哉？”

释义：从古到今天下人所说的善，指的是正大光明和谐安定；所说的恶，指的是盗名欺世倒行逆施。这就是善与恶的区别，果真认为人性本善，那么又哪里用得着圣明的帝王和礼义了呢？

5、人可以通过后天人为由恶到善

《荀子·性恶篇》：“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

《荀子·性恶篇》：“故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

《荀子·性恶篇》：“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天下知之，则欲与天下同苦乐之；天下不知之，则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是上勇也。”

释义：虽然人性本恶，但是可以通过学习改善，需要良师益友的帮助指点。改善的过程需要自觉性而非迫使，小人与君子之间可以转化但是却没有，就是因为他们彼此不愿意成为那样的人。智慧勇敢都有大小之分，那些不偏不倚，胸怀天下，造福天下的人是上乘的勇敢，能做到这样的人便可以成为圣贤。

所以，荀子的逻辑是这样的：

（1）与生俱来的，非学习、非教导的称之为本性。

（）欲望才是人的本性，喜怒哀乐都是人欲望满足与否的情感表达。

（3）仁义礼智这些“善”并非天生就会，而是后天学习、教导才养成的，不足以解释本性。

（4）如果人性都是向善的，就不会出现社会动荡，自然不需要圣贤与礼义。

（5）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并非来自本性，而是来自后天的修为，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就需要什么样的修为。社会需要管制，人性需要加以约束，社会才能安定太平。

其实，两者论证都不尽正确。

我们用现在的观点再来看下孟子的“逻辑”，与其说是论证，不如说是愿景。人虽然天生具有同情心，羞耻心，恭敬心这些本性，但是我们这些情感的影响范围是有限的，有时候都无暇顾及身边的所有亲朋好友，更别提顾及全天下的人。人虽然天生也是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但是有深刻与粗浅之分。我们的情感与认知都具有局限性，依赖个体“善”的自觉性而忽视了个体欲望，没有道德、法律的约束，显然是不够的。国家统治者若完全如孟子所愿只是施行“仁政”，也是少有人会做到如孟子一般安身立命，社会未必就安定和谐。

荀子的论证前提就与孟子不同，将人性均归类为欲望，将所有的情感也归于是欲望的表达。也就是说“欲望”即是恶。果真如此吗？一位学生有求知欲，一个老师愿意教导，这种欲望算是“恶”吗？既然情感都属于欲望，看到受灾地区的儿童受苦人们心生同情相隔万里伸出援助之手也是欲望，那这个欲望是“恶”吗？欲望在一定范围内满足并非都是恶的。按照荀子自己的逻辑，将所有的欲望说成恶是行不通的。所以，荀子说的人性是专指欲望的满足而对他人的伤害，比如饿会抢，穷会盗，进而扩大到欲望的膨胀对社会秩序的破坏。

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谁都没有说服谁。孟子侧重感性，荀子侧重理性。感性与理性均是生而具有的人性。孟子所说的情感与良知是人性固有的，却不能完全归结到个体欲望。两者都是站在国家、社会层面去考虑问题，孟子是从个体出发由内向外畅想，荀子则是由社会制高点自上向下审视人性。

孟子从人性里单纯的个体情感与简单的是非判断入手，从一个个体的角度出发去论述人性，却完全没有提及个体欲望。实际上，个体的欲望对孟子所倡导的“仁义礼智”的美好品性的破坏力是巨大的。有些人从小品性良好，却因为不懂得人情世故被社会的大染坊浸染，变成悲观厌世自私自利的人。有的人天生博爱正义感强，却因为认知能力的局限将群体带入深渊。孟子将“仁义礼智”与“向善”对于普通人的要求过于拔高，以至于“言必称尧舜”。普通人在乱世中为了个人欲望恃强凌弱，道德沦丧的恶行做的并不少。果真有部分人按照“仁义礼智”的高标准行事处事，在一个人人自危的环境下也会被视作异类，显然光靠感性是远远不够的。

