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其实就是丧葬祭祀死人的文化，所谓的仁，孝悌，爱敬亲亲等都是指的针对死人。这都是儒家的原本的主题精神，并不是今天你理解的所谓的仁义孝悌，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看下面详细论述，有点长，但是耐心看。或者看结尾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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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晨捷（—），男，山东大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儒家哲学、中国古代思想史；李琳（—），女，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儒家哲学、美学。“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自汉代以来对“仁”之本字及其意涵的探究便不绝如缕。郑玄注《中庸》“仁者人也”云：“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说文》以“仁”为“亲”，但其“从人从二”之说却为段玉裁、阮元等人所援，其后学者从“相人偶”即人与人之相对待上发明儒家“仁”的意涵。今人也不乏持此论者，如梁启超、康有为、杨向奎、刘文英、白奚、王艳勤等。然而，首先，《说文》在“从人从二”之“仁”外又指出另外两个古文字形，“从人从二”显然为后起之字；其次，“读如”指读音而非其意，许慎言：“云‘读如’者，以同音之字拟之。”“凡云‘之言’者皆通其音义以为诂训，非如‘读为’之易其字，‘读如’之定其音。”由此看来，“相人偶”恐仅指其音，而与“仁”之含义无涉。欲探寻“仁”之本字与古义，还需从许慎所举的两个古文“仁”字着手。

“仁”之原初指意

从仁字起源，可以看出来仁和死人尸体有关系。

《论语》中“仁”字多次出现，弟子们一再问“仁”，可见孔子对于“仁”的解释与当时人们普遍的或约定俗成的认知并不一致，要探寻“仁”之古义并不能完全以孔子对于“仁”的看法为根据，同时还必须考察前孔子时代的其他文献，以期从中找到一些线索。目前可见于史有据的文献有以下三条：1.《论语·颜渊》载：“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类似说法又见于《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臼季之言：“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请用之!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2.《论语·颜渊》：“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又见于《左传·昭公十一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古也有志”说明其渊源有自。3.《论语·学而》：有子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又见于《管子·戒》：“孝弟者，仁之祖也。”孔子之前的“仁”概念指向的是祖先丧葬祭祀（祖先崇拜）及其相关的仪式、情感，“仁者爱人”是孔子对“仁”概念的一个重大发明。“仁”字的古义应不具道德特征。《诗经·郑风·叔于田》“洵美且仁”与《诗经·齐风·卢令》“其人美且仁”中的“仁”字，徐复观先生指出其含义应与道德无关，指的是“丈夫气概”，林毓生、白奚先生的说法与其类似。《尚书·金滕》中，武王有疾，周公欲以身代，祝曰：“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显然周公不会自认为德行高于武王。《周礼·春官·神仕》：“凡以神士者无数。以其艺为之贵贱之等。”孙诒让在遍引相关资料加以分析之后，曰：“故知此神士是巫。……案此艺，当谓技能，即指事神之事，不涉六艺也。”与此类似，《金滕》中的“艺”也应指事神之事，周公认为自身的技能更适合事鬼神，而“若考”之“仁”也应指向事神之举。

