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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意义痛苦缄口不言，是孔子整个哲学思想的一种根本特征。他的做法非常实用。去守灵或去葬礼，又或是探望病人或遭受不幸的人时，我们常常会觉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为此焦虑不安。我们想去安慰、去帮助、说些深刻的话，但是，在这些可怕的情境中，究竟什么会有所帮助呢？我们没有任何有用的生存工具，经常想转身回家，我们害怕面对痛苦、尸体、悲恸。而儒家的建议很简单——到场并哀悼，不需要说一个字的试图帮助的话。如果你真要说点什么，就大声哀叹：“老天抛弃了我们啊！”或者，用更现代的话说：“这太让人痛苦了！”不要逃离我们的人性，试图在迷信（即使是善意的，也是假的）或某种理论（即使真实，也是虚假的）中寻求安慰。如果这些迷信和理论具有任何价值，那就是它们帮助我们到场；它们充其量就像是你在等着大脑想出句子的下一个词语时，你口中嘟哝而出的毫无意义的“嗯嗯啊啊”。陪着那些受苦的人，当你受苦时，也陪着自己，坦诚面对超越我们有限认知的东西。当我们站在无知的中央，也许相互拥抱，让无意义痛苦的河流猛烈冲刷着我们时，我们的人性才会完全显现。—斯科特·塞缪尔森……读完《论语》的前十篇后，我们脑海中浮现出了孔子的形象，与他在绘画和雕塑中被描绘的样子一模一样：一位若有所思、从容不迫、目光狡黠的老师。然后，我们来到了第十一篇。刚开始还很平静。孔子说，论遵守礼乐的规则，他一般更喜欢乡野平民的方式，而不是贵族君子的方式。《论语》内容的安排似乎非常随意，接着，我们听他谈起他最得意的门生，颜回。这位年轻绅士学识渊博、道德高尚，如果孔子是柏拉图，他就相当于亚里士多德。孔子说笑道：“颜回对我没什么帮助。我说什么，他都心悦诚服。然后，我们了解到，“有一个叫颜回的学生，真正好学，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再也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的了。”这种对悲剧的平淡讲述突然发生剧烈变化，孔子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他开始大声感叹：“老天爷要我的命呀！老天爷要我的命呀！”他的弟子们平时对他毕恭毕敬，也忍不住说他悲痛过度了。孔子怒气冲冲地说：“我悲伤过度了吗？我不为他悲伤过度，又为谁呢？”这是文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时刻之一：孔圣人情绪失控了。我们习惯了平常人因为失去亲人而痛不欲生，但我们认为智者应该能将我们带到一个更高的意识层面。尤其在面对死亡时，圣人们应该揭开智慧的宝石，这个宝石散发着宇宙命运的光芒。我们为什么要读《论语》？难道不是因为孔子用权威的答案，回复我们灵魂的困惑吗？尤其是当这些答案像谜一般时。然而，面对颜回之死，孔子给我们的只有我们平常对死亡粗野的悲痛。我们甚至连一句晦涩的话都没有得到。如果孔子流的是和我们一样的眼泪，他还有什么作用呢？当我对他的这种平淡无奇的悲痛的震惊消退之后，我开始从孔子令人不安的不智之举中，既得到了安慰，又得到了智慧。他在哀悼无意义痛苦时，所处的纯粹悲痛空间，正是作为人所处的空间，正是他的整个哲学——以及文明本身——诞生的空间。他拒绝将悲剧美化为其他任何东西，他这样做有其深刻的道理。……要想了解孔子的世界，可以想想和他同一时代的伍子胥。伍子胥是一位政府官员，他的父亲被楚王扣为人质，并将其杀害。伍子胥一心复仇，却发现凶残的楚王已经被杀了，他失望至极，挖出楚王的尸体，抽打了三百鞭。然后，他和正与邻国交战的吴国结盟。吴王夫差很快背叛了伍子胥，逼迫他自尽。他在临死前，留下遗言：“你们一定要在我的坟墓上种植梓树，让它长大能够做棺材。挖出我的眼珠，悬挂在吴国都城的东门楼上，让我见证越寇进入都城，灭掉吴国。”吴王将伍子胥的尸体装进了皮革袋子中，然后卑鄙地将其扔到江中，不过在此之前，他先帮伍子胥挖出了眼珠，悬于城门之上。无巧不成书，伍子胥那双血淋淋的眼珠确实看到了越国灭吴。如此残暴行径在春秋末期十分常见，最终导致了所谓的战国时期。强权者相互挖眼珠子，是整个社会崩溃的象征与征兆。