荀子则从人性中的欲望本身出发，从社会秩序与国家层面的“善”与“恶”审视人性。所以，便将“善”与“恶”的标准定的很高，非圣贤之人基本上都可以认为是恶了，即众生皆有罪。这倒是和《圣经》里，上帝对人说，每个人都有罪如出一辙。人与神有着天然的差距，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就有罪，我们的德行永远达不到上帝要求的高度。否定了个体生存的欲望，就是否定了生命存在本身的意义。母亲在遇到危险时候第一时间本能的去保护自己孩子，甚至愿意牺牲生命。母爱的这种保护欲也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教育学习而来，这种保护后代牺牲个体的行为不是简单的个体自私的欲望，而是真实的情感表达。

人在不同的阶段个人欲望与情感的要求是不同的，欲望在激发情感，情感也在影响欲望。

任何一种思想的诞生都与其所处的时代相关，与其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以解决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孟子、荀子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思想集大成者其论述的目的未必是探求人性“善”“恶”与否的客观性，而是力求一定的引导性。孟子所处的时代属于战国中期，大国吞并小国，战火连年不休，战争致使无数的百姓流离失所，饿死病死不计其数。无论是百姓还是为官，都处于极其紧张的生活状态下，故而孟子周游列国逮谁骂谁，并提出“性善论”鼓励国家君王施行仁政，恢复圣贤之道，以期扭转动荡的社会局势。

荀子处于战国末期，中原大地并没有因为孟子的“性善论”变得安宁。相反，战争的规模和惨烈程度都在增加，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许多著名的战役在当时却是实实在在的悲剧。比如长平之战，秦国自己伤亡0万人，阬杀赵军40万人。诸侯的贵族们为了利益彼此相互利用又相互争斗，尔虞我诈后受苦的却总是平民百姓。铁器取代了石器开始普及，生产力的提高让土地耕作不再需要从别国掠夺人口来做奴隶，但是本国百姓自己还是动不动就要被拉去战场。各国鼓励生育，人口就像韭菜一般战死一批再长了一批，仿佛普通人就是贵族战争的道具。新兴的地主阶级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这一批群体的精英开始重新思考人性和解决手段。人性就是欲望，诸侯贵族并不比普通人更高明，更无私，本质上都是为了欲望。“礼”与“尊卑”来自人性之善，来自自觉性的说辞是靠不住的，必须依赖外在的压迫力来制衡人性的丑陋。只有统一，法制才能停止各个战国之间割据和征战不休的局面，封建主义一统的趋势日益明显。荀子的两位弟子韩非子和李斯最终践行了这一思想，这种思想也在之后促成了秦灭六国统一中国。

人性面对的主体是人，善恶的判断也自然应该属于人，而不是植物、动物或者其他微生物。故而，“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的讨论就是人类对人天生的情感与欲望是善还是恶的讨论。

欲望、情感有“善”“恶”之分吗？

欲望有善恶之分吗？穷苦年代，一个人饥寒交迫偷盗他人粮食果腹被视作是恶，现代物质富足了，希望孩子茁壮成长的长辈们换着花样给孩子营养搭配食物，因为孩子多吃几口还要鼓励一番。同样是食欲，我们很难说一个人吃饭有什么善恶之分。封建旧地主阶级周扒皮贪于克扣长工工钱使诈欺骗，现代企业家为了提高效率对企业工厂进行流水化改造我们称为管理水平。一个是无耻的贪婪一个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但是归根结底都是逐利的欲望。

情感有“善”“恶”之分吗？同样是愤怒，一个人不顺心而将愤怒发泄到家人身上，甚至家暴，我们称之为恶。一个人在战争期间对敌人同仇敌忾，奋勇杀敌我们则称之为英雄。同样是对亲人的爱，一个人对老人悉心照顾，无微不至我们称之为孝顺。一个人纵容孩子任性成长，养成乖戾自私的个性最后为害社会，我们称之为溺爱。

