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劳动具有二重性特征：谋生性和超越性。文章在厘清三个问题的基础上，即劳动与劳动教育的联系与区别，劳动教育中的劳动与教育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问题，劳动教育中体脑分离问题，把劳动教育的内涵表述为：作为主体的教师以具有创造性和具身性的劳动为手段来引导学生成为在德、智、体、美方面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接着文章以“黄瞿之辩”为切入点，把劳动教育的定位表述为：劳动教育在促进人德、智、体、美诸方面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应充分发挥劳动教育的工具价值。因而劳动教育的价值论在于促进人全面和自由发展。并提出了在新时代重申劳动教育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指出了劳动教育的中国实践与发展方向：劳动教育从以服务政治需要到以服务经济建设为主，再到促进人全面和自由的发展。

从年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开始，到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和7月《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印发，学术界掀起了一波研究劳动教育的热潮。以“劳动教育”为题名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发现，年至今的文献数量为份，而在年之前几十年的文献数量为份，“劳动教育”的研究一时成为显学。

但是，目前的研究还有些许不足之处。第一，劳动和劳动教育的理论来源单一化，应该丰富理论来源，在借鉴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和劳动教育的研究的基础上，同时吸收黑格尔、阿伦特等哲学家的观点。第二，对劳动教育的定位不合理。应该重点强调劳动教育在促进人德、智、体、美诸方面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具有的重要价值。本文试图在界定劳动和劳动教育的内涵的基础上，厘清劳动教育在教育中的定位，并阐述劳动教育促进“德、智、体、美”全面和自由发展的重要价值，提出新时代重申劳动教育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并提出劳动教育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方向是促进人全面和自由的发展。

一、劳动教育的内涵与定位

（一）劳动及劳动教育的内涵

1.劳动的内涵——劳动二重性

从人类起源上来讲，“人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1]22，不仅如此，人还能够携带工具进行二次使用。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均表明了人已经具有了主动改造自然界的能动性，使人能够“从这块食物地区得到比自然界所供给的更多的东西”[2]。人与自然界的这种中介活动就是劳动，人不仅通过劳动建立了与自然界的关系，而且在劳动中促进了人的形成。

然而在古代人看来，“劳动意味着被必然性所奴役”[3]62。古希腊人认为劳动是为了满足身体的基本需求而进行的必需活动，受人的动物性支配和奴役，因而是低贱的，进而证明了奴隶制的合理性。先秦中国也普遍存在轻视劳动的观点，如樊迟在向孔子学稼与圃时，孔子不以为然，并认为樊迟是视野狭窄的老百姓[4]。《左传》中也有“君子劳心，小人劳力”[5]的观点。在人类技术力量还不够强大的古代，一部分人把另一部分人作为工具来满足自身的需求。但是随着技术迅速的进步，人类支配自然界的力量变强了，逐渐有能力通过劳动支配自然界，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2]。这就意味着劳动并不仅是人类生存欲望支配下受必然性限定的谋生活动，同时也是超越出这一谋生性而解放自然万物与人自身的自由活动，这就是劳动的二重性[6]61。劳动的生存性承认人作为一个动物性存在，进而人类统治自然界的能力和欲望是动物性的；劳动的自由性、超越性体现在人利用掌控的技术力量来“协调、组织、照顾万物，使自己成为自然界唯一不自私（超越自我）的生存者”[6]78-79。劳动的二重性中，劳动的生存性是如何过渡到超越性的呢？随着人类掌控自然的力量逐渐增强，越来越使人能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产生更多闲暇，如果闲暇指不考虑谋生“而全然出于自身兴趣的活动”[7]，那么这就体现了劳动的超越性。再者，如果某人所从事的劳动是自己出于自身兴趣的活动，那么劳动的生存性与超越性也出现了同构性的可能。

在劳动的二重性中，不管是受必然性支配的生存劳动，还是使用技术力量组织、照顾万物的自由劳动，它们处理的都是人与自然关系，是人与自然的中介。然而，人所处的现实关系不仅包括作为主体与外部世界的主体-客体关系，还有人作为主体与他人的主体-主体关系和人作为主体与自身存在和发展意义上的主体-自身关系，与这三对关系相对应，应该实现主体自由、社会自由和个性自由[8]14。应该使用不同的方法论和价值观来处理不同的关系，而不能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客体关系来处理其它两类关系。因为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活动对象是物，是“用强力改造原材料使之合于他的模型的活动”[3]导言5，如果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对象为物的劳动概念来处理人与人之间、对象为人的关系，那么面临的问题就是把人物化、材料化，把人当作没有发言权的物体、原材料来改造和加工。因而一定要避免使用基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劳动价值观和方法论来处理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否则会面临非人化的存在论困境。