“仁”既伸张“报本”之义，对人而言，其所“报”之“本”重点为祖先。通过祖先祭祀，周人得以在“家天下”的体制下维系其统治。祭法制度与严格区分嫡庶的宗法制相为表里，王国维先生云：“嫡庶者，尊尊之统也，由是而有宗法，有服术，其效及于政治者，则为天位之前定、同姓诸侯之封建、天子之尊严。然周之制度，亦有用亲亲之统者，则祭法是已。……周人以尊尊之义经亲亲之义而立嫡庶之制，又以亲亲之义经尊尊之义而立庙制，此其所以为文也。”《礼记·大传》云：“上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旁治兄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别之以礼义，人道竭矣。……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孔疏：“‘合族’者，言设族食燕饮，有合食族人之道。既管领族人，族人不得以其戚属上戚于君位，皆不得以父兄子弟之亲上亲君位也。”作为“大宗”的国君虽有“合族”之义，然而其间仍有君臣之别在，故而仍需“示上下”以决嫌疑，徐复观先生指出：“由大宗小宗之收族而言，每一组成分子皆由血统所连贯，以形成感情的团结，此之谓‘亲亲’。由每一组成分子有所尊，有所主，以形成统属的系统而言，此之谓‘尊尊’、‘长长’。”《白虎通·宗族》对“宗”“族”的定义亦如此类：“宗者，何谓也？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族者，何也？族者，湊，聚也。谓恩爱相流湊也。”祖先祭祀集中体现“尊尊”与“亲亲”之意，在祭礼中“尸饮三，众宾饮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礼记·坊记》）：一方面，族人通过祖先祭祀而强化其血缘共同体意识，祭祀之后“因其酒肉”而使“民睦”即教民亲爱也，如《史记·乐书》所云“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国语·楚语下》对此有详细而深刻的描述：“……以昭祀其先祖，肃肃济济，如或临之。于是乎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于是乎弭其百苛，殄其馋慝，合其嘉好，结其亲昵，亿其上下，以申固其姓。”另一方面则是申明、强化上下之别，《礼记·祭统》认为“祭有十伦”，包括“事鬼神之道”“君臣之义”“父子之伦”“贵贱之等”“亲疏之杀”“爵赏之施”“夫妇之别”“政事之均”“长幼之序”与“上下之际”，其根本用意在于申明森然明确的人伦秩序。祭有“四时”即礿、禘、尝、烝之祭，其中“莫重于禘、尝”，“禘、尝之义大矣。治国之本也，不可不知也”（《礼记·祭统》）。“尝禘之礼”的要义在于别“昭穆”，《礼记·仲尼燕居》云：“尝禘之礼，所以仁昭穆也。”《礼记·中庸》云：“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周礼·夏官·司士》亦云：“凡祭祀赐爵，呼昭穆而进之。”“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礼记·祭统》），一则以确定始祖在祖先神中的序列，一则确立当下个人在宗族中的地位。其目的则是通过辨上下、亲疏、长幼以立其尊、以明其分，如孔子所云“尝禘郊社，尊无二上”（《礼记·曾子问》）、荀子以昭穆定其“分”。正是因为“禘”“列尊卑，序昭穆”的这一功能，孔子才认为“禘”“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掌）乎”，因而对鲁之“禘”表示“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论语·八佾》）。荀子认为祭礼乃圣人因人“志意思慕之情”而为之节文者，“故先王案为之立文，尊尊亲亲之义至矣”（《荀子·礼论》）。宗法制与祖先祭祀中的“亲亲”与“尊尊”亦即“恩爱”与“尊”的功能分别由“孝”与“悌”所承担，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孝经·广要道章》）而在孟子看来，仁义之精神就蕴含在“孝悌”中，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即以“仁义”为“孝悌”之发明与延伸。总而言之，“祭”之中含有“仁义”之道，仁、义需并重——“仁”主“恩”“亲”；“义”主“敬”“尊”，“厚于仁者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亲”（《礼记·表记》）。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有子以“孝悌”为“仁之本”而《礼记·礼运》谓“命……降于祖庙之谓仁义”，因为“祖庙”即祖先祭祀中蕴含着“孝悌”亦即“仁义”之道。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祭祀是对祖先功德之“施”的“报”，但并不意味着“祭”以及祭祀中所负载的情感就完全是外在、后天的，《礼记·祭统》强调：“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外则尽物，内则尽志，此祭之心也。”《礼记·祭义》亦云：“孝子为能飨亲。飨者，乡也，乡之然后能飨焉。”郑注：“言中心乡之，乃能使其祭见飨也。”孔疏：“‘飨者，乡也’者，言神之所以飨者，由孝子之所归乡也，乡之故然后能使神灵歆飨焉。”“中心乡之”即要求孝子心中必有对先祖发自内心的爱慕、崇敬之情，如此才能使“神灵歆飨”。三、孔子对于“仁”字含义转向之贡献孔子的思想对商周之传统多有损益、创发，对于“报”，他调整了其理论重心。“报”这一伦理范畴所规范的内容并不局限于人与天地、祖先之间的宗教空间，同时它也是“礼”的基本法则之一，弥漫于由礼制所范导的社会领域。由“报”所激发与承载的孝道是儒家修身、成仁、行道的根基与出发点，然而以祖先祭祀维系孝道与仁道却有其局限性，如《白虎通·论三教之失》所云“敬形于祭祀故失鬼”：当人屈从于鬼神时，人的自主性便无法得到伸张。有见于此，孔子尽管强调要“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但却要求“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换言之，相较于“报”所注重的由今往古的溯源及其所指向的“彼岸世界”，孔子无疑更为关心人的境况、强调人为“天地之心”的价值与意义。如前所述，《礼记·祭统》以“祭”为“教之本”，虽然“昭神能孝”“夫祀，……昭孝之至也”“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但“祭”与“孝”毕竟有所不同：“祭”更多的是指向先祖甚至远祖、始祖，在祖先崇拜之下，个人并无其自由，比如男女之“身”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先人，男女婚姻之目的是要“事宗庙社稷”（《礼记·祭统》），军事行动、职官授予等重大活动以及冠礼、成人礼、婚礼等日常事务均要在宗庙举行，其义如《礼记·冠义》所云“行之于庙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孝”则更多的是指向当下子女对父母的情感及其行为。《礼记·大传》云：“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轻。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名曰重。一轻一重，其义然也。”孔颖达疏云：“‘一轻一重，其义然也’者，言恩之与义，于祖与父母，互有轻重，若义则祖重而父母轻，若仁则父母重而祖轻。一轻一重，义宜也。然，如是也，言人情道理，宜合如是。祖是尊严以上渐，宜合轻；父母恩爱渐近，宜合重，故云‘其义然’也。”可见上溯于祖者其恩轻，下推至父母则恩重，轻重一目了然，此为人道之自然。除了《礼记》以外，儒家经典未有以“祭”为“教之本”者，其说或为古义；孔子之后儒家多以“孝”为“教之本”，此应与孔子儒家重现世的伦理精神有关，《孝经·开宗明义章》引孔子之言：“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 　　上文的意思是，按照周礼，献祭的尸体要摆弄成坐姿，而夏代则把尸体支撑着立住，一直到祭祀完毕才放下。相比前两代周礼所规定的献祭最为丰厚隆重，每次献祭用六具尸体。“旅”，形声会意字，这个汉字的本义就是“一众人在旗帜下杀人献祭”。

