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这本大部头适合慢慢啃，时间所限，只大体读完上册的先秦诸子，其中择取个人最感兴趣的儒、墨、道进行简述和评论。
说起来当年诸子之学的启蒙靠的完全是《秦时明月》，后果就是本文中对墨家无法掩饰的偏爱QAQ果然一入秦时深似海哈哈哈
为了缅怀那些抄道德经、想“白马非马”之辩想破头的岁月，本推送配图会有各种秦时COS乱入（PS：希望能帮助大家看完这篇又臭又长但是写的很用心的书评PPS：COS照来源于网路，侵权可删
【报告母上大人！任务圆满完成！
“人类所有之真、善、美，历史多与以相当的地位。其未得相当的地位者，则多其不真真、不真善、不真美者也。”
哲学是舶来品，哲学史亦自黑格尔之后方蔚为大观，是以这本《中国哲学史》运用的是以西释中的视角，选取“卓然有所树立”、“以现在之眼光观之，亦有不可磨灭者”的思想派别，而后以新实在论加以梳理和解读。西方人写哲学史多用诠释，冯友兰却写了一本选录式的哲学史，大段地引用古文献，鲜少注释与解释，论断精简概要。全书持论正统，读来颇多体会，但可惜陈述流于表面，虽说能确保“学术谨严”，但这种少判断少出错的写作方式未免狡猾，不痛不痒，陈寅恪在审查报告中的评论亦含此微讽。此外大段大段的四书五经和诸子经典选段等着读者百度，对于没有深厚古文基础的人可以说是相当不友好。
全书大体按照时间顺序写成，以汉为界，切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上下两部，个人挺认同这种分法，因为中国之哲学大体上就是先秦诸子，与其后各家的引申和相互影响。个人对先秦的儒、道、墨比较感兴趣，下面就提取几个核心概念对这三家做一下比较与综述。
何为更好的世界
子学时代，随着自下而上的变革与贵族政治的崩坏，权力由世卿转向布衣。井田变，王制灭，庶民富，礼法废。徘徊歧路之时，思想极端自由，诸子百家兴起于这个大解放时代，旧制度行将崩坏，有人批评反对之，有人欲维护修正之，有人以新制度取代之，而所有的选择无不归根于对“何为更好世界”的回答。
孔子眼中更好的世界是有序的、协调的、贵族的世界，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每个人在制度体系之中有其位置，而后克忠职守地执行义务，维护秩序，和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颇多相似之处。儒家立说之源就是“正名主义”：溯古以求名正言顺，巩固旧有礼制与阶层，要求克己复礼，而现今的诸侯并立、礼崩乐坏是失范、失德的。故孔子作《春秋》以道名分，使“乱臣贼子惧也”。但这样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机器并非孔子的理想，于是在“礼”的社会制约下，“仁”与“直”被引入，“利”与“欲”遭到唾弃。孔子期待的是一个重人情的社会，这人情以真性情为依托，兼具温暖与清高，在他心中，一个人如果人皆恶之，那么一定是不近人情；但如果人皆爱之，那么多为乡愿之徒，虚伪而无可取。在这个人情的自由与礼教的制裁并重的社会中，个体追求的终极并非智识或财富，而是德行与修养，即所谓“内圣外王”，于是结构功能主义奇妙地与非功利主义结合，既不注重效益，也不注重结果，“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了今人对儒者的想象图景。
孔子之后，儒家又出一亚圣，为了解决孔子理想世界中的压迫、剥削问题，孟子以述为作，引申出“民贵君轻”的思想，这种以民为先的论调使“乱君亦惧矣”，也为此后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提供了理论支持。孟子的理想世界类似于柏拉图的“哲学王”，一个最大之德的圣人所统治的精英社会，在其中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可以养生葬死，每个人都能弘扬自己的性情与道德判断，“尽人事，听天命”。听起来无比美好，但善的制度是以性善论为依据，在自上而下层层统治的系统之中，内部的问题是否可以通过自我监督来加以修正尚存疑问。