此时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难题，本质上也是罗德尼·金（RodneyKing）的问题——年洛杉矶警察局对他的殴打，被录像拍下，引发了广泛的骚乱——“我们难道就不能好好相处吗？”儒家思想，一如百家争鸣的所有哲学流派，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的是不公的痛苦问题，而这些不公正是由我们自己施加的。哲学常常诞生于惊奇和崩溃之中。孔子生于公元前年，死于公元前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人生是失败的。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要从社会的礼坏乐崩之中，重新建立起其偶像周公五百年前在中国建立起的和平文明的秩序。孔子周游列国，希望能得到统治者的任用，实现自己的理想。然而，孔子只有在最开始担任过官职，还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官职。各个诸侯王和统治者一般都会礼貌地听孔夫子游说，然后将他送走，有时还会以暴力相威胁。对于没有取得世俗的成功与认可的人，孔子给出了这样的安慰：“天下有道就出来做官，天下无道就隐居不出。国家有道而自己贫贱，是耻辱；国家无道而自己富贵，也是耻辱。”尽管相传他是许多经典著作的作者或编辑者，但我们目前很难考证有一些书真的出自他的笔下。我们对他的人格和哲学的了解，主要来自《论语》中描绘出的孔夫子的明亮的精神形象。我们不仅见证了他与学生们满是幽默与洞见的互动，我们还从中了解到了其他令人动容的细节，比如孔子是一位狂热的运动员、猎人和弓箭手，他对音乐的热爱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一度因为听到一首罕见的古曲，三个月内吃肉都不知味道。尽管在春秋晚期，顽固的诸侯和统治者没有将儒家思想当回事，但儒家思想是处理无意义痛苦的最实用的哲学之一，而且至今效用不减。苦难以及对苦难的反应，是儒家美德的基础。与大多数实用性哲学不同，儒家思想并没有真正给我们任何硬性的原则或指导方针，它只是给了我们一个温和版的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对唤起真正丰富且人道的人性的兴趣，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浓厚，因为他认为，任何没有以人为本的秩序都不堪一击、不得人心。艾伦·沃茨（AlanWatts）说：“是人让真理伟大，不是真理让人伟大”是儒家思想的一条基本原则。既然人自身比其可能创造的思想都更伟大，所以“humanness”（人性）或“human-heartedness”（人心）感觉起来总是比“正义”更伟大。有时候，人们的情感比原则更值得信赖……尽管人们通情达理，总是能够做出妥协，但有些人盲目崇拜某种想法或理想，使自己丧失人性，这些狂热信徒对抽象概念的敬拜，令他们成为生命之敌。……孔子用“仁”来表示我们所有的阻碍和破坏力量都被消除了的状态。“仁”的翻译各种各样：除了沃茨提到的“humanness”和“human-heartedness”，还有“benevolence”（仁慈）、“love”（爱）、“goodness”（善良）、“authoritativeconduct”（威信行为）。我觉得，这些英语的对应单词，像是熟练的玩家向靶子投掷的飞镖。也许它们都没有完全正中红心，但是这些飞镖一起显示出了靶心的位置。中文的“仁”字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人，另一部分是数字二，或者一个表示超越的符号。两种意义都耐人寻味。人与二相加，体现出了我们只能在关系中发现和证明自己的儒家观点。正如学者赫伯特·芬加雷特（HerbertFingarette）所说：“对孔子来说，除非有至少两个人，不然就不可能有人。”人与超越相加，让人想起我们能驾驭自己的生物本能，努力让品行高尚。正如孔子自己所说：“那些行为有威信的人（仁）喜爱山。”混乱，无论是内战、暴乱、犯罪，还是孩子耍脾气，都有一种常见的处理方法，那就是通过用规则施加秩序，如不服从，就予以惩罚。在西方政治哲学中，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最为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墨子和韩非子表达了这一观点。