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仓颉诞生于陕西白水阳武，死后葬于武庄。据清乾隆十九年（年）知县梁善长撰的《白水县志－人物列传》记载：“《史记》云：‘仓颉居阳武村，卒葬衙之利乡亭南。’‘衙，即彭衙，白水县之旧名。利乡，即洛河北之史官村。’”

　　但笔者遍查《史记》沒发现这段记载，是否从《史记》遗散篇幅中得知的呢？虽然存疑，但现在陕西白水县遗存有汉代建的已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仓颉庙和仓颉墓。庙内竖有中国最早为“字圣”仓颉所立的《仓颉庙碑》，据此碑记载：东汉延禧五年（公元年）仓颉庙已具相当规模。此碑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不但是苍颉造字的纪功碑，还是金石学上最名贵最有价值的汉碑珍品。

　　这是现在全国几处传说有仓颉遗迹地方的唯一一个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他所撰的《中国通史》中肯定了仓颉白水说：“‘仓颉造文字。’至今庙宇、墓冢、历代石碑、历代千年之古柏40余株，皆妥为保护。仓颉生长卒葬于此无疑。白水人民至今颂为‘一圣’。”

　　明万历37年（年）白水知县刘梦阳年撰《白水县志。帝纪》及清梁善长撰《白水县志。人物列传》皆云：“仓颉，轩辕黄帝左史，观奎星圜曲之势，察鸟兽迒之迹，依类象形，始创文字之鼻祖”。

　　白水县仓颉庙大殿上有“文字始祖”的匾。据典籍中的神话传说：仓颉，号史皇氏，是轩辕皇帝的史官。《吕氏春秋·君守篇》记述：“奚仲作车，仓颉作书”。《淮南子》则有：“史皇生而能书。”《说文解字》序：“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还记载：“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有关仓颉造字传说最早记载在战国，《荀子·解蔽篇》中有：“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有专家认为这里的“壹”指正道，即正确的规律。荀子认为，仓颉在汉字原始演变以及整理规范的过程中，探索到了正确的规律，起了“独传”于世的作用。也有把“壹”当一人解释的，即独传者仓颉一人也。

　　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仓颉造字的功绩，是仓颉创造了中国的汉字，开创了文明之基，从而被尊奉为“文祖仓颉”。

　　还有，白水仓颉庙古柏是我国三大古柏群之一，这里的古柏论起年龄来，可比山东曲阜孔庙、黄帝陵的古柏都长寿，居我国三大古柏群之首。48珠古柏都有漂亮的名字和动人的传说。以树龄最长传说为仓颉手植柏的“奎星点元”为首，可媲美黄帝陵的黄帝手植柏，堪称中国古柏之最的“双姝奇葩”。

　　陕西不单白水有仓颉庙，岐山也有仓颉庙，并竖有一通石碑，记述仓颉造字的传说。而洛南县有阳虚山，与元扈山隔洛河对峙，传说为仓颉造字之处。《雍胜略》载：“仓颉造书于此。”《策海·大书》记有：“仓颉登阳虚之山，临于元扈洛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仓帝受之，遂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山川、指掌而创文字。”

　　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办长里村还遗存一座仓颉造字台，唐《法苑珠林》说：“苍颉于此台上，增土造字，观鸟迹者。”据史料记载，长安区的仓颉造字台最早建于约年前的西周。清乾隆四十四年《西安府志》就记为：“长安西南二里宫张村有三会寺，为仓颉造书之堂”。唐朝大诗人岑参曾来这里游览，并有《题三会寺仓颉造字台》诗：“野寺荒台晚，寒天古木悲。空阶有鸟迹，犹似造书时”。