不同于儒家具有保守倾向的修正主义，墨家的思想更为激进革命，也许因为墨家兴于刑役之徒、劳苦大众，是以不相信旧制度，而期待一个平等大同的新世界。墨家的思想基石是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因为深感儒家“其礼烦扰，其葬苦民”，邃“背周道而用夏政”，走上一条与儒家背道而驰之路。墨子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判定一切价值的标准，以理性为论证指南，如果说儒家的“兼济天下”基于“仁”，墨家的“兼爱”则基于“利”，整个论述逻辑类似于霍布斯的国家起源论：未免陷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人们出于自利且利他的取向，崇尚非攻兼爱。想必墨子始终期待着这样一幅图景：纪律严明、组织有序的墨家团体为了大同的理想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其侠义精神与平等理论启迪民治、吸引从众，人人皆是务实的行动派，“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我固爱孟胜的义守孤城，固爱“身死而思想不灭”的信念，但这幅图景却因为时代落差终究难以实现。
儒墨虽不两立，互相轻鄙，然反对道家的立场却都坚定，大抵儒墨无论是修正还是再造，都以制度为国家的机要、以社会为个人生存的价值，但老庄之学却反对一切传统思想，宣扬取消制度、不治治之。儒墨哲学的起始点是国家百姓，老庄哲学的起始点却是个人，连宇宙鸿蒙也是就个人意义而言的。道家轻物重生，其哲学最后都是为了回答两个问题：其一，如何不自伤？答曰：养生。其二，如何不为世所伤？杨朱等隐者善用“避”字诀，不敌就躲；老子研究事物的变与不变，发现“合则离，成则毁，廉则挫，尊则议，有为则亏，不肖则欺”，于是得出物极必反的通则，认为只要遵循中庸平衡之道——寡欲、无为、反智，便足以“没身不殆”；庄子则更进一步，超脱人事，“齐死生，同人我”，当人不以害为害，则世间无物可害之。老子期待的是一个返璞归真的婴儿社会，大智若愚的圣人无为而治，就可以和大愚甚愚的平民们一起愉快地生活。但“大文明若野蛮”背后是尧舜之治？还是另一个“美丽新世界”？庄子较之老子更注重变化与差异，他眼中的理想世界是人人拥有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状态，存在与存在彼此间不分好坏高下，于是物无不齐。个体亦拥有斯宾莎诺所谓的“人之自由”，即有知识之人，知宇宙之真相，知事物之发生为必然，遇事不动情感不为束缚，“先忘天下，次忘所用之物，次并己之生而忘之”。恐怕在这样一个人人修仙的世界中，妻子死后鼓盆歌之的事情便不为异闻，而为常态。
实践理性与名理逻辑
冯先生认为，“在中国人之思想中，迄未显著的有我之自觉，故亦未显著的将我与非我分开，故知识问题未成为中国哲学上之大问题。”确实，自古以来中哲对人生论讨论颇多，对宇宙论亦有涉猎，但鲜少探究知识论。孔子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著书立言竟为末端，可见儒家非求知识，乃求修养；非求真，乃求善。虽然往后礼教往形式主义的路上走，但礼之本始终为人的情感，这就是实践理性。同样，墨家只愿以实际行动增进人之现世幸福，不愿空言讨论之，所谓“吾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名也”。
我们可以从儒墨两家对于宗教的态度上具体观之。墨子认为不信鬼神导致天下大乱，所以崇尚“明鬼”，但他认为具体的祭祀仪轨毫无意义，在墨子的思想中，宗教的作用只是制裁，以朴素的善恶因果论震慑宵小。孔子认为应当“如或临之”、“祭神如神在”，这样的无神之祭于民而言通过亲族相聚，巩固社会关系网络，于君而言可以训练民众的虔敬顺服之心。无论是墨家的“明鬼而不祀鬼”，还是儒家的“祭神而不信神”，都重视宗教的工具价值，取消其信仰价值。既不关心神秘的超验世界，也不执迷于虚无的理性逻辑，这正是实践理性闪烁人本主义微光的部分。