　　孔子传授周礼时，他的学生曾子听后感叹：“周人之礼才是最醇烈（庄严，隆重）的啊！” 　　孔子认为所谓“敬”、“仁”、“忠”、“义”，其实全都体现在祭祀之中，曰： 　　“祀帝于郊，敬之至也，宗庙之祭，仁之至也，丧礼，忠之至也，备服器，仁之至也，宾客之用币，义之至也，故君子欲观仁义之道，礼其本也。” 　　从孔子开始儒家就把“礼”看为“德”的核心内容，认为仁义道德本乎礼，而礼最终要体现于祭。判定是否属于君子，衡量君子道德高下，就看祭祀场面是否壮严隆重，献祭之物是否丰厚规范，否则一切免谈。孔子特别讲究献祭物品要货真价实： 　　曰：“涌诗三百，不足以一献，一献之礼，不足以大飨，不飨之礼，不足以大旅（旅酬六尸），大旅具矣，不足以飨帝。” 　　意思是说只有实实在在地杀人献祭，才是唯一能够取悦祖先神灵的途径，即使这样做了也仍然要处处小心谨慎，以防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到位，怠慢了“天”与“祖”。 　　孔子把献祭看得如此这般重要，他怎么会去反对殉葬呢？《孟子》记载，孔子曾说过这样的话：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后来这话被后世儒家刻意歪曲，说：这话表明孔子反对殉葬，因为俑有人形，从中可见孔子有仁慈恻隐之心。但这不是事实，儒家的话不可信。

孔子对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过一些评述，好像唯独对殉葬没有表达过自己的观点，这是为什么？真是这样吗？ 　　孔子时代殉葬还非常盛行，《墨子?节葬》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这便是当时人的明确记载，考古挖掘也证明春秋战国时代没有殉葬的贵族墓几乎不存在。那么孔子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其实不然，孔子不但看在眼里，而且津津乐道于此，他是殉葬的坚定支持者，因为殉葬本来就是“礼”的重要内容。 　　《礼》曰：“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 　　孔子确是古老的殉葬制度的专家。上文“五重”、“三重”、“再重”，指棺椁的层数，墓主人的等级与层数有严格规定。“八翣”、“六翣”、“四翣”指殉葬的妻妾或侍女数目。“翣”，形声会意字，意指头上饰有羽毛的嫔妃。后世儒家为回避殉葬这个令人难堪的话题，刻意回避礼制固有的殉葬内容，竟把这个汉字曲解成棺饰，那是为圣人“讳”。 　　杀人献祭和殉葬本来就是游牧文化的固有内容和典型特征，其历史已经无比悠久，可能与人类的历史相当，而《周礼》把它格式化，明细化，条律化了，孔子作为礼制的狂热拥护者，岂有反对之理？ 　　献祭和殉葬是同义互通的，原本出于同一种观念，故殉葬可以看成献祭的一种方式。对于血淋淋的杀人献祭，孔子总是津津乐道，赞美有加： 　　曰：“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意思是说“三代”杀人献祭时取用人体的哪一个部位是有区别的，就是说他们的祖先神灵喜欢享用哪一个部位有所不同。献祭的尸体如何摆放也大有学问： 　　曰：“周坐尸，诏侑武力……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 　　曾子曰：“周礼其犹醵与？” 　　意思是说周礼规定献祭的尸体要弄成坐姿，夏人则把尸体立起来，一直到祭祀完毕才放下，周礼献祭最丰厚，规定每次献祭需用六具尸体。“旅”这个形声会意汉字的本义就是众人在旗帜下杀牲献祭。孔子传授周礼时他的学生曾子感叹说：“周礼是最醇烈（庄严）的啊！” 　　孔子认为所谓“敬”、“仁”、“忠”、“义”全都体现在祭祀之中，就看祭礼是否隆重：

如果反对活人殉葬，直接反对就可以了，还长天大论的探讨周礼用肺祭祀做什么？学生还感慨周礼最隆重，孔子和学生直接批评周礼，不是更能表达孔子有人性吗？从这里推理，从礼记的记载，可以看出来，孔子支持的就是活人殉葬

《礼记·檀弓下》:陈子车死于卫,其妻与其家大夫谋以殉葬。定而后陈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养于下,请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礼也。

