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锐，女，河南人，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民族关系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讲授《民族社会学》、《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政治制度史》、《经济社会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政策》。主持国家部委课题3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一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项，出版专著一部，累计发表核心期刊文章26篇。

摘要：新时代中国特色精准扶贫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提炼，从制度的建设角度破解了贫困难题。文章通过对全国农村和全国贫困地区农村的贫困监测数据的比较，对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及现行中国扶贫政策的执行与取得的成效进行了综合分析，指出我国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省际间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差距仍然较大、贫困地区脱贫指标多项增速明显。并提出了新时代扶贫攻坚理路：精准扶贫思想是新时期我国扶贫攻坚的指导思想，对精准扶贫思想的精准理解和全面贯彻是脱贫攻坚取得胜利的根本举措，民众广泛参与、鼎力支持是扶贫攻坚取得胜利的关键举措，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扶贫攻坚的落脚点。

关键词：新时代；精准扶贫思想；践行理路

遵循理论-实践-理论的逻辑，从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出发，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准扶贫思想进行了梳理解读。需要说明的是，在实践论证环节，本文采用了历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全国农村和全国贫困地区农村的贫困监测数据，以期更全面的反应精准扶贫思想践行在全国范围的扶贫成效，通过比较发现，全国贫困地区农村的各项贫困指标和全国农村的各项贫困指标有明显差异，而且，大多数贫困地区农村又在民族地区，“三区三州”贫困更为严重。由此，民族地区的贫困更应引起高度的重视，毕竟“让困难群众得以享受改革带来的红利和发展带来的成果，进而真正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才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真实体现。

一、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与中国新时代精准扶贫思想

1.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贫困理论”是深刻揭示贫困的制度根源的科学的理论。面对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无产阶级整体性贫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立足无产阶级立场，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科学的贫困理论，指出只有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制度上进行变革，铲除阶级剥削与压迫的基础，才能最终消除贫困，只有“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人类共同享受劳动创造的成果和福利，才能从本质上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马克思在伦敦进行科学理论研究的时期就坚定了他为人类求解放并消除贫困的决心。出于为无产阶级摆脱贫困而奋斗的阶级立场，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针对莱茵省议会判定穷人捡拾树枝为盗窃行为的林木盗窃法辩论中，犀利地抨击普鲁士专制统治对贫民的剥削与欺压。进而，马克思又深入论述私有制下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和劳动者与劳动本身两对概念的关系（异化劳动）、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给资本家（雇佣劳动）、剩余价值、资本积累及资本原始积累等观点，真正揭示了无产阶级贫困的制度性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

马克思指出：造成工人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异化劳动”，因为“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马克思严格论证和系统批判了私有制和异化劳动，他认为私有制把劳动者变得愚蠢而且片面，“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的本质只能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马克思以社论的形式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收录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一书中，深入论述了工资（是什么、决定因素）、资本的性质、资本的增殖，进而对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证，揭示出工人阶级贫困化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必然结果。工人生产出产品，创造出使用价值，同时，他们还创造出新的价值，即大于劳动力本身价值的部分（剩余价值），“生产重新供人利用去支配他的劳动并通过他的劳动创造新价值的价值”。对于工人阶级而言，那种以社会地位降低为代价换来的工资增加和物质生活改善，只能导致“横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社会鸿沟也同时扩大，而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劳动对资本的依赖程度也随着增大”。由此，工人阶级陷入贫困成为必然。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获利，往往采取分工细化和改进机器的手段，导致工人只能通过激烈竞争存活，以至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伸出来乞求工作的手就像森林似的越来越稠密，而这些手本身则越来越消瘦”。可见，剩余价值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工人阶级贫困的内在原因和制度根源，消灭阶级剥削是贫困治理的根本途径，发展生产力是贫困治理的根本手段。要想彻底解决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覆灭旧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社会主义制度。

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总结提炼出来的，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科学性、指导性。

2.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中国化及新时代精准扶贫思想

（1）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中国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贫困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贫困的制度根源”这一真理，列宁拉开了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经济落后国家反贫困实践的帷幕。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开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贫困理论”中国化进程。只有铲除造成贫困的制度性根源，才能根治贫富两极分化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为我国消除贫困提供了可靠的制度性保障。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的制度，我们必须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大力发展和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战略为新中国建设初期的贫困问题提供了铿锵有力的策略保证。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要切实保护和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肯定了‘开发式扶贫的新模式’。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赋予反贫困更深层次的内涵。

（2）新时代精准扶贫思想

习近平同志对我国贫困及扶贫问题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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