虽然如此，我们不能说中哲从未出现明显的主/客、名/实之别，名家就是最大的特例。辩者用理智观察世界，《天下篇》所述十事以参照和相对的观点讨论大小、平面、高度、异同、流动、今昔等议题，充满了数理思维的逻辑；著名的“坚白之辩”讨论本体与共相之间的关系，其形而上的部分近乎后世的名实论。名家“专决于名”，其理智所见之世界，固然与感觉所见者不合，故而“困百家之口”，被讽刺为“辩而无用”，但从思想史的意义而言，实是从知识论到方法论的抟跃。道家也深受名家影响，所谓“天地不仁”就是取消唯心意义，赋予事物以客观的物理意义，老庄的观点与西哲颇多契合。但可惜老子反对知识，庄子对“是非之竞”的兴趣也进一步“返于大通”，道家最终追求的是一个不以名言分别、纯粹经验的世界。此后，中国人入世平天下，出世逍遥游，而再无名理逻辑辩驳之道场，科学不能发端，大抵于此。
执此一端，以概偏全
荀子批评诸子皆有所蔽，“……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读先秦哲学有种众声盈耳，纷纷如缕的感觉，言辞焕焕，各具流丽，议论凿凿，不能两立。诸子执此一端，各获其实，亦各有所蔽。
孔子开私人著述与私人教学之先，打破了财、政、文一体的统治阶级知识垄断，创造了“士”这一新兴阶层。但“士”将知识权力从统治阶层手中抢夺过来后，自己再次成为知识权力的垄断者，将自身纳入国家利维坦的逻辑中，完成了社会身份的确定与再生产，这就导致了儒家必然的保守倾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却能摇唇鼓舌，幸于诸侯；不治生产，妄作孝悌，便可以文乱法，刀笔涂炭。如果从福柯的权力/知识观与布迪厄的教育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儒家的尊崇地位与科举制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儒家生产的知识并非“乘桴浮于海”，相反，它是在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的交互作用下，于历史中人为地生成。它是权力的产物与合作者，为需要监督与管理巨大人口的新时代统治者提供了一种分类、生产与管理个体的统治技术。于是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看到孟子说，君子野人的区分完全是以社会分工、互帮互助为目的时，感觉特别违和。此外，“士”阶层的存在逻辑也符合布迪厄对国家精英的“圣职授予”的批判。
（我巨子超帅！
墨子的大同理想否认了等级差异的内在价值，他以理性之法律维持最低程度的幸福，贬斥情感与艺术，但他忽视了“趋利避害，人之本性”中的利不仅仅是吃饱穿暖，人还有更多的期待、欲望与抱负，那些看似无用的仪式与规制在暗处也自有其意义。“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的讽刺虽然满满恶意，但不无道理，厚葬礼教虽无经济价值，其尽于人心的目的却能“慎终追远，使民德归厚矣”。此外，能牺牲目前之享受以达将来之目的革命斗士毕竟是少数，去感情、去个性的平等必然与人性相悖，最终只能成为理想主义者的自娱。庄子叹道：“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徒留竖子之辈的叹惋。
道家出自“隐者”，是以老庄皆继杨朱之道，虽不至于尽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但其消极避世，独善其身的做法仍有种“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感觉。所谓“天地不仁”，就是超道德价值取消狭义的世俗道德，包括一般人相信的责任、正义、善良等伦理要求。齐死生的哲学观可以说：成也相对主义，败也相对主义。一方面，世俗之人要理解和践行这种哲学观极为困难，非得根骨奇佳，天赋灵性，所以这种哲学观并非人的“天然”，而是需要“教与学”的，与老子的“反智”相冲突；另一方面，既然贫与富、死与生、无与有都一样，那么人生在世乐趣顿消，除非全民修仙，不然无法想象那样的社会有什么活力与前景。人正因为爱生惧死，才能在活着的每一天不断生产社会价值、寻觅自我价值，而一切瑰丽的传奇、张力的人性都出自于“生死不齐”。
儒墨道三家思想虽有缺憾，但反面观之，哲学家之有所蔽，正因其有所见。诸子各得其特别面目，于是百家思想才能灿然穹宇。
O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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