韩非子是征服六国的秦国的谋士。孔子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规则和惩罚是从混乱中产生秩序的错误方式。他说：用法制禁令去引导百姓，使用刑法来约束他们，百姓只是求免于犯罪受罚，却失去了羞耻之心。用道德教化引导百姓，使用礼制去统一百姓的言行，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也守规矩了。对孔子来说，刑法是一场没有胜算的游戏。在已经确立的秩序中，也许一些惩罚是必要的。然而，在创建和维护文明社会的过程中，刑法充其量只是创造了秩序的假象；情况最糟糕时，刑法甚至加剧了促使刑法实施的种种倾向。正如孔子所说：“我们必须使诉讼的案件根本不会发生！”想想一项将虐待儿童定为犯罪的法律。如果使父母、老师和邻居不虐待孩子的主要原因，是害怕国家施加惩罚，那么我们的社会就存在极其严重的问题。我们不应该想要虐待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偶尔感受到这样做的冲动，将其压制下去的应该是羞耻感、仁心。如果遵守法律，将那种仁心排除出去，社会将一直徒劳地重新建立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秩序、使其具有价值的纽带，比如父母与孩子之间的那种纽带。……孔子提议用礼代替刑法。对于这一概念，英语译者使用了“ritual”（礼仪）、“rites”（仪式）、“customs”（习俗）、“etiquette”（礼节）、“propriety”（规矩）、“morals”（道德）、“rulesofproperbehavior”（行为规范）和“worship”（尊严）等词。我喜欢当代的重要儒家学者罗杰·T.埃姆斯（RogerT.Ames）和亨利·罗斯蒙特（HenryRosemontJr.）的《论语》译本，他们将礼翻译成“ritualpropriety”（礼仪规范）或“observingritualpropriety”（遵守礼仪规范）。他们指出：礼是那些具有意义的角色、关系和制度，它们促进了交流，培养了社会意识。礼的涵盖面很广：所有的正式行为，从餐桌礼仪到问候和告别的寒暄，再到毕业典礼、婚礼、葬礼，从言行恭敬到祭拜祖先……它们是社会语法。让我们以一个小例子开始。你走在路上，心不在焉，撞到了我。我的第一反应是气愤。如果你什么都没说，继续往前走，我可能开口骂你。结果，一件事接着另一件事，很可能我们会拳脚相向。但是，如果你撞倒我后，说：“对不起！我很抱歉。”我的怒气会立即消失。我不会将这件小事放在心上。“没关系。”我们的关系就从互相争斗变成和谐共处。仅仅因为一个小小的礼仪举动，我们就脱离了敌意，进入了仁的状态。礼编排了一种关系，赋予我们共同的人性（人+二）尊严。即使一丝敌意尚存，我咕哝了一句：“下次走路小心点。”至少你的礼仪规范行为避免了暴力。说“对不起”和其他遵守礼仪规范的小行为，对于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来说至关重要。做父母的一大任务，就是不厌其烦地提醒孩子说“请”“谢谢”和“对不起”。这些“神奇的词”确实具有不可思议的能力。它们让我们与他人和谐相处，让我们能成功地、心怀敬意地在人类世界中航行。如果我对你吼：“把桌上那本书给我。”你可能会感到自己不过是听命于我的意愿的工具，因而要么愤懑不平，要么会拒绝。如果我使用柔和的语气以及那个神奇的字——“能请你把桌上那本书递给我吗？”你的人性得到认可，你会高兴地将书递给我。不遵守这些礼仪规范的行为，会导致暴力、混乱和残忍行径。在西方传统的伟大悲剧作品中，我们认为苦难命中注定，是一个古老诅咒或原罪或生物构造的结果。然而，儒家思想却将许多苦难看作忽视礼仪规范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想想李尔王的故事，如果他没有无礼地命令他的孩子们赞美他，如果科迪莉亚（Cordelia）对自己的父亲说话再礼貌一点。如果哈姆雷特的母亲和叔父没有在哈姆雷特的父亲尸骨未寒时，就有失体统地早早结婚——“葬礼中剩下的残羹冷炙，正好宴请婚筵上的宾客。”那么，哈姆雷特和奥菲利亚（Ophelia）可能会成为夫妻，在王座上度过余生。如果戏剧中的反面人物直接让正面人物进行埋葬亲人的基本仪式，索福克勒斯的多少戏剧将会无聊至极？