这个就要从“礼”说起了，“礼”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推崇的周礼的仁爱在当时来说是非常狭隘的，只对国人才是这样。上古三代是属于奴隶社会，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奴隶和“未开化的野人”和牲口没什么区别，他们是不属于国人的。而周礼的核心是祭祀，用什么祭祀呢？他们眼中的牲口，对，主要是活人。史书上有相关记载：“乃夹于南门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聝）入”、“武王在祀......乃以先馘（聝），燎于周庙。”等等翻译过来意思就是周武王在得到天下之后，在周庙和南城门杀了很多的人用来作为祭品祭祀。周武王因为恢复祭祀而受到诸侯的拥戴和纣王废除活人祭祀、任用奴隶为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通过历史记录我们知道，活人殉葬在中国是西周开始，并以祭祀制度确定下来，而殷商时候不叫人殉而叫牺牲。牺牲是用战俘或抓蛮族野人杀死后殉葬。可以这样判断，周朝整个时期，大凡有条件的贵族死后都按律需要人殉，如果违背这个规矩就是违背法律制度，或许不想人殉的贵族也不敢违背。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活人殉葬是周礼制度化规定，而周礼的创始人周公旦是周朝最权威的先王，他定的规矩应该相当于当时法律。据周礼的《春官宗伯?郁人/典瑞》中记载：笔者在这里主要摘录关于周礼中残忍的用活人殉关健几段：第一段：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庙祧，其遗衣服藏焉。若将祭祀，则各以其服授尸，其庙则有司修除之，其祧则守祧黝垩之。既祭，则藏其隋与其服。原文意思是：守祧掌管守护先王、先公之庙，并负责把先王、先公遗留的衣服收藏在庙中。如果将举行祭祀，就把各庙所藏的衣服授给各庙的尸体。将举行祭祀的宗庙就由宗伯负责扫除，由守祧负责把墙涂白、把地涂黑。祭祀结束，就把这些尸体和用以行食前祭礼的食物一起收藏起来，并把这些尸体穿的衣服收藏起来。这一段就很明显说明周礼中对守祧掌管的职业要求管理大丧祭祀的人殉需要用的尸体。

第二段：冢人掌公墓之地，大丧，及以度为丘隧，共丧之窆器。及葬，言鸾车、象人，既有日，请度甫竁，遂为之尸。及窆，执斧以莅。遂人藏凶器，正墓位。跸墓域，守墓禁。凡祭墓、为尸。凡诸侯及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为之跸，均其禁。：意思是：冢人掌管（管理墓地的官吏）王的墓地的，。有大丧，已经确定了葬期，在挖墓穴时，度量建造坟丘和墓道的规模，供给丧事下葬所需的器物。到出葬那天，告诉挖墓的人用车带上宗庙祭祀的尸体去墓地。就命令开始度量挖墓穴的人，葬礼完毕后就地充当祭墓的尸体。到下葬的时候，手执斧在旁督察，接着便将明器藏入椁中，然后规正墓位，禁止闲人进入墓区，守护好墓区的地界。凡进入祭墓地之人就地充当尸。凡王的同姓或异姓诸侯及诸臣要葬入墓地的，就划给墓葬区域，为之禁止闲人通行，并使守护墓地界域的人劳逸均等。这第二段除了把守祧掌管在宗庙里的尸体用马车由挖墓人带到墓区外祭墓外，还要残忍把挖墓穴的人活人人殉，到最后葬礼完毕将要封墓时候，凡进入祭墓地之人一律就地充当尸体活人殉葬。看到这里，也许你还要怀疑这是不是事实，也不免要问那庙里的尸体不是活人啦或许本来就到别的地方收的死人？错。笔者又请你看一段周礼记录：“郁人掌祼器。凡祭祀、宾客之祼事，和郁鬯以实彝而陈之。凡祼玉，濯之陈之，以赞祼事，诏祼将之仪与其节。凡祼事活盥，大丧之渳，共其肆器。及葬，共其祼器，遂狸之。大祭祀，与量人受举斝之卒爵而饮之。”意思是：郁人行裸礼器具的。凡祭祀或招待宾客有行裸礼的事，就调和郁鬯盛在彝中而加以陈设。凡行裸礼用的圭瓒、璋瓒，要洗涤干净，加以陈设，而佐助行裸礼，诏告献给王祼送尸的礼仪和时间。凡行裸礼活人用于大丧将洗沐，提供给洗沐所用的器具。到将出葬时，供给[设遣奠]所需的裸器，用毕随即埋掉。大祭祀[的礼仪完毕后]，同量人一起接受与王的最后一斝酒而饮之。（祼将：郑玄注：“又从大宰助王也。将，送也。祼送，谓赞王酌郁鬯以献尸。”）