2.劳动教育的内涵

理清劳动教育内涵的前提是处理好三个问题：劳动与劳动教育的联系与区别，劳动教育中的劳动与教育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问题，劳动教育中体脑分离问题。

首先，劳动与劳动教育的联系在于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概念支撑，劳动的二重性——生存性与超越性为思考劳动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二者的区别在于，劳动是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活动，而劳动教育是人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实践活动，二者不能混淆，否则会把学生当作等待被塑造的客体来对待。塑造儿童的教育观是自赫尔巴特以来，经由行为主义的塑造教育观而强化的否认学生主体性的教育观[9]，我们在处理劳动与劳动教育关系时不能重蹈覆辙。

其次，劳动教育到底是为了劳动而教育，还是通过劳动来教育？这涉及到劳动教育中劳动与教育何者为目的或手段。新时代劳动教育的目的是教育，而劳动只是为了实现教育的目的来服务的，即劳动是手段，教育是目的。历史上曾经错把劳动当作目的，而产生了轻视知识分子和学生的错误观念，有学者不无担忧地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曾经的惨痛经验和教训[10]。同时也能避免把劳动作为惩罚的手段等促使劳动与教育分离的“有劳动无教育”问题[11]。

再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包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脑力参与的单一、机械化、缺乏创造性，比如有的劳动尽管有较多的体力参与，如为农作物浇水、施肥，但是脑力参与比较单调，不吸引人，然而这一单调的劳动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劳动的必要步骤，这时教师如果没有刻意指明单调劳动背后的价值意图，那么不仅可能出现体脑分离的问题，更可能导致学生厌恶劳动；第二种情况是没有体力参与的劳动教育，劳动教育出现了“离身性”，这种劳动教育属于“脖子以上的教育”[12]。当然，真正的劳动教育并不反对传统的讲授法，在进行必要的劳动知识教育讲解时需要使用讲授法，它反对的是用“脖子以上的教育”代替体脑结合的劳动教育。

综上，本文尝试把劳动教育的内涵表述为：作为主体的教师以具有创造性（creative）和具身性（embodied）的劳动为手段来引导学生成为在德、智、体、美方面全面和自由发展的人。

（二）劳动教育的定位——从“黄瞿之辩”谈起

“黄瞿之辩”指黄济先生和瞿葆奎先生关于劳动教育定位的讨论。黄济先生于年发表了《关于劳动教育的认识和建议》一文，该文建议将劳动教育列为教育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基础教育中将德、智、体、美四育增补为德、智、体、美、劳五育[13]。瞿葆奎先生为了回应前者的观点，于年发表了《劳动教育应与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并列？——答黄济教授》一文。该文认为身与心是人发展的两个方面，“心”的方面包括智、德或智、德、美。人的身心发展的教育为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尽管劳动教育非常重要，但是对于其它“四育”来说，劳动教育是另一类别的教育、另一个层次的教育，它不能、也不应与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并列为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14]

瞿先生赞同劳动教育在人的身心发展中的重要性，他不赞同的是将劳动教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并列。他认为劳动教育属于另一类别、层次的教育，它既不能分在“身”这一方面，也不能分在“心”的方面，这一概念本身就蕴含着“身”与“心”的充分参与。再者，从逻辑学上讲，要明晰一个概念，不仅要靠下定义的方式来揭示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还需要了解概念的外延。明确概念外延的方法就是划分，概念的划分需要遵从既定的规则，其中包括两个规则：划分所得的各子项其外延必须相互排斥；每次划分必须按照同一标准进行[15]28。如果把劳动教育与其它“四育”并列作为教育这一概念的外延，那么就会出现劳动教育与其它“四育”外延没有相互排斥，劳动教育包含其它“四育”；并且这一划分标准不一致，德育、智育、美育属于“心”育，体育属于“身”育，“身”与“心”的划分已经囊括了人的所有方面，如果再加入劳动教育，就等于加入另外一种划分标准，所以违反了每次划分必须按照同一标准进行的划分规则。