如果俄狄浦斯在路上撞到一位老人时，直接说句“对不起”，他整个令人难受的悲剧就可以避免了。据我所知，俄狄浦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谋杀了他的父亲，是文字记载的第一个路怒症（roadrage）的例子。在拥挤的高速公路上驾驶，时常会感到懊丧不已，而且危险重重。这能说明在只有最少的礼仪时，生活会是什么面貌。当我们被困在各自的车子中时，我们很难用“请”和“对不起”进行沟通。不可否认，道路上还是有一些礼仪的，通常是某一地点特有的，但在很大程度上，道路秩序的遵守，尤其是在交通不畅的大城市，靠的是规则的内化和对交警的害怕。如果儒家“仁”的概念指的是处于关系中的两个人，那么，在高速公路上很难找到仁，因为我们都是被钢铁包围的孤独的竞争者…………这是一个既悲伤又偶然的故事。当我写这篇文章时，凯特琳（Caitlinn）走进我的办公室，哭了起来。凯特琳是一个“濒危物种”——一个真正的读者。她在课堂上发表的观点涉及面非常广，我怀疑她在学期一开始就阅读了所有指定的书，然后在学期的过程中，和其他同学一起重读。如果你在星期五给她推荐三本书，她星期一回来，就会想谈论每本书。她知道我很喜欢道学，尤其是庄子，她站在我的办公室里，眼中噙满泪水，说：“我一遍遍地读庄子所说的关于死亡的话，但没有用。”她停下来擦了擦脸颊上滚落的泪水，然后继续说：“我姑妈刚刚死了。我非常爱她。”我知道凯特琳说的是哪一段。庄子的妻子刚刚去世，惠子前来看望庄子，以为他在为妻子哀悼。谁知庄子在敲盆唱歌，毫无愁容。惠子见状感到惊恐，他说：“你跟这个人生活了一辈子，生儿育女，然后老去。现在她人死了，你不伤心哭泣，也就算了，你又敲着瓦盆唱起歌来，这也太过分了吧！”庄子答道：你说错了。她刚死时，我怎么能不感慨伤心呢！但是，后来我想想，她最初本来没有生命，不仅没有生命，而且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而且没有气。夹杂在恍恍惚惚的境域之中，变化而有了气，气变化而有了形体，形体变化而有了生命。如今又有变化，她死去了。就跟春夏秋冬四季运行一样。她安安稳稳地寝卧在天地之间，而我却呜呜地围着她啼哭，像是我还没有通晓天命。所以，我停止了哭泣。庄子说的一切都合乎逻辑。爱比克泰德也许会对每一个字都点头称是。在与宇宙秩序和谐相处后，庄子庆祝他的妻子奇迹般的存在，从她难以置信的起源，经过她人生的许多春秋，到她消亡的寒冬。为什么凯特琳不能从她亲爱的姑妈人生的四季变换中，找到同样的领悟呢？是凯特琳不懂庄子吗？并不是。相信我，她能懂。也许她还没有上升到最高的理解水平？这种理解水平不仅包括对哲学的敏锐描述，还包括具体表达哲学的能力。她在我的办公室中，自己也这样想着。但是，她也在想，是不是庄子与道关联存在某种根本的缺失。这时，我们开始讨论孔子和他对失去爱徒颜回的悲痛。西蒙·利斯（SimonLeys）是一位当代的孔子翻译家，他指出：“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Canetti）在他写的关于孔子的那篇短小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多数学者没有注意到的论点。他评论说，《论语》这本书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所说的内容，还因为它没说的内容。”我读过卡内蒂关于孔子的文章，写得特别好，但我却找不到他证明这一论点的地方。我想，卡内蒂的文章之所以重要，也是因为它没有说的内容！不管怎样，利斯完全是对的：《论语》中没有提到的内容，至关重要。这正是凯特琳和我讨论的方面：孔子对颜回之死，没有说出任何有丝毫哲学性的话。他呼天抢地，却没有给出任何理论。事实上，孔子根本没有向我们讲述过死亡。在第十一篇中，颜回刚刚去世，办完葬礼，一个学生问孔子，死亡是怎么回事？孔子答道：“还不知道活着的道理，怎么能知道死呢？”《论语》中还有其他重要的沉默，例如：“夫子不谈论怪异、暴力、变乱、鬼神。”这些沉默都与他对死亡的缄默相关。怪异、暴力、变乱、鬼神：难道这些不都和我们根深蒂固的面对死亡的困难紧密相关吗？……到目前为止，这一章探讨的一直是消除社会中的无意义痛苦，人性如何能够超越无意义痛苦，乃至消除充满复仇性的惩罚本身。