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与政治

《修罗战场》和前作一样，将虚构故事的视角放在了一个已然发生的历史时段当中。

万历四十七年（年），接连在辽东攻城略地的后金军队与明朝军队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部浑河南岸）发生了一场大型会战。正是在这场战役中，努尔哈赤用“任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略大败明军先后用了一年时间从全国各地调集起来的所有兵力。这一场战役的失败使明朝兵力尽失、精英尽损，这次失败也标志着明朝正式迈入了风雨飘摇的末世。在这场战役中，最先抵达萨尔浒战场的是由辽东名将李如松旧部杜松所率领的西路军，也是电影主角沈炼和陆文昭所在的部队。由于杜松求功心切，西路军在连夜急行军的疲乏之态下贸然挺进浑河北岸，被后金军队用很短的时间完全击溃。也正是这场如阿修罗与帝释天战斗之所一般“几万条人命，割草一般就没了”的惨烈战败，引出了影片的主题——要想不这么死，就得换个活法。

"要想不这么死，就得换个活法。“

萨尔浒之战一年后，万历四十八年，明朝历史上在位最久的皇帝明神宗朱翊钧龙驭上宾，也结束了明朝使用时间最长的一个年号——万历。仅仅一个月后，泰昌皇帝明光宗朱常洛也因急病驾崩，传位于长子、天启皇帝明熹宗朱由校。

围绕着仅仅在位一个月的短命皇帝朱常洛，曾发生过四大“事关国本”的事件——妖书案、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

此四大案错综复杂，其中原委暂且按下不表。这四大案无不在朝野引起极大震动，也暴露了明朝晚期的一个重要议题——党争。晚明党争一事，如要剖析开讲，又是一个宏大议题（具体可参考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一书），在此只介绍与电影有关的相关历史背景。

在电影中频繁提到了两个党派——“东林”与“阉党”。东林之名，来自于苏州“东林书院”之名，东林书院的建立可追溯到北宋，万历三十二年由学者顾宪成修复重开。在东林书院讲学、学习之人当中，有大量忧心国事的晚明学者仕人，其人及他们的门生，在朝中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即“东林党”。东林众人的目标，是“为朝廷官僚，乃替天行道、代天行事”（刘洪谟），他们坚信“夫学者何也？人之性也；性者何也？天之道也”（高攀龙）。而天道为何？正如千年之前荀子在《天论》中所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与西方古典政治哲学当中“君权神授”、君主乃是神的代名词不同，在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天”是超越一切的存在，即使是贵为“天子”的皇帝，也只是代天行事，圣君如尧舜，也只是顺天之道，故而称其为圣明；如皇帝像夏桀、商纣一般暴虐，不应天合人，便应当被推翻。而这也是东林党人政治哲学的核心——只顺天道，而不顺君道。这也是《修罗战场》当中，东林党人所坚持的政治斗争的主题——既然由魏忠贤把持的“这世道”以万物为刍狗，那么就应当“变天”。

而在影片的故事文本中被东林党人所深恶痛绝的“阉党”，从广义上讲，指的是自明英宗时王振集团以降的专权宦官集团；狭义上来说，专指天启年间由东林党人在朝中的政敌依附于因为“皇上宠幸”而权倾朝野的魏忠贤及其权利集团所集结而成的另一个政治群体。魏忠贤其人善逢迎、富手腕，竟由一街头恶徒一路攀升至天启皇帝朱由校的代言人，朝中大小事宜均由其独断，俨然是一“执行皇帝”。京内京外大小官员争相认魏忠贤为“义父”，为其修建生祠，称其为“九千九百九十九岁”，排场相比皇帝本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维护统治，魏忠贤不仅掌握了军权、控制了厂卫，更在内廷练兵，将暴力机关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铲除一切不利于自己的声音和力量。

”阉党“派的许显纯与”东林“派的陆文昭

此等景象，自然是东林党所不愿见到的。天启四年，东林党人、御史黄尊素（即黄宗羲之父）进《灾异陈十失劾魏忠贤及客氏疏》，触怒魏忠贤，后因大学士韩爌力救，被罚夺俸一年，后被削官回乡；天启五年，东林党人、御史杨涟又进《（魏忠贤）二十四罪疏》，魏忠贤恼羞成怒，抓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魏打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下诏狱，严刑拷打以致六人遇难，史称“东林六君子”（这便是影片第一幕中大嘴巴的小旗殷澄所提及的事之一）。天启六年，黄尊素策划利用“内应”——即苏杭制造太监李实来瓦解魏忠贤的权势，然而却被魏忠贤反戈一击，借此下令逮捕东林党人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李应升、周顺昌和周启元（亦被称为“东林七君子”）。除高攀龙在被逮捕之前投水身亡以外，其余六人也均被打入诏狱，酷刑至死。其中，苏州人周顺昌当时辞官在家，被下令逮捕时，锦衣卫赴苏州捉人，为了保护周顺昌，不满魏忠贤专权的苏州义民与锦衣卫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五名苏州市民因此而被处以斩首之刑，此五人也被苏州市民冒死以礼归葬，并树碑纪念。明文学家张溥亦为此作《五人墓碑记》。

