蘧伯玉时有君子之名，闻名遐迩。吴公子扎经过卫国谈到蘧伯玉等人，不免发出“卫多君子，未有患也”［1］的赞叹；《论语》中孔子臧否人物只为四人冠以君子称号，蘧伯玉亦是其中之一；《大戴礼记》载卫灵公时，蘧伯玉未能受到重用，史鱼死前嘱托其子：“我即死，治丧于北堂。吾生不能进蘧伯玉而退迷子瑕，是不能正君者，死不当成礼。而置尸于北堂，于我足矣。”［2］66灵公前往吊唁，闻此言语，始贵伯玉。蘧氏君子风度何其名重，竟使得史鱼为之尸谏，季扎、孔子对其盛叹？蘧伯玉君子之名流芳后世，经久不衰，其又对后世文人人格典范影响如何？欲解此题，需从蘧氏与孔子的交往入手。

一、蘧孔之交

蘧孔可谓是忘年挚交。据钱穆先生考证：“襄公十四年卫献公之出，蘧伯玉始见于《左传》，时必名德已重，故孙宁思引以共事。最少亦当三十。后八年孔子生。”［3］32钱穆先生认为蘧伯玉和孔子的年龄差至少在30岁之上。较大的年龄差距并没有影响两人间的交往。《史记》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时两次住在蘧氏家中，“去即过蒲。月余，反乎卫，主蘧伯玉家”［4］。“而反乎卫，入主蘧伯玉家。”［4］孔子周游列国很长时间是待在卫国，而在卫国的大部分时间居住在蘧伯玉家。孔子只有与蘧氏有极好关系才会多次并长时间寄宿在其家中，蘧孔交情之深厚可从中窥知。

蘧氏认同孔子礼乐治国的主张。孔子一向主张恢复周礼，以礼乐治天下，然而不被时人认同，却得到蘧氏的肯定。孔子在卫国时，司徒敬之去世，孔子前往吊唁，主人却不哀伤悲痛，夫子哭不尽声就离开。听到此事后，蘧伯玉对孔子说：“卫鄙俗不习丧礼，烦吾子辱相焉。”孔子答应蘧氏，教习丧礼，改变了当地习俗，其学生子游对此表示疑问：“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夫子变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谓也，丧事则从其质而矣。”［5］蘧氏治理卫国时通过教授礼节来感化民风，改变卫国鄙俗的弊病，与孔子以礼乐治国的主张不谋而合。并且蘧氏深知孔子熟谙礼仪，故遣之教礼。孔子也深知蘧氏用意，其目的并非让孔子仅仅教会民众具体的礼节，而是以此为载体淳化民风，使百姓懂得遇丧需尽哀，从而达到民治的效果。

更有杂史记载，卫灵公之时有位乐师师涓，擅长创作新曲来代替古声，曾创作四时之乐演奏于灵公。灵公听后沉湎、心惑，荒于政事。蘧伯玉谏曰：“此虽以发扬气律，终为沉湎靡曼之音，无合于风雅，非下臣宜荐于君也。”［6］蘧氏此番劝谏后，灵公不再沉湎其中，而是勤勉于政务，故卫人多称赞蘧氏之举。蘧氏担心后世传承制造师涓的乐器，就将其焚毁，师涓创作的乐曲也随之湮灭。此条史料虽为后世所辑，但《韩非子·十过》中也曾记载卫灵公在濮水上夜闻鼓新声，召师涓作新乐，此新乐被师旷批评为靡靡之音［7］62，与此记载相互印证。另蘧氏十分重视礼乐教化，而当卫灵公沉湎于靡靡之音，蘧氏加以劝谏，合乎其所为，确为可信。蘧氏深谙匡正礼乐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性，故教礼以化民风，正乐以谏君务。蘧氏的做法与孔子礼乐治国之主张不谋而和。

蘧孔思想和而共通。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8］蘧氏面对孔子这样一位比自己小30多岁的晚辈，亦能以友处之，足可见出两者拥有共同的理想和抱负，思想契合，行止如一。《史记》中提到“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4］。“严事”是指推崇、尊敬之意，可见蘧氏的思想对孔子的思想影响之深，以至于后人将蘧伯玉列于孔庙第一位。现略举几事例以证之。

其一，君子以达。《礼记正义》载：“礼也者，反其所自生；乐也者，乐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礼也以节事，修乐以道志。故观其礼乐，而治乱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达。’”［9］其中直接引用了蘧伯玉所言“君子之人达”。“达”即“通达”之意，言有德君子，自达义理，观其礼乐，则知治乱。蘧伯玉认为君子必是通达义理，明晓事理之人，《礼记》采撷此句意在说明通达义理之人能够通过礼乐明晓一国之治乱。