我试图呈现出儒家思想中让马克斯·韦伯（MaxWeber）说出如下的话的部分：“在儒家伦理中，本性与神性、伦理要求与人的缺点、罪恶的意识与拯救的需求、尘世之中的行为与尘世之外的补偿、宗教责任与社会政治现实之间，完全没有任何张力。”但是，韦伯并不完全正确。《论语》中存在张力，只有当我们感受到了这种张力，在那些顽固的无意义痛苦时刻，我们的人性才得到充分实现。我甚至想说，对无意义痛苦缄口不言，是孔子整个哲学思想的一种根本特征。即使我们将自己的本性提升到忠诚、同理心和仁慈的状态，偶尔也会出现过失，还会有自然的极端痛苦和早逝的问题，比如颜回之死。颜回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是孔子最好的学生，“他的心能数月不离仁德”，孔子与他有一种直觉联系，他本可以对世界产生与孔子相当，甚至比他更强的影响，可他却在完全实现自己的潜力之前，英年早逝。他为何而死？《论语》中只是说他早逝，大概是自然死亡。在《论语》中，颜回有一次令人心碎地说：“夫子还活着，我怎么敢死呢？”面对这种不可避免的失去和痛苦，我们怎么办？如果我们不能阻止其发生，我们就为其哀悼。然而，我们常常不只是为其哀悼，我们还在想象中逃离。我们会说类似“颜回现在在一个更好的地方”的话。抑或，如果我们拒绝用迷信的面纱遮掩我们的悲痛，我们会说类似“一切事情皆有原因”的话。又或者，如果我们的思想足够开阔，我们会像庄子那样，采取一种宇宙性的态度，鼓盆而歌。孔子只是停留在哀悼之中。在他的礼仪和公道的核心，仍然有无法克服的痛苦，至少在不舍弃我们的仁心的情况下。无意义痛苦正是这种。孔子拒绝安慰、解释和想象。他一心哀悼。他坐在我们旁边，放声大哭。这种无言的悲伤腾出了空间，让他富有同情心的哲学显现。这是一种深刻的恢复性正义的行为，是仁的根本行为，面对痛苦，我们真诚的哀悼重新建立了我们的人性。他的做法非常实用。去守灵或去葬礼，又或是探望病人或遭受不幸的人时，我们常常会觉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为此焦虑不安。我们想去安慰、去帮助、说些深刻的话，但是，在这些可怕的情境中，究竟什么会有所帮助呢？我们没有任何有用的生存工具，经常想转身回家，我们害怕面对痛苦、尸体、悲恸。而儒家的建议很简单——到场并哀悼，不需要说一个字的试图帮助的话。如果你真要说点什么，就大声哀叹：“老天抛弃了我们啊！”或者，用更现代的话说：“这太让人痛苦了！”不要逃离我们的人性，试图在迷信（即使是善意的，也是假的）或某种理论（即使真实，也是虚假的）中寻求安慰。如果这些迷信和理论具有任何价值，那就是它们帮助我们到场；它们充其量就像是你在等着大脑想出句子的下一个词语时，你口中嘟哝而出的毫无意义的“嗯嗯啊啊”。陪着那些受苦的人，当你受苦时，也陪着自己，坦诚面对超越我们有限认知的东西。当我们站在无知的中央，也许相互拥抱，让无意义痛苦的河流猛烈冲刷着我们时，我们的人性才会完全显现。孔子对于“天”的概念，存在一种矛盾。“天”经常被翻译为“heaven”（天堂），尽管“天”的概念要比犹太基督教“天堂”的概念更接近尘世。埃姆斯和罗斯蒙特没有将这个字翻译成英语，他们说：“天既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又是其运作之道。”一方面，孔子敬拜上天，相信天道正义。另一方面，他又暗示上天无视道德。对于颜回之死，他几乎在暗示，天是邪恶的。如果我们将哲学看作对世界是什么及其运作之道的问题给出的逻辑整齐的解答，那么孔子作为一位哲学家，极度失败。自然怎么能同时道德、非道德和不道德呢？但是，如果我们将哲学看作是我们人性的放大，我们相信人性中含有一种矛盾，那么孔子就是无懈可击的哲学家。孔子敬拜上天，相信上天，因为大自然以一切可能的方式维持着我们的生命。它是我们脚下的土地。许多看似固有的无意义痛苦，其实是人类失败的结果。例如，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Katrina）造成的许多破坏，其原因在于我们自己：我们不愿意保护穷人，各级政府没能采取富有同情心和果断的行动，数十年来社会信任的崩塌导致许多人无视当局的警告，我们对建造堤坝糟糕的投资，我们差劲的城市规划。而自然只是做了维持地球生态系统的事情。荀子是一位长于表达的儒家思想拥护者，他说，我们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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