　　到武则天时期，还有李峤和上官婉儿的诗：“古台仓颉里，新邑紫泉居”和“故台遗老识，残简圣皇求”等诗传世。到了清代，陕西巡抚毕沅亲笔书写“仓颉造字台”石碑立于台旁。

　　虽然以上传说中的遗迹不完全是精确史实，但随着考古发现，一些传说也可以得到补充和印证。例如：年在西安附近的一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中，发现年—年前的甲骨文。年5月1日《人民日报》《新华文摘》等多家报刊，报道《中国迄今最早甲骨文在西安出土》。新华社、《新民晚报》等以《陕西发现原始先民甲骨文，中国文字起源又有提前》为题报道。年3月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西安龙山文化遗址出土原始甲骨文实物，中国文字历史提早千余年》为题报道；《西安晚报》则具体报道“省考古所在长安区花楼子龙山文化遗址发掘骨刻龙山文化遗物”。

　　年就和我熟识的一位朋友，时任宜君县武装部部长的龙建雄，在秦直道旬邑县大店村遗址上拣到了两枚刻有文字的红山文化时期的石铲，一枚上刻有三个清晰

　　“鸟”的形象。并得了山东大学文字专家、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刘凤君先生的鉴定。当时刘凤君正在研究发现于山东昌乐的骨刻文字，对龙建雄发现同时代的石刻文字，非常兴奋，并撰文《昌乐骨刻文字关中地区有“姊妹文”》在年7月24日的《齐鲁晚报》上发表。在此文中发表了鉴定书的全文：“龙建雄先生在古文化遗址采集的两件石器，根据造型、制作技术和使用痕迹及其风化的程度分析，应是陕西龙山文化时期遗物。两件石器都有刻画，其中一件较薄的石铲两面都有阴线刻鸟的形象，应是刻的‘鸟’字；另一件石器的正面刻着字，可惜风化得不清楚。这两件石器上刻画的文字，是研究关中地区文字起源的重要实物资料。”刘凤君并在文中提到“3月25日《三秦都市报》记者撰文《‘鸟’字比甲骨文早产千年》，全文登载了我的鉴定书。”

　　此文还详细记录了龙建雄鉴定此两块石铲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推荐来找他的过程，而且文中还有一段：“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长安花楼子遗址陕西龙山文化地层中挖出了12片刻字骨头，发掘者当时认为这批资料很重要，可能是早期文字，但没有得到学术界认可，并以可能想到的一些常规理由放弃了继续研究。这批资料也就得到了历史上曾反复出现过的命运——打入冷宫，渐渐被人们忽视了。”

　　专家说这些考古新发现的骨刻、石刻文字才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比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早了多年。所以仓颉造字的神秘面纱应该在考古的不断新发现中被人们一层一层的揭开。

　　鲁迅《门外交谈》说：“但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了，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由来，恐怕也逃不出这个例子。

　　从鲁迅先生这一段话中人们可以认识到，中国文字产生之源头，肯定是由无数个仓颉式的先民共同完成的，这从甲骨文繁多的异体字中也可看出，汉字绝非由一人创造。

　　这是基于考古发现也是现代文字专家一致肯定的。而原始图画说，则主要源于陕西关中渭河流域，我国的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在《陶器和中国文字起源》一文中说：“中国文字起源的探讨，主要和年代较早的陶器上面的符号有关。”他还说：“有刻划符号的仰韶文化陶器，都属于半坡类型，迄今已在渭水流域的陕西西安、长安、临潼、铜川、宝鸡和甘肃秦安等不少地点发现。在这一地区早于半坡类型的文化的陶器上，也出现有刻划符号。半坡类型的陶器符号大多刻于器物烧成以前，器种绝大多数是陶钵。符号有固定位置，一般在钵口外面的黑色带缘上。符号有的简单，有的则相当复杂，接近文字，比如临潼姜寨的一个符号就很像甲骨文的“岳”字。晚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不少种文化，也都有类似的陶器符号，有的还是用毛笔一类工具绘写的。”