周武王、姜太公、周公仍然实行人牲祭祀制度，并且指责商纣王“不敬上帝”。西周统治者对外征伐频繁，尤其是攻打汉水流域和东部地区时，他们在周朝的陪都洛邑多次举行杀俘献祭仪式。西周洛邑祭祀遗址中有规模很大的人牲祭祀坑。西周时期的小盂鼎记载了周康王在宗庙里杀祭人牲，人牲来自从鬼方获得的战俘。西周也有人殉的风俗，由于周王陵至今尚未被发现，目前所挖掘出的西周墓葬中总共只发现有多名殉葬者。

西周期的人殉和牲殉，与宗教信仰中的崇拜祖先、祭祀神灵密切相关。实际上，墓葬中出现的奴隶骨架，本身就包含着祭祀和殉葬的双重意义，墓葬中的殉人者，就是宗教中的牺牲者。 　　用活人作牺牲，为死去的氏族首领、家长或奴隶主殉葬以祭祀神灵祖先，是古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宗教现象。西周时期奴隶主贵族延续了商代杀人殉葬的宗教习俗，成为当时社会中一种特有的宗教形式。 　　不过，这一时期的杀人殉葬之风，不如殷商盛行，但在统治阶级上层仍然有一定的规模。如果从考古资料观察，西周的殉人现象还是不少的。但西周的人殉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殉葬以青少年和儿童较多。 　　１９７３年，在北京西南郊的房山县琉璃河附近，发掘了一批西周时代的奴隶殉葬墓。早在１９６４年，这里曾经发掘过两座奴隶殉葬墓，１９７４年又发掘了６座①，均为南北向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其中有两座各殉２人，４座各殉１人，６座墓共殉葬８人。根据发掘来看，殉葬者在墓中的位置共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放在墓坑南侧的二层台上；第二种，放在墓主两侧的棺椁之间；第三种，放在椁顶上。 　　③ 　　《甘肃灵台西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年第2期。 　　① 　　《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考古》年第5期。 　　Ｍ２１，殉葬１人，年龄在七、八岁，身首分离，位于二层台上。Ｍ２２，殉葬１人，是一个十三、四岁的男性少年，放于棺椁之间，俯身，两腿伸直，两臂屈于胸前，为捆绑所致，颈部有一组石质串珠。　Ｍ５１，在棺椁之间殉葬１人，由于骨架散乱，情况不明。Ｍ５２，在墓主人脚下的二层台上殉葬一个１２岁左右的男性少年，身向内侧，两腿伸直，左臂压在身下，两手相合似捆绑所致。Ｍ５３，在墓主人东侧棺椁之间殉葬２人，其中１人是９—１０岁的男性少年，头向与墓主人相反，另一人为十三、四岁，头向与墓主人一致，两个殉葬者的下肢叠压在一起。　Ｍ５４，殉葬２人，其中１人为１７岁左右的女青年，殉于西侧的棺椁之间，另一个为１５岁左右的少年，殉于东侧的棺椁之间，头向均向南，与墓主人相反。在殉人墓中，还有殉狗的现象，在填土中一般殉狗１—３只，有腰坑的殉狗１只。在Ｍ５２的南端，还有３座车马坑，其中保存较好的一号坑埋１车４马，马背均向内，马是将腿捆绑后埋入坑内的。

从以上６座墓的殉葬情况来看，８个殉葬者中，除一个是１７岁左右的女性青年外，其余都是未成年的少年。这是琉璃河西周墓葬中一种特殊的殉人现象。从殉葬的人数来看，也是西周墓葬中发现较多的一处。 　　在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沣西发掘时，发现一座保存完好的中等规模的墓葬，在一侧的二层台上，殉葬１人，身旁还有随葬的蛤壳①。 　　１９８３年，在沣西发掘了一座早周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室四周留有生土二层台，中间放一棺一椁。在墓底的腰坑中殉狗一只，在两侧二层台的中部各挖一个长方形士坑，坑内各埋葬１人，１人头向与墓主人一致，１人则相反，均为仰身面向墓主人。殉葬者身上还随葬有石璧、贝、蛤蜊、骨管、碎玉片等物。 　　１９６０年秋，在陕西长安张家坡发掘了　４座墓，在Ｍ１０１北侧二层台上殉葬１人，头向和葬式与墓主人相同。在墓主人前边的二层台上，还殉有牛腿和羊腿各一只。在墓葬附近发现一座车马坑，坑中有一车二马，车后还殉葬１人。发掘者认为该墓的主人可能在生前是拥有车马的贵族。 　　１９６１年又一次发掘张家坡墓地时，共发掘西周墓葬１２４座，车马坑５座，马坑３座，牛坑４座。其中有４１座墓有腰坑，用以殉狗，１３座墓殉葬奴隶１７人，最多的一座是Ｍ３６，墓内殉３人，西侧二层台上殉葬１人，头向南，侧身，下肢微屈；南侧二层台上殉１人，俯身直肢；北侧二层台上殉１人，侧身，下肢交叉，口内含贝７枚。在墓的东端填土中，殉葬一具完整的鹿骨架，全身蜷曲呈伏卧状。 　　在西周时期用鹿殉葬还是比较罕见的，但殉葬车马比较多见。 　　１９７６、１９７８年沣西发掘时，发现一个车马坑，内有３组车马，均为１车２马，在其中一组马的后肢上边，横放着一个殉人，仰身直肢面向上。 　　早在１９５５—１９５７年沣西发掘时，在张家坡遗址就发现过７座车马坑，其中发掘了４座。在一号坑中，埋有一辆车两匹马和一个殉人，二号坑中，两辆车６匹马和一个殉人、四号坑埋有３辆车８匹马和一个殉人①。 　　西周时期，用车马作殉葬品比较盛行。作为殉葬的车马坑，一般都有一定的规模，并有人随葬。车和马都是摆得整整齐齐，都是杀死后埋入的。实际上，车马坑也是西周墓葬的殉葬坑，因此，车马坑也是探讨西周埋葬制度和宗教信仰的重要材料。 　　① 　　《—年沣西发掘报告》，《考古》年第9期。 　　① 　　《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年版。