我们对同一种欲望，同样的情感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甚至是面对同样的人，同样的结果，善恶的评价也是不同。街头乞丐，一个普通人路过，发现乞丐又冷又饿于是施舍身上所有的钱财给他，乞丐拿到了钱不能称之为恶。但是如果一个普通人路过街头，乞丐又冷又饿抢劫了他的钱财则称之为恶。同样的人与事，一念之间就产生出两种不同的答案。

我们对善恶评价的第一标准来自个人意愿。

“善”与“恶”的划分取决于个人意愿，个人的认知又极大的影响了个人意愿。比如，父母在发现孩子浪费粮食，偷拿家里钱物时都会对其进行训导，虽然小朋友挨批评甚至被“家暴”，但是这种教育本身对于孩子的未来成长是有益的。当孩子在明白了父母的心思后，也会去反省，并不认为父母的惩罚是恶。但是并非所有的个人认知都是对的，个人的是非判断力具有局限性，所以我们还需要社会公知。现代社会诈骗分子通过电话诈骗孤寡老人，银行里经常看到一位老人执意汇款给某个不认识的人。显然，骗财行为即是恶，哪怕这中间有话语的温情和关怀让老人“心甘情愿”，但是本质上是通过欺骗形式的损人利己的行为。

综上来看，“善”“恶”的划分是有标准的，是站在人的角度去评判的，而认知即是评判“善”与“恶”的参考标准。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对善与恶的划分直接来自于个人意愿，随着认知的深入对善恶的解读会发生变化，但是就一个社会群体来看光靠从单个个人的角度来评价是不够的，评定的标准来自绝大部分人的认知，或者我们称之为公知，这样的“善”“恶”划分才具有普遍性。

对于19世纪的欧洲绅士们，对于个人冲突西方流行通过决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就倒在了决斗的枪口。中国的“五十步笑百步”又是另外一个故事，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战争颇有礼教和仪式感，约定时间地点开战，开战之前还要设宴奏乐，引经据典宣扬各自的正义，一旦开战若是对方败阵不能追打超过五十步。涉及到个人生死与国家战争这种极端的例子，我们都无法去评判谁善谁恶，因为这是约定好的事情，这是社会设立的规则。

可见，善恶的划分更多的是站在群体的角度去评价，通过一个群体的公知与群体制定的规则来评判善恶的，而非个人意愿与个人认知。我们人为的制造了很多的规则，用不同的规则侧重对人性进行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的约束。我们用道德去约束一个人的动机，用法律约束一个人的行为，成立监管机构促进企业的合理竞争，用国际法则来平衡国与国之间的利益，这些是我们当前时代的公知与规则。

“善”与“恶”在文明形态中很特别

我们习惯了现代社会下，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相处关系，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竞争规则，习惯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领土尊重。实际上，将历史的镜头往回调拨，又是另外一番模样。

原始社会时期，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资源抢夺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行为，那么相对于一个部落而言，如果一位首领通过武力征服掠夺了另一个部落的粮食、牲畜等财产以供自己的部落人使用，那么该部落的人会认为其行径是善。而被掠夺的部落的女人、孩子则一定认为其为恶。放到奴隶社会而言，一个奴隶主肆意奴役奴隶做劳苦工作，剥夺其人身自由，放到奴隶市场进行买卖交易，奴隶主自己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恶。对于奴隶主而言，奴隶是经过社会认可的他的个人财产，对于奴隶而言“奴隶”就是他的身份，甚至会对奴隶主的某些闪现的善念心生感激。奴隶制度并不遥远，只是从一个文明内部的形态，诸如古希腊的奴隶制，春秋战国的奴隶制变成了跨文明的奴隶制。在近代西方殖民热潮下，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将非洲的殖民地刚果掠为自己的私产，对奴隶（当地百姓）进行了残酷的统治，如果未完成分配的橡胶采集任务则要砍掉奴隶妻儿的手或者将其锁起来活活饿死。这个狠心的国王对于自己国家的子民却非常的仁慈，并且励志让国家变得富强。最后是在西方反奴隶制热潮下，比利时人民自己看不下去这种残暴的行为，将刚果殖民地归为国有并改变了殖民政策才结束了这种残暴的统治。显然，就比利时人民来看其国王算得上某种程度的善，而对于刚果人民则是十足的恶。旧社会地主阶级在我们的观念里时常是贪婪恶毒的形象，但是最早期的地主阶级相对于奴隶社会而言却是十足的进步阶级，他们拥有先进的铁制品和耕作物，还部分奴隶以自由让其成为了流动佃农，教会他们耕作方法和农业知识。虽然时常有地主阶级兼并土地欺压佃农的情况发生，在当时也有一部分有识之士认为是不合理，但地主阶级并不觉得自己是恶，他只是利用了时代的规则。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近两千年，如果是公认的十足的恶应该早就被推翻了。