　　文字专家王志俊在发表于《考古与文物》年第3期上的《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画符号综述》一文中说：“原始社会晚期还发明了记事符号。年后多次发现有关实物，仅关中地区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7处。年首先在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口沿上，发现多个共约32种刻画符号。其后在陕西宝鸡北首岭、长安五楼、合阳莘村、铜川李家沟、黄陵桥山和临潼姜寨、零口、垣头等仰韶文化遗址中，又曾多次发现，其中以姜寨发现最多，共发现多个约40多种符号，有的与半坡的符号相同，有的不见于其他遗址。上述遗址都是分布在关中地区东西长公里、南北宽公里的三万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其中有的符号开始规范化，一些符号肯定是数字，如Ⅰ、Ⅱ、Ⅲ等，并为后世继承和采用。这说明了居住在这一地区的远古居民，曾使用过相同的记事符号，这些符号与我国文字的形成，有一定的联系和影响，是汉字的先驱。”

　　最早对西安半坡遗址中发现的刻画符号，提出非同凡响见解的是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他曾说：“刻划的意义至今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说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他还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论证“汉字究竟原始于何时呢？我认为半坡彩陶上刻划的符号具有文字的性质。”郭沫若先生这一论断，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并越来越为后人认可和考古的新发现所印证。

　　唐人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说：“颉有四目，仰观天象。因俪乌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天地圣人之意也。”

　　其中“无以见其形，故有画”，也为文字源于原始图画刻划的符号一说作了有力注脚。

　　著名古文字专家于省吾先生对半坡出土的彩陶上的这些刻划符号进行过考证，他认为：×是五、＋即七、1即十、11即二十、┬即示、↑即矛、丰即玉等。另外还有台湾学者李孝定先生在《中国文字的原始流变》一文中用“六书”理论认定半坡陶器符号里已有象形、会意、假借等方面的字。

　　半坡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典型，彩陶上的纹理图案多以几何图形，动植物图案为主，其中发现的鱼形图案，形态逼真，与古汉字中的一些“魚”字比较，其相似程度足以让人相信汉字确实是从原始图画演变而来的。还有宝鸡北首岭遗址彩陶上的水鸟衔鱼图案，凤翔发现的年前彩陶片上的“太阳”图画，华县泉护村遗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彩陶盆上有四个鸟形图案，与古汉字中的“鸟”和“隹”对照十分相似，《说文》中指出“隹”是短尾鸟的总名。

　　因而，可以说，基于考古发掘证明，仓颉是诞生卒葬于白水的陕西人，仓颉造字在陕西，中国文字的主要发源地也在陕西。

　　联系到仓颉造字说，其中白水仓颉庙中的《仓圣鸟迹书碑》上88个古怪的符号，相传为仓颉造字时象形文字的本形，这些鸟迹书由小的图形和画面组成，与考古发掘中的关中渭水流域仰韶文化前后彩陶上刻划符号和图形也就是陶文有着共同的渊源。当然这只是初步的考证还需要进一步的丰富的大量的考古实物来证明。

　　关于仓颉造字之说，肯定经过了历代文人的多次演绎和杜撰，但我们不能全盘否定他的可信度，仓颉之所以传名后世，是由于他做了文字的搜集、整理、统一的工作。仓颉肯定也属于原始部落造字时期的代表人物。这一传说，延续五六千年，你不能不承认，其被一代代神化后显示出奇绝神力的永归不朽。

　　而且神话传说中的仓颉，他不但属于中国，也是属于世界的，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馆内，年启用的约翰·亚当斯大楼大门上，镶嵌着12个对世界文字有影响的各国传说人物，仓颉的名字就在其中！

　　年9月15日，袒国宝岛台湾的邮政部门发行了一套《发明神话邮票》，全套4枚，其中第4枚就是“仓颉造文字”。而初步圆了我的以邮票这个特殊形式纪念“文祖仓颉”的梦。当然，作为文祖仓颉的乡党，作为一个集邮爱好者，我还迫切地盼望着中国邮政也尽快把“仓颉造字”搬上邮票，让我的梦更圆满、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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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杰：年10月出生于西安，现任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西北大学中国节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秦砖汉瓦研究会副会长、西安市文史馆馆员。系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出版诗集《哭泉》《灵石》《梦石》《朱文杰诗集》（上、下卷）；报告文学《老三届采访手记》；散文集《清平乐》《拾穗集》《长安回望》《吉祥陕西》（上、下卷），《邮票上的美丽陕西》。

（部分图片源于网络，感谢原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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