也有研究从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出发，认为人的最终本性就是劳动，进而得出劳动教育是人的存在方式，劳动教育有其本体论价值[16]。这是较为典型的将劳动与劳动教育两个极为不同的概念混淆的错误。劳动是人使用工具（技术）处理与自然关系的途径、中介，而劳动教育的目的是教师通过劳动来教会学生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前者的关键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后者的核心在于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因而，劳动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不能证明学生在教育中进行劳动是人的存在方式。

再者，《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认为劳动教育主要包括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中的知识、技能与价值观。从这一表述中我们就能看出，知识与技能的教育属于智育的内容，价值观的教育属于德育的内容，劳动教育的内容中并没有属于其特有的内涵，它只不过是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依据不同的劳动内容以多种不同的方式的组合而已。况且，这一表述中的劳动教育并没有包括体育与美育的内容。用欧勒图解可以更清晰地来表达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外延关系。如下图。

图1.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概念外延关系图

综上所述，对于劳动教育的定位，应该表述为：劳动教育在促进人德、智、体、美诸方面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应该充分发挥劳动教育的这一工具价值，以助于解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人与社会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二、劳动教育的价值论：促进人全面和自由发展

摆正劳动教育的定位，不把劳动教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并列，不仅不会造成有研究认为的轻视劳动教育的现象，反而更能清晰地认识到劳动教育的价值，避免在劳动教育实践时的思维混乱。概括来说，劳动教育的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劳动教育促进人在德、智、体、美诸方面的全面发展；劳动教育在促进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发展。然而，现在仍有研究较片面地看待劳动教育的价值与内涵，有观点认为学校劳动教育是劳动价值观教育[17]，劳动价值观教育只属于德育中价值观教育中的一种，该观点把德育中的其他内容与促进智、体、美的价值置之不顾。

（一）劳动教育的价值之一在于促进人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第一，劳动教育能够促进人道德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2]-。劳动必然促使人与人的交往增多，那么就为人的道德发展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机会。通过劳动，人与人的依赖性和相互关系成为一种完全必然性，并且劳动能使人的利己之心转化为利他之心，因为每个人在为自己取得、生产、享受的同时，也在为其他一切人生产和享受[18]。

第二，劳动教育能够促进人智力的提高。然而现实中的劳动教育有时割裂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忽视脑力劳动的参与，更确切的说，是脑力劳动参与的机械化、无趣化、简单化和缺乏创造性。劳动教育促进人智力提高的条件就是脑力劳动参与的创造性、复杂性。苏霍姆林斯基曾基于他十几年的教育工作认为，儿童的智慧在他们的手指尖上，那些在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中，能够使儿童的双手灵巧，热爱劳动，形成聪敏、好钻研的智慧[19]82。

第三，劳动教育能够促进人身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劳动教育能促进人身体的全面、协调发展。劳动中身体的全面参与能够促进身体的肌肉、骨骼、中枢神经系统、感知觉等生理系统的健康发育和成长。但是，由于“现代劳动的一个特点是尽量把各种任务分割成独立的环节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分工越细，每个环节上的劳动者就越不了解这个活计本身的意义”[20]，分工越细，越会造成人身体的片面发展。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就要在劳动中让学习劳动的全部环节。另一方面，劳动教育能通过合乎人身体发展规律的课程与教学安排来促进人身体合规律的成长。如低年级的学生热爱模仿成人，他们在劳动中应结合游戏成分；中年级的学生则要教授更多的技能技巧，加强劳动的公益性和生产性；高年级的学生则应该结合理论课和劳动实践课来进行劳动教育[21]-。

第四，劳动教育能够促进学生审美力的发展。劳动作为一种实践形态必然蕴含着美的元素。在许多与音乐、陶艺、绘画等艺术形式相关的劳动实践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在创作劳动作品时加入大量的审美感受、审美元素等。以实现劳动促进学生独特个性成长、使学生精神生活完满的教育作用。把美化生活的劳动纳入自我服务中，使自我服务中的审美要求拓展至建设美丽的校园[21]。任何一项劳动，只要学生能够全身心细致地钻研进去，就很有可能在该项活动中成为诗人、艺术家。脱离审美的劳动仅是一种机械化的、重复性的劳动，只有蕴含审美的劳动才是具有独特个性和完满精神生活的学生能够完成的作品。