　　曰：“祀帝于郊，敬之至也，宗庙之祭，仁之至也，丧礼，忠之至也，备服器，仁之至也，宾客之用币，义之至也，故君子欲观仁义之道，礼其本也。” 　　儒家从来把“礼”看为道德的核心，认为仁义道德本乎礼，而礼本乎祭，衡量道德高下就看祭祀场面是否壮严，献祭是否丰厚。孔子特别讲究献祭要货真价实，不可弄虚作假： 　　曰：“涌诗三百，不足以一献，一献之礼，不足以大飨，不飨之礼，不足以大旅（旅酬六尸），大旅具矣，不足以飨帝。” 　　意思是说只有实实在在地杀牲献祭，才是唯一能够取悦祖先神灵的方法，即使这样做了也仍然要处处小心谨慎，以防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到位，怠慢了“天”。 　　孔子把献祭看得如此这般重要，他有可能去反对殉葬吗？在周朝中人祭是非常重要的礼，孔子恢复周礼，自然不会说反对殉葬。

《孟子》记载，孔子曾说过这样的话：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上面的话被儒家刻意曲解，说这表明孔子反对殉葬，因为俑有人形，孔子对此有仁慈恻隐之心。但这并非事实，也不可信。 　　孔子时代已经出现用木偶来代替部份活人殉葬的现象，这是社会的一种缓慢进步，但孔子把它看成是“礼崩乐坏”的一种表现，这是孔子所坚决反对的。孔子上面的话其实是在诅咒那些用俑来陪葬的人，说：你们的祖先算是白生养了你们，竟用一些木头来糊弄死去的祖先，如此弄虚假的人该让他们断子绝孙！这就是孔子对殉葬的态度，他确是血腥献祭和残酷殉葬的坚定拥护者。后世儒家刻意回避孔子与殉葬就是因为担心有损圣人形象，他们用心良苦啊！ 　　所谓现代文明，从本质上说就是人类开始 　　殉葬和献祭都包括在古人那种“飨”的概念中，古人认为“天”（神与祖）都是“血食”者，故血祭最为“天”所喜爱享受，它成为“礼”的重中之重也是一种必然。 　　“尸位”是中国古代对地位最尊贵的人的代称（如《尚书》“太康尸位”），因为举行祭祀之时，最尊贵的人处在用于献祭的尸体的最前面，这是古老的杀人献祭习俗在华夏文化中烙下的痕迹。

为什么孔子说周礼最隆重，看下面：周武王举行了活煮人的超大盛宴

再看下面的文章

1《尚书》有记载，周武王伐纣时，开列了纣王六条罪状： 　　一是酗酒 　　二是不用贵戚旧臣 　　三是用小人(出生卑微之人) 　　四是听信妇人言 　　五是信有命在天 　　六是不留心祭祀祖先

　这六条罪状哪里是罪状呢？分明就是商纣王的无罪证明啊！顶多“昏庸”而已，不至于“暴君”。

2，到了春秋时期，纣王的罪状却又增加了一条，即： 　　“比干谏而死”，而且到了战国时期，对于比干的死又有了不同的说法。 　　3，《史记殷本纪》问世后，商纣王更坏了，如：“重刑辟，用炮烙之法”；“九侯女不意淫，纣怒，杀之”等等。从此，历代史家说起暴君必数夏桀、商纣。 　　4，晋朝，皇甫谧这位喜欢写历史书的医生干脆说，纣王在妲己的怂恿下，除了剖开比干的心，还解剖了怀孕的妇女，想看看胎儿形态。 　　这时，商纣王已变为毫无人性的暴君。 　　5，明朝虚构小说《封神演义》，奠定了商纣王“衣冠禽兽”的民间印象。可怜的纣王，他的“残暴”一日更甚一日。 　　儒教天命说历来讲究“成王败寇”，于是，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古代成功人士，都被锦上添花似的“包装”成了完人、圣人，他们的失败地方（比如尧舜的失位）也被美化成所谓的“禅让”。而夏桀、商纣王等几位可怜而无辜的帝王，则因为是失败者，就被“暴虐荒淫”四字挂上了钩。 　　学者子贡早就意识到了纣王的悲哀，他本人也有点看不过去，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后世言恶则必稽焉。”