从现代人的视角来看，我们明显知道一个部落对另一个部落的抢夺掠杀是残忍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对刚果人民的欺压是不人道的，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制度是落后的，但是我们却不能称之为恶。

人类文明在不同的文明阶段制定了、或是天然形成了不同的时代规则，即那个时代更具有统治力量的群体制定的具有时代特征的规则。这些规则不论现在看来多残酷，多荒谬，但是都是客观存在过的规则，很多还是有利于人类文明整体生产力释放的。只是因为不同时代的人身处时代的惯性之中，故而天然会觉得这个规则是对的。所以，在奴隶社会我们只能说偷盗奴隶是一种恶劣行为，属于恶行，而不能说奴隶主虐待、贩卖奴隶是一种恶。

即使我们真的将现在的价值观应用到过去，也未必行得通的，跳跃了所处时代既定规则的思想都会遇到巨大的阻碍。墨家代表人物墨子的思想就更符合现代人的观点，“兼爱”崇尚大爱，认为人生而自由平等，反对繁文缛节注重实际行动。虽然在当时也成为了名震一方的流派，但终归很难为时代所接纳。孟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墨氏就是墨子，在孟子眼里墨子的划时代思想与禽兽无异，各诸侯贵族更不会认同采纳。

将时代的规则展开来看，既有殉葬、裹小脚等陋习陋规，也有礼让互助的优良传统，文明与文明之间也有双方都觉得“善”的行为。比西方大航海时代早近一个世纪的郑和下西洋，采取的是睦邻友好、互利双赢的和平交往策略，不仅推动了当时中国海外贸易和经济发展，而且促成了马六甲及东南亚长达一百年的兴盛和繁荣。

将“善”与“恶”观念建立在更大的群体的基础上、一个文明形态上，我们称之为“正义”与“非正义”。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在时代的规则依然存在时，我们都无法说规则利用者的种种行径是恶，这是那个时代规则赋予他们的权利。只有时代前进，摆脱了原有的我们认为愚昧，落后的规则，我们才可以称以前的一些做法是错误的，是不人道的，是非正义的。

人性非善非恶的假设

结合以上论述，我们发现以往许多关于人性的讨论还是流于表面，人性善恶论更多的是以特定时期人类的公知或是制定的规则为参考系，对人的行为的评价，而没有对人性本身做出善恶的评价，即没有对人性的欲望和情感做评价。情感与欲望，理性与感性都属于人性固有，没有绝对的善与恶之分，善恶源自认知。

我们不妨先在这里做个假设，即人性无善无恶，在本书的最后再来表达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的观点。

我们时常有一种错觉，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实际上我们的欲望是有限的。

人出生时候的欲望相对一个社会成人是单一而强烈的，随着自身身体的成长和激素作用激发出了更多的欲望，又被周围环境的刺激激发出更多样化的欲望。我们的欲望又常会因为四处碰壁而被削减甚至丧失，也有一些人为了追求更有价值的目标而主动削减其他的欲望，也就是自我对欲望进行删减。

当然，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证明欲望是有限还是无限的，便要找到欲望的根源。我们的欲望既然都来自外在刺激或者内在刺激，则如果没有了这些刺激，便无欲望之说。比如，一个人天生的嗅觉丧失，没有花香的刺激则他便不会有嗅花香的欲望。也许你会说有人告诉他有花香这种存在，但是如果压根无人告诉他花香，或是他一生都无从获知花香这种存在便不会有嗅花的嗅觉欲望。竞技体育都是寻求更高更快更强，一个米短跑运动员的内心一定是希望自己不断突破身体的极限，速度的极限，但是他绝对不会希望跑过光速，我们的认知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跑过光速的欲望便不复存在。