（二）劳动教育的另一价值在于促进人的自由发展

尽管劳动教育能促进人身、心（德、智、美）全面发展，但是全面发展并不意味着每个方面的充分发展，更非基于个体遗传素质和独特经历的个性自由发展。劳动教育可以通过丰富多样的、由多种不同素质组合参与的劳动形态，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劳动需求，满足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学校里不应当有任何一个毫无个性的学生，即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激动和向往”[19]，这样的学生不仅可能会出现学习问题，更有可能出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自由发展首先意味着主动发展，面对这样的学生要让他们接触不同种类的劳动，在不停的尝试下找到符合自己个性特质的劳动种类，并以此作为基点来拓展对其他劳动的热爱。

同时要注意到，自由发展并不是指任由学生的兴趣而发展，如杜威所认为的，放任兴趣等于以暂时的、飘忽不定的东西代替永久的东西，放任兴趣会导致学生只是浅尝辄止，不能深入地从事一种劳动以体会到它的真正乐趣，导致的就是以任性和好奇代替了真正的兴趣[22]13。所以要在劳动教育中既不能放任学生的个性、兴趣，也不能压抑之，在尊重学生兴趣和教师引导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中庸之点。应该在教师的引导下，把学生的个性、兴趣引导至人类的兴趣上来，引导至已有的与学生个性相契合的劳动中来，让学生的个性、兴趣与人类的兴趣相一致，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发展。

三、新时代重申劳动教育的双重逻辑

（一）重申劳动教育的历史逻辑

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劳动教育一直是我国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教条化解读，致使劳动教育的实践出现了诸多问题。第一，在马克思看来，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是现代工业社会对教育提出的要求，而与国家性质关系不大。但是“曾经有人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也看成和几千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教育一样是和生产劳动完全脱离的，说什么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社会主义教育和一切剥削阶级教育的分水岭。这样的说法是缺乏分析的，也是不符合马克思论述的原意的。从现代生产、现代科学和现代教育产生之日起，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状态就已经存在了”[23]。正是由于曾经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看成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教育形式，所以才会出现“社会主义‘人改造人’的政治话语，从而导致了社会与教育政策上的严重偏颇，也造成了我国教育事业、社会发展的重大损失”[24]。在新时代谈劳动教育，则必须要摆脱上述偏狭地看待劳动教育与国家性质的关系。我们是要讲道路自信、文化自信，但是不能以违反理论和现实逻辑的方法来讲。

第二，历史上曾经混淆“劳动”、“生产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内涵。“生产劳动”只是“劳动”的一种，而“生产劳动”并不等同于“体力劳动”，而应该包括“脑力劳动”。体脑结合才是生产劳动的全部内容，因为“生产劳动尽管门类繁多，但各种工艺过程都不过是物理学、化学等的一般原理的应用。生产劳动的分化变动要求人的智力和体力的多方面的发展，生产技术基础的统一又为掌握生产劳动的基本原理提供了可能”[25]17。但是，令人可悲的是，年开始我们搞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仅仅强调的是教育与体力劳动相结合，把生产劳动的内涵窄化为体力劳动，进而排斥脑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并把知识分子看做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因而社会主义社会要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进行劳动改造。所以才出现了一系列阻碍历史进步的反智运动。在新时代的我们，不仅不能把“劳动”窄化理解为“生产劳动”，甚至“体力劳动”，更要认识到工业4.0时代对劳动提出了诸多新要求，也要认识到“消费教育”、“闲暇教育”也应该成为劳动教育的新内容。

第三，劳动教育应该以学校教育为主要形式，还是应该以工厂教育为主？这个问题根本上涉及的是教育应该为劳动服务，还是劳动应该为教育服务的问题。更进一步说，涉及劳动和教育何者为目的的问题。马克思并没有赞同废除童工等激进的主张，反而认为在当时的英国社会中，在工厂中进行初等教育是资本家的“微小让步”，这种“半工半读”性质的劳动教育形式只是适合当时社会形态劳动教育的初级形式[24]。但是我们历史上曾经教条化地理解上述观点，导致把“半工半读”性质的劳动教育看做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劳动教育形态。“教育要直接为生产服务，要教育回到劳动中去。结果严重破坏了学校教育秩序，大大降低了教育和教学的质量”[25]21。误解了劳动教育应该以劳动促进教育，劳动是手段，教育才是目的，才导致了历史上出现的教育悲剧。在新时代，我们一定要纠正上述错误的认识，要认识到劳动是促进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手段，进而要认识到劳动教育中劳动的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劳动来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也就是说，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不应该过于追求在学校中呈现新的劳动形式，而应该因地制宜地基于当地的工农业种类来进行劳动教育；同样的，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的城市，也不应该过于追求一种田园式的劳动形态。要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劳动只是手段，教育才是目的，只要能够完成教育的任务，能够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使用何种劳动形式都可以。