　　就是说，纣王虽不好，但不至于如此之坏，所以君子千万别失败了，否则后世的人想举出恶事来说理，就一定涂抹了他来充数！ 　　《尚书》记载周灭商牧野之战“流血漂杵”，并非史记编造的“兵不血刃” 　　牧野之战非常残酷，根本不是后世儒家《史记》所描绘的“兵不血刃”，“奴隶自己都造反”，“前徒倒戈”、“反戈一击”，“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 　　何以为证？恰恰是儒家老祖宗孔丘亲自编定的《尚书》中说这次战役的牺牲是“流血漂杵、赤地千里”！商人拼死捍卫政权，周人则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夺取之。 　　以至于孟子也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这里发出了对儒教宣扬的“仁者无敌”的高声质疑。 　　《逸周书·克殷》记载：帝辛见大势己去，返回朝歌，登上鹿台，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商朝正式灭亡。周武王赶到鹿台时，击刺帝辛的尸体，并亲自斩其头颅悬旗示众。

孔子周游列国，推销的其实就是这种祭祀丧葬礼仪，看上面内容就知道了，武王伐纣，根源也是纣王不重视祭祀礼仪，第六条理由最成立。孔子所谓的治国，其实就是让国家重视这些礼仪。当然了，背后的原因还是推销自己的业务。

孔子的眼泪 　　春秋战国时期的孔丘，有感于“礼崩乐坏”，提出“恢复周礼”“尊王攘夷”，让人尊异族周为王，挤攘汉族为夷。 　　孔子临终前七天明白自己身世本为殷商后裔，反出周礼儒教，痛哭七日而死 　　从孔子幼年，就很多次梦见周公，向他传周礼，一直到他很老时，才“吾不复梦见周公矣”。可是，临终前，孔子知道了他的身世：不是异族周人，是殷商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临终前肯定也一直考虑自己是了，用什么礼仪丧葬，肯定也是怀疑了自己的身世。 　　殷商跟异族周是不共戴天的世仇。孔子一生为周礼复兴“尊王攘夷”而奔波，歌颂周朝镇压商朝遗民的反抗。 　　孔子成了自己民族的大奸贼，当他最后明白了这一点，痛哭流涕而死。孔子临死前灵魂中这场惨痛的悲剧，千百年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孔子最后七天的眼泪，《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明岁，子路死於卫。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后七日卒。 　　这是说，孔子死前七天，哭着对学生子贡说：夏族人死后，在未葬之前，灵柩要停放东面的台阶上，周族人的灵柩要停放在西面的台阶上，殷族人的灵柩要停放在中门两柱之间。昨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坐落祭奠在两柱之间，我的祖先是殷人呀！ 　　孔子的梦，为什么孔子如此确信呢？为什么他临死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予始殷人也！”（我的祖先是殷人呀！），为什么他临死前痛哭流涕？