很显然，天启年间的东林与阉党之争，已不只是万历年间不同党派互相参劾、指桑骂槐之举，而是进一步上升到了准暴力斗争的层面。《修罗战场》在东林党人政治哲学核心的基础上，基于一定的历史逻辑推理，在故事文本中为东林党人增添了信王朱由检这一政治核心，为东林党人“以笔为刀”增加了政治力度，也强化了故事人物北斋（即周妙玄）、陆文昭、丁白缨等人的行为动机。虽然影片对于信王这一人物的描写在“究竟是否符合史实”上引起了一定的争议，但是从故事本身来讲，这样的设定是符合故事逻辑的。从历史上来说，魏忠贤在层级和实力与上东林党官员始终有着一定的悬殊，从故事创作上来看，并不是一种好的选择。而在《修罗战场》当中，通过对信王的人物在历史的基础上进行重新塑造，使得信王与魏忠贤的矛盾成为了故事当中的核心矛盾，无论是从双方人物的层级还是实力层面来讲，都能够形成势均力敌的对抗，应当被认为是一种合理的人物创作。同时，前作《绣春刀》的故事核心矛盾，也正是代表崇祯皇帝的韩旷与魏忠贤的矛盾，《修罗战场》将核心矛盾放在信王与魏忠贤身上，也正是延续了前作的逻辑。

矛盾的核心——信王与魏忠贤

同时，关于影片中不断提及的核心事件“皇上在太液池游船落水”及与之相关的核心道具——《宝船监造纪要》，并非创作者的杜撰，实际上来自于一本笔记《甲申朝事小纪》。此书成书于清初，收集了不少有关明末的轶事，其中《万乘刺船》一节提到天启五年皇帝与客氏在西苑乘舟，天启皇帝一时兴起亲自划船，忽然狂风大作导致船翻，皇帝与两名宦官均落水。宦官谈幸跳入水中救援，皇帝终得幸免，两名宦官溺毙。此事虽为野史，却也颇耐人寻味。将这一小段轶事融入故事当中而引出一连串政治阴谋，也增强了故事的逻辑性和完整性。

如果说在前作《绣春刀》中，有关政治的主题是“赌”的话，那么在《修罗战场》中，政治的主题则是“弃”。从到沈炼为了自己而放弃手下殷澄，到陆文昭为了顺利“变天”而放弃“过命兄弟”沈炼和尽心尽责的下属裴纶，再到信王为了不留破绽而放弃爱人北斋和左膀右臂陆文昭、丁白缨，一系列的“弃”更加凸显了明末政治斗争的黑暗与冷酷，也延续了前作中对于“宿命”这一母题的展现。也正是在“弃”这个政治主题的反衬之下，故事当中所展现出来的友情与爱情的建立，方才能够显得更加可歌可泣。

2.一个人物的诞生

作为前作《绣春刀》的前传，续作《修罗战场》的故事所解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沈炼”这个人物的诞生——沈炼为什么是沈炼，沈炼是如何成为沈炼的。

在《修罗战场》的前半段，我们所看到的沈炼是一匹孤狼。最初的沈炼面对强大的宿命压迫显得格外脆弱：在萨尔浒战场上，沈炼无亲无故，只身杀敌；而在面对先后前来挑战的凌云铠、丁白缨、郑掌班、裴纶以及陆文昭的时候，沈炼也不得不孤军奋战。然而在最后一幕的时候，沈炼已经同北斋、裴纶产生了坚不可摧的羁绊，甚至与曾经的对手丁白缨和陆文昭并肩对敌，其在吊桥前浴血奋战的形象已经基本上与前作《绣春刀》中的形象重合。从开头到结尾，在沈炼的身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物弧，完成了人物的转变，由《修罗战场》的沈炼最终成为了《绣春刀》中的沈炼。故事的发展不断推动着沈炼的转变，而沈炼的转变同时也推动着故事的剧情发展。

与前作截然不同的”孤狼“沈炼

在前作中，沈炼所有行为的动机，都是反抗“宿命”；而在《修罗战场》的故事当中，沈炼的行事逻辑也是一样的。他希望解答这样的问题——“我是谁？我在做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在故事的开头，已经给出了第一个解答——沈炼是一只在黑公鸡的威压之下苟且求生的蝈蝈。在从萨尔浒的炼狱当中爬出来之后，沈炼在体制内的“安全地带”——北镇抚司衙门当差。有一种说法认为，《修罗战场》相比前作《绣春刀》，少了一些烟火气。在《绣春刀》中，表现了沈炼等人的生活场景，但是在《修罗战场》中却缺乏体现。事实上这正是沈炼作为主线人物在《修罗战场》中人物状态的真实状况——孑然一身苟然求活的沈炼，在追求“活命”的情况下，自然无暇顾及生活本身。对于生活的







































北京白癜风医院咨询
武汉权威的白癜风医院


转载请注明:http://www.daoqicar.com/xzmy/135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