（二）重申劳动教育的现实逻辑

随着现代工业社会进入4.0时代，互联网、人工智能、全球化等力量把人类社会塑造成了与以往极其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致使劳动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线上劳动、在家办公、消费劳动等劳动形式的变化和劳动内容的增加，劳动教育也应该随之做出新的改变。“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具体形式也是受生产力、科技水平、教育水平和劳动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所制约的。这些条件变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具体形式必然随之变化”[23]。因而重申劳动教育是对当代社会的回应。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劳动教育作为能够促进人在德智体美诸方面全面和自由发展的一种教育形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一个人的不平衡的发展是指人的片面发展，在分工过细的劳动中，劳动者只能熟悉某一工作环节的内容；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劳动教育中，强调体力劳动，忽视知识的学习，造成了人的片面发展。新时代重申劳动教育就是要避免人的片面发展、不平衡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一个人的不充分发展是指人能力的发展的平庸化，在为了劳动而非教育的劳动教育观念中，在把劳动教育窄化理解为体力劳动教育的观点中，在教条化理解马克思关于劳动教育形式的观点而不能与时俱进时，人的不充分发展则成了必然结果。劳动教育能够促进人的自由发展，自由发展指的是作为个性化的主体在某个方面的充分发展，以展现其与众不同的、独特性的主体性。所以，劳动教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人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四、劳动教育的中国实践与发展

（一）劳动教育从服务政治需要到服务经济建设需要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爱劳动”就被列为国民公德之一，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二条规定：“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并在第四十七条规定：“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这一时期，徐特立在其《论国民公德》一文中强调“培养与新民主主义时期生产方式相一致的劳动态度，建立劳资两利的和谐劳动关系”[26]61。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钱俊瑞也把劳动教育作为鼓舞人民从事劳动的重要方式，提出组织旧式不从事劳动的知识分子进行生产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27]23。这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之后的“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教育方针埋下了伏笔。但是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教育还处于整体恢复阶段，劳动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还不太紧密。

在年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劳动教育正式开始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年5月，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陆定一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提出：“要自己去劳动才有知识，不劳动是不会有多少知识的。读了很多书，不劳动，有知识没有呢？没有好多知识，至多只能算个‘半知识分子’”[28]。他接着在第二年，即年6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是教育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27]。到了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强调将“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我国教育方针之一。但是正如成有信分析的：“年推行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立意是好的，但其中的若干理论观点和政策措施，没有认真地进行科学论证，因而是不成功的”[23]。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扭曲地、教条式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教育思想。如教条式理解马克思主张的“半工半读”式的劳动教育形态，误认为这种劳动教育形态是唯一正确的。而无视马克思提出这一劳动形态是在他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的无奈选择而已。结果我们把“半工半读”式劳动教育政治正确化，甚至宣扬“生产即教育，劳动即学习，学校即工厂，工厂即学校，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搞成了在生产中学习和在劳动中改造思想”[23]。再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劳动教育思想是现代社会生产对教育提出的要求，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同样存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劳动教育，但是当时有观点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劳动教育形式是社会主义社会所特有的，违背了学理。

改革开放后，我国摒弃了劳动教育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政治纲领，转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才为消除狭隘的劳动教育思想提供了政治、社会基础。并且在学界掀起了一股反思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劳动教育思想的理论热潮，有大量学者参与到了讨论中，在学理上纠正了过去犯的错误，为劳动教育实践建构了理论基石。

（二）劳动教育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到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社会得到了极大的解放，整个社会迸发出了极大的发展活力。直到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正式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建设确立了发展纲领，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所谓“下海”经商的热潮。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出现了社会道德、人文水平下滑的思想困境。进而引发了一次人文精神大讨论，来反思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个人主义的过度强调，对金钱的过度崇拜，在整个社会重申人文精神。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导致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原来越大，20世纪80年代的基尼系数为0.28，到了年恶化到了0.38[29]，已经快到0.4这个贫富差距警戒线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往往忘记了“兼顾公平”，所以，到了十六大才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原则。

直到年中共十九大提出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以，新时代的劳动教育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一问题，而不应该把着力点放在促进经济建设上面。我国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在有效治理新冠疫情的基础上，我国的经济活动全面复苏且势头强劲，进一步巩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30]。作为与现代生产有紧密联系的劳动教育，促进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则成了现实的需求，成了劳动教育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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