从心理学分析，哭是否定了自己一生的错误罢了，执着追求的所谓周礼，结果自己却是殷人祖先，自己死后如何面对自己的祖先？孔子是非常重视祖先的，可是自己却走错了一生，周朝是商朝的仇人，自己却一直推崇仇人的东西。 　　《史记孔子世家》开篇即写到：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这是说，孔子生于鲁国，祖爷爷是宋国人，叫孔防叔。祖先来自宋国，这与孔子殷人出身关系密切，因为宋国是西周初年由殷遗民为主建立的。 　　周公镇压殷人起义后，将微子封到河南商丘，其部族的一部分随微子在商丘建立宋国。所以宋国为战败的殷遗民中的一部分人所建，保留了殷人的文化风俗，所以孔子也说：“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而孔子的祖爷爷是宋人，后来迁移到鲁国，而孔子生于鲁国。这就说明了孔子的家族来源，他应当是殷人宋微子部族的后代。 　　从孔子临死前所说的话看，这个祖宗源流，孔子早时可能并不知道。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与颜家少女在野外交合而生孔子（非周礼，这倒像殷人习俗）。孔子少孤，连自己父亲的坟地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鲁国的季氏举办宴会，款待士人。孔子与一些士人一起去，被季氏的大臣阳虎骂，说：“季氏是款待士人，不能款待你”。“士”是周族中最低级别的阶层，只是周族中的平民阶级，阳虎骂孔子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孔子家庭的社会地位够不上“士”的级别。在鲁国，这些殷遗民的后代属于最低贱的阶级。虽然后来周人与殷人之间的差别在减少，但在贵族阶层中，殷人仍被视为低贱之人，所以阳虎不准孔子混入“士”阶层。孔子早年“贫且贱”的生活经历，使他对周族贵族的权威充满着敬畏。他后来所说的君子要“畏大人”，正是他这种生活经历的反映。 　　孔子说：“弑父与君，亦不从也。”他从来强调以血缘为核心的忠孝，讲求祖先崇拜，重视家族主义，但孔子正是追从了弑杀他祖先的周人。孔子崇拜周公，而正是周公镇压了殷人起义，摧毁了殷人都城，并将殷人迁往各地为奴。孔子崇信周朝礼乐文化，而周礼正是用来压制殷人反叛，建立周人特权等级制度的办法。孔子讲尊卑有别，痛骂乱臣贼子侵犯周王室的权威，而周人正好曾是殷人的乱臣贼子。孔子讲尊王攘夷，他所尊的周族的祖先，正是当年反叛殷王的殷臣周人。而他所攘的夷，正是当年殷人的盟友楚人。孔子讲忠孝，但对殷人来说，孔子是认敌作父，背本忘祖，绝对不忠不孝之人。 　　“父之仇弗与共戴天”，这是儒家的信仰。孔子为周人和周文化努力奋斗了一辈子，痛恨侵犯周人权威的人和事，但到临死之前，才发现自己原本是殷人，周人与自己本有不共戴天之仇，他如何去面对他的祖先和学生呢？他如何去面对那些他所痛骂和排斥的反抗周人特权的其它思想家和行动者呢？《论语》中记载：孔子曰：“我不想再讲学了。”子贡曰：“您如果不讲学，那么我们还记述什么呢？”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源于孔子老师老子的理论）这句话中，孔子等于是把他过去所讲所做的一切都否定了。老天开了孔子这么残酷的一个玩笑，孔子还能说什么呢？孔子的最后七天，都在想些什么呢？一辈子的信念和努力，全搞颠倒了！ 　　周人入主中原，与后来满清入主中原情况极为类似。孔子所处春秋时代，与满清王朝后期情况极为类似。战国时期，则与中国近代的内战极为类似。满清后期的曾国潘，走了孔子走过的路。但与孔子不同的是，曾国潘是自觉选择了拥戴清朝，他大汉奸没有民族血缘的心理压力，而孔子则是不自知的，他不自觉地在民族和文化上都全面背叛了自己的祖宗，当孔子明白自己的身世后，他承受不了内心民族血缘情感与自己思想行为之间矛盾的冲突，忧愤而死。 　　悲哉！孔子！ 　　殷文化与周文化有很大差别，据杨宝成著《殷墟文化研究》，从安阳殷墟考古发现看，在商代社会里，女性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女性贵族不仅可以参与国事，而且还可以拥有军事指挥权，这就是为什么周武王伐殷时指责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殷人这种男女平等的历史，被后人演义为“纣王与苏旦妃”的商纣王淫乱失国的故事；殷人信仰上帝，所以除了祖宗祭祀外，还有更为隆重的上帝祭祀活动，这就是周武王所责怪的“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殷人的社会阶级结构主要分为三类，一是王、二是众人、三是战争奴隶。凡外族奴隶逃往殷国，就获得自由，所以其它国家的奴隶常常选择逃往殷国，这就是周武王责怪的“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殷朝用人不重视家庭身份，王族成员并没有多少委任官职上的特权，这就是周武王责怪的“遗其王父母弟不用”；殷人重视工商业，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青铜制造业技术，崇尚经商谋利；殷人传统不讲人治，而讲严刑法治，开创了中国古代的法制文化。周朝建国，减轻了殷人残酷的刑杀，但也因此倡导“德治”，留下了对中国影响深远的德治人治和等级特权礼制的传统。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周文化衰败，如果没有孔子的努力，周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不会如此深重。历史为战胜者所写，在周朝留下的典籍中，殷人的亡国成了罪有应得，殷文化也成了只讲刑杀、淫乱、谋利的罪恶的文化，将殷人的成就盖了一块黑幕。但其实，春秋战国动荡所摧毁的，正是周朝和周文化的统治者，而殷文化的许多优秀要素，则通过后来的道家和法家传下来。如果孔子早知道自己是殷人，他未必会如此迷恋周王室和周文化，他未必会以维护周王室和复兴周文化为已任，如果这样，也许中国文化的走向会大有不同。 　　《史记》篡改孔子最后时期的相关史料痕迹 　　我们可以看到，《史记》中“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是添加上去的，礼记中没有。这是后世儒生为了推行儒教而添加的。 　　《礼记·檀弓上》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没。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明岁，子路死於卫。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后七日卒。 　　我们可以看到，《史记》中“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是添加上去的，礼记中没有。 　　孔子当时，已经明白了自己的殷商后裔身份，已经不想让天下听他以前的那些周礼儒教的话了，他自己都不信了，怎么会没来由的抱怨什么“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呢？比《史记》更古老的《礼记》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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