此说对孔子思想颇有影响。季康子曾问孔子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8］孔子认为端木赐通于事理，这是他能够从事政治的凭借，可见孔子对此种品格的推崇。《论语》中还有孔子关于“达”解说的记载：“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8］关于“上达”“下达”学人有多种解释，朱子所解较为妥帖：“君子循天理，故日进乎高明；小人殉人欲，故日究乎污下。”［10］君子应该通晓义理，循乎天理，才会愈进高明，此与蘧氏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二，君子以道事君。襄公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孙纥出奔邾。其日，正臧孙纥之出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11］臧孙纥出逃其实是受人陷害，但蘧氏为何认为臧孙纥是罪有应得？鲁国季武子没有嫡子，庶子中公锄为长，但他喜欢悼子，欲立其为继承人，但这样做不符礼制，季武子将此事告知臧孙纥，臧孙纥利用宴会有意区分两人身份以立悼子，从而得罪公锄。此事一出，上仿下效，孟庄子死后，公锄协助羯成为孟氏继承人，赶走本该成为继承人的秩，作为回报，羯陷害臧孙纥使得臧孙纥出逃到邾国。蘧氏认为臧孙纥废长立少，不遵守礼制，自食恶果，故而批评他不以道事其君。

臧孙纥后来为了臧氏家族立后之事从邾国回到自己的封邑，并派遣使者见季武子：“纥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请。苟守先祀，无废二勋，敢不辟邑！”［1］孔子听说此事有言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8］臧武仲（即臧孙纥）虽然言辞谦卑，但察其言行，臧武仲只等其君满足自己的立后要求才离开封邑，如若不得请，则将据邑以叛，孔子据此才有臧武仲据邑要君之言。范氏曰：“要君者无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于君。得罪出奔，则立后在君，非己所得专也。”［10］臧氏的封邑受封于鲁季武子，臧武仲获罪出逃，他的封邑理应由季武子挑选合法继承人，但臧武仲却据邑要挟季武子，欲立臧氏后代，此举是以下犯上的大罪，故被孔子所不齿。

蘧伯玉和孔子都对臧武仲事君方式嗤之以鼻。蘧氏强调以道事其君，此“道”不仅包括道义，还包括礼制传统、国家纲常，作为臣子应该协助君主依礼行事，而不是纵容其随意践踏僭越。孔子批评臧武仲亦是因其未能尽到臣子本分，僭越礼制，据邑要君。由此观之，两人事君理念颇为谙和。

二、蘧伯玉的君子人格

（一）君子以“时”

孔子思想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为“时”，孟子根据孔子的主张评价孔子为“圣之时者”，是说孔子能够“相机行事、依时而定”［12］。孔子的这一思想和灵活的处事方式与蘧伯玉颇为相似，《左传》中记载了关于蘧氏的两个事件足以证明。

第一件事是由于卫献公多次羞辱孙文子和甯惠子，与两子约期共食却迟迟不召见、不释皮冠而与之言①、在孙文子的儿子孙蒯侍酒时歌《巧言》之末章②，致使孙文子有杀君之心。孙文子行动前企图拉拢蘧伯玉。“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而入，见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惧社稷之倾覆，将若之何？’对曰：‘君制其国，臣敢奸之？虽奸之，庸知愈乎？’遂行，从近关出。”［1］-对孙文子的要求，蘧伯玉严词拒绝，并给出两条理由：其一，君王为一国之主，作为臣子不可弑君；其二，杀掉现任君王，继任君王不一定会如旧君，国家或会每况愈下。之后蘧伯玉从近关出国避难。孙文子欲攻卫献公，是早有预谋之事，此时告知蘧伯玉，企图借蘧伯玉的政治影响力来为此事增加一份胜算，也是为自己寻找道义方面的支持。在此紧要关头，面对孙文子强势威逼，蘧氏首先在立场上与之划清界限，坚守自己的政治原则；随后相机行事，采取出走的方式以净身避祸。

第二件事，孙文子攻卫献公，卫献公出奔齐国，后来孙文子与甯惠子发生矛盾，甯惠子的儿子甯喜等人意欲协助卫献公复国，甯喜遂告诉蘧伯玉此事。

卫献公使子鲜为复，辞。敬姒强命之。对曰：“君无信，臣惧不免。”敬姒曰：“虽然，以吾故也。”许诺。初，献公使与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鲜在。不然，必败。”故公使子鲜……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闻君之出，敢闻其入？”遂行，从近关出。［1］

蘧伯玉听后非常谨慎地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从前没有听说国君出走，又怎能听说他回来。”之后蘧伯玉再一次从近关出国避难。蘧伯玉第二次出走实为不愿卷入政治斗争。甯喜之所以迎卫献公回国复位却非出于公心，而是为了获取自己的政治利益进行的政治斗争，蘧伯玉此时再次选择回避是不愿与假公济私之人合流，而是恪守古礼，克己慎行，不愿为私利谋划。