我们的欲望之所以感觉是无限的，是因为我们在原有欲望满足的情况下仍然不断的寻找新的欲望，便产生了欲望是无限的错觉。相对于原有的欲望而言，人的欲望是不断膨胀的。我们的欲望总是从最基础，到更丰富，更长久，更有价值的方向发展。单就一个个体而言，我们所有欲望的激发和满足最后都可以归结到满足自由感。

情感与欲望其实是直接挂钩的。

情感在个体上的直观反映是情绪，是场景化的。比如常说的喜怒哀乐就是在一种场景下，对外界的情绪化表达。我们会因为吃了一个美味的甜品而感到心情愉悦，会因为上班遭遇无故的指责而生气恼怒，会因为亲人的伤病而伤心落泪，会为了取得某些成绩而欢欣雀跃。但是这些情感都是短暂的，一个人不会因为吃了一个甜品而一直开心下去。对于一个正常人，喜怒哀乐里的任何一种情感都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我们不会长年累月的保持一种情感状态。

我们的情感具有共性，且情感的传递性不受到认知水平的阻碍。不会因为你是一个科学家就感受不到目不识丁的农民的情感，甚至有的科学家就是农民的孩子。他可能会对于情感产生的原因感到新奇，却不会说感受不到情感本身。我们的情感又具有扩张性和同化性，如同气味一般会在无形中传播给其他人且影响到他人。和一个开心的人在一起久了会变得轻松自得，和一个怒火中烧的人在一起5分钟也会变得焦躁不安。

当然，还有一些人显得不易受到他人情感的影响。这并非是因为性情冷漠，而是来自天性和情感的训练，我们叫做品质。

品质是一种面对和应对外在环境变化渐显固化的情感状态。人类具有很多优秀的品质，诸如自信，知足，宽容，热情，诚实。这些品质并非一成不变的，会随着自身或者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欲望的满足来自于行动，行动的结果会受到品质的影响。品质的在行动过程中也会产生两面性，自信固然是理想化的，过度自信是一种自负，不够自信则是一种自卑。知足让人感到幸福，过于知足也使人不思进取。对亲友的宽容能够化解不必要的矛盾，对坏人的宽容却也会助长嚣张气焰。想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需要极高的热情，但沉迷于一个错误的方向则不如原地踏步。品质在欲望的实现过程中如同弹簧垫圈一般，让我们不会轻易的沦为情绪的奴隶。

以上所说的情绪、品质侧重于个体的情感表达，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情感共鸣我们叫感情。感情将个体连接起来，连接亲朋好友，邻里同事，甚至可以扩大到整个人类。感情将个体与周围的物体连接起来，诸如喜爱的车，喜欢的画，又或是留恋的风景胜地。

我们通过感情进行选择，保留我们喜欢的，摒弃我们厌恶的人与物。我们不妨给个体的绝对自私设一个值为0，将对某些人与物的喜欢程度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设为1，将憎恶到极致的人与物设定为-1，被感情联系起来后的个体的情感表达就不再是自私的表现，而是作为一个群体的表现。比如女孩成为了母亲，孩子就是进入她生命中的个体，她对孩子的喜爱程度就是1，于是就不再会因为个体的喜好来行事，而会为了孩子变得勇敢起来。对于战争中的士兵而言，个体与祖国人民的连接就是1，对待敌人就是-1。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喜欢和厌恶往往都是交织在一起的，感情程度在-1到1之间徘徊，但很少出现极致的喜欢和厌恶。这种喜欢和厌恶具有较高的个人偏好，一个人视作珍宝的东西在别人眼里可能普普通通，比如一个孩童喜爱的玩具在父母眼里可能就是脏乱，甚至是垃圾。个体偏好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我们个体的精力十分的有限，所以我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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