蘧伯玉在国家安定，政治清明之际为国家建言献策，而在国家动乱，政治黑暗之时，则懂得保全自我以备后用，此乃君子之风。《说苑·复恩》中载蘧伯玉曾得罪卫灵公到晋国避难两年后，被卫灵公赦免后返回卫国被重新重用亦可为证［13］。这大概就是孔子说“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8］的原因。

对上述蘧氏所为，近来也有学者颇有微词。卞朝宁认为蘧氏完全是一位虚伪自私的投机者，真正的君子应该忠于社稷，忠于君主，不应该规避风险，保全自我［14］-。此说实为误解蘧氏。其一，全祖望认为：“蘧伯玉‘不闻君出，敢闻其入二语’，古人于事变之际少干涉，不惟功名之心薄，诚恐雅道自此而坏，后世则不然。”［15］所谓“雅道”即为“正道”，古代圣贤较少参与政治斗争，不仅因为淡泊名利，更担心“正道”被破坏，后世则没有此种见识，故不可用后世的道德观念置评古人，否则会有失偏颇。其二，黄道周在《节寰袁公传》里讲：“予观古人尚哲简戆，因事蝉脱，如季札、蘧瑗、晏婴、乐毅之流，皆值祸难飘然，有以自立。”［16］众多贤人皆有相似的境遇，并在此中飘然自立，难道他们都是虚伪自私之人？懂得规避风险，保全自我并不可耻，关键要看处于何种境况。《礼记正义》讲：“内乱不与焉，外患弗辟也。”“谓卿大夫也。同僚将为乱，己力不能讨，不与而已。至于邻国为寇，则当死之也。”［9］8孙、甯两人早已有弑君之心，并且拥有较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蘧氏无力与之抗衡，并且劝阻无果，遂不与焉。蘧氏涉身事外，能避免自己做无谓牺牲，保全自我以备后用。事实证明蘧氏后被卫灵公所重用，治理卫国，使之井然有序。卫国虽小，却无大患，多赖于蘧氏等贤臣。

《庄子》中也有记载颜阖即将做卫太子蒯聩的老师，但蒯聩天性残酷，放纵他就会危及国家，用法度礼制管教他则会危及自身，左右为难之际请教蘧伯玉。蘧伯玉曰：“善哉问乎！戒之，慎之，正汝身也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17］蘧氏教给颜阖一个很灵活的教学方式，首先要正其自身，其次根据蒯聩的性格，依时而定，不顺也不逆，但心中长存诱导之意，借机劝诱，既不危国也不害己，谨慎行之。蘧氏又列举螳臂当车的例子来告诫颜阖不可贸然采取极端方式，否则会带来大的祸害。蘧氏采取了灵活的处理方法帮助颜阖解决难题，符合他一贯的做事风格，在不失原则的情况下相机行事，依时而定。

孔子的处世方法与蘧氏很为相似。孔子曾将自己哥哥的女儿嫁给南宫适（南容），“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8］。孔子之所以将自己的亲人嫁给南宫适，就是因为看中他能够灵活处世，而南宫适也曾被孔子褒奖为君子。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8］“学、适道、立、权”分别代表四种不同的境界，而“权”即“权变”之意，是孔子认为最高的境界，孔子也亲身实践着“权”，“不见阳货”“见南子”等故事都说明这一点。在孔子看来，能够相机行事、依时而定正是君子重要的精神品质［12］。

（二）君子崇仁尚德

《礼记正义》载：“公叔文子升于瑕丘，蘧伯玉从。文子曰：‘乐哉斯丘也，死则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乐之，则瑗请前。’”［9］公叔文子与蘧伯玉登上瑕丘，公叔文子为丘上风景所吸引，意欲死后埋葬此地，蘧氏则说如果你乐于此丘，那就让我先死吧，意在批评其侵占良田。如果此田用于埋葬，则此田的农家则无生活来源，蘧氏常怀仁人之心，故能忧人之所忧，不惜用死谏的方式劝谏公叔文子，孔子讲仁者爱人，其所讲的仁者大概就是蘧氏这样的君子吧。

“蓬伯玉为相，子贡往视之，曰:‘何以治国？’曰:‘以弗治治之。’”［18］51蘧氏所指的“弗治治之”并非老子所指的不去过多干涉民众，无所作为，而是要以身作则，以德化人。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8］圣人德盛而民自化，国家太平，民众安治，自然不需要牧者有所作为，只需要修养自身，为民众做好表率，蘧氏深谙此理，效仿先贤，以仁德治民，故能不治治之。赵简子曾欲加兵于卫，使者史默因为蘧氏为相，史鳅辅佐，劝告赵简子按兵而不动［19］。正是由于蘧氏仁德贤能之名使得卫国免于战火，故后人有言：“蘧伯玉以其仁宁卫，而天下莫能危也。”［18］

孔子对尚德之人甚是推崇。南宫适曾发问于孔子：“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对此盛赞南宫适：“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8］在当时崇尚武力的动荡年代，而南宫适却能思考尚武的羿、奡皆不能善终，崇德的禹、稷却能得到天下，孔子由于南宫适尚德而美其为君子，孔子尚德之心可见一斑，这也是孔子“严事”蘧伯玉的重要原因。

（三）君子外宽内正

孔子曾评价蘧氏：“外宽而内正，自极于隐栝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于仁，以善自终，盖蘧伯玉之行也”。［5］33在孔子的评价中，蘧氏是一位待人宽厚，待己严苛，求仁存善的仁者。

蘧氏为人宽厚，才会有宽和之政，上文提到他不毁良田亦是实证。孔子也一向主张居上以宽，为政以宽，子张曾经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8］此五者乃恭、宽、信、敏、惠，其中就包括“宽”，宽则得众，使民众信服。蘧氏之宽，并非一团和气，毫无原则，外在的宽厚必定是来自内在道义的驱使，也一定符合内在仁德的标准，孟子讲内圣而外王，意在先修其身，内正而外化，这也是儒家修身的路径。

蘧氏待己严苛。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8］其直己而不直人，总是不断纠正自己的错误而不苛求于他人。《荀子·性恶》讲：“枸木必将待隐栝烝矫然后直者，以其性不直也。”［20］可见“隐栝”原来是指矫正曲木的工具，蘧氏自置于“隐栝”之中，其时常以道义仁德正其心，矫其行，正心修身，寡过知非，是故求仁，斯仁至矣。《古列女传》中载蘧氏不欺暗室，即使夜里经过君主门前也会遵守礼制，下车步行，可谓君子慎独之楷模［21］73。

《韩诗外传》在孔子评价上有所阐发，“故为人父者，则愿以为子，为人子者，则愿以为父，为人君者，则愿以为臣，为人臣者，则愿以为君。名昭诸侯，天下愿焉。诗曰：‘彼已之子，邦之彦兮。’此君子之行也”［22］49。为人父子君臣，不同的社会身份，则应恪守各自身份所应该遵守的礼节，承担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恪礼守节，做父亲的希望他是自己的儿子，做儿子的希望他是自己的父亲，君臣亦是。推己及人，是外宽内正的内在动因，乃君子之行，天下咸服之，《诗经》因此称这样的人为国家贤良之才。

（四）君子成人之美

公子皙为楚国人，因怀才不遇而即将离开楚国，在濮水之上遇见出使楚国即将约见楚王的蘧氏，公子皙曰：“吾闻上士可以托色，中士可以托辞，下士可以托财，三者固可得而托身耶？”蘧氏听懂公子皙的弦外之音，受命为之谋。楚王接见蘧氏并问他哪国人才最多，蘧氏说楚国人才最多而楚国却没有皆尽其用，接着列举伍子胥、衅蚡黄：“伍子胥生于楚，逃之吴。吴受而相之。发兵攻楚，堕平王之墓。伍子胥生于楚，吴善用之。衅蚡黄生于楚，走之晋，治七十二县，道不拾遗，民不妄得，城郭不闭，国无盗贼，蚡黄生于楚而晋善用之。”随后蘧氏提醒楚王楚国公子皙贤而不能用，欲离开楚国，“于是楚王发使一驷，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还重于楚”［13］。蘧氏受人之命，终人所托，成人之美，是乃君子所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8］为何君子成人之美，小人成人之恶？刘宗周在《论语学案》谈到：“君子耻独为君子，故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耻独为小人，故反是。夫小人岂性与人殊哉，不如是不足以自济其恶也。”［23］公子皙本楚国人才，楚国是否任用与蘧氏本毫无关系，甚至更进一步来说，楚国得贤才而用之，楚国的强大于卫并无益处，“芝兰难植，荆棘易栽”。蘧氏抛却这些狭隘的利益之争，奉公废私，学其道而爱人，耻独为君子，故能使人才尽其用。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8］孔子教导子贡实现仁道的方法就是自己能够立于世并使别人也能立于世，自己可以事事行得通并使别人事事行得通，从自己眼下的事开始着手，按照这个方法一步步做，就能实现仁道。由此观之，仁者君子，皆有达人成人之心。

三、蘧伯玉君子人格对后世的影响

蘧氏的言行、品德和思想与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形成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人格也得到孔子的高度肯定和赞扬，随着儒家思想的发展，后人对蘧氏也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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