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中，有一个关于生财有道，散财有仁，用财有义的人生信仰。这一人生信仰和信念，本自早期儒家经典文献《大学》，而思想根源在于孔孟之道。

这一人生信仰和信念的核心价值，是德本财末，以财发身。“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财散则人聚，财聚则人散”，这一对相反的论点和主张，皆在于揭示一个真理：财之聚散，关乎人心之向背，体现了道义之得失。散财而聚人者，在于以德为本；聚财而人散者，缘于唯利是图。

“财恒足”，旨在揭示“生财有大道”的价值意旨。政治坚持务本之策，则是“生之者众”；精简国家机构冗余人员，则是“食之者寡”；开源节流，便是“为之者疾，用之者舒”。财之恒足，体现了仁政善治的价值宗旨。

“仁者以财发身”，旨在揭示用财有义的价值意旨。“以财发身”，是藉由积攒、得来的财富用以修身成己，践行仁道，在立己立人、达己达人中，实现自身的崇高人生价值和人格理想。

德本财末，以财发身，之所以成为人生的信仰，就在于它是经过历史检验而为人所信奉的人生真理。只有以德为本而生财、散财和用财，方能得人心而聚人气，实现伟大人格价值。

生财有道，散财有仁，用财有义，之所以能成为人生的信念，就在于只要坚持德本财末、以财发身，就自能在财富生用上为仁弘道，尽其道义之性，而能够成为一个博施济众、人格伟大的人，极致化人性的潜能和人格的高贵。

一、德本财末，生财聚财有道

生财有道，财散人聚的人生信仰，乃基于“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的价值观念。以德为本，而以财为末，不仅是本末次序的价值问题，而且是主次贵贱的取舍问题；不仅体现于家庭的生财聚财上，而且体现于国家的政治施为中。

（一）生财有道，则财恒足。

人生的聚财之道，便是生财之道。“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大学》）生财之道，以“财恒足”为价值宗旨和目标。

在生财、聚财上，一方面要使“生之者众”和“为之者疾”，一方面要使“食之者寡”和“用之者舒”。“生之者众”，是务本的多生产，多产出。“为之者疾”，是“不夺农时”，劝于耕织。“食之者寡”，是节用简政的精简官僚。“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荀子·富国》）。“用之者舒”，是量入为出，节俭而不奢。这里，彰显了仁政的价值意旨。

在《孟子》的思想中，这一生财、聚财之道，是“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上》）聚财有道，当取与有节，扶持生产。易田畴，轻徭役，劝农耕，是扶助生产；薄税敛，食以时，用以礼，是富民节用。

在《荀子》看来，王者养万民之法，就在于“等赋、政事，财万物”：“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政，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王制》）既扶助生产、疏通供给，又减少赋敛、合理分配，便是生财之大道。

对于一个家庭而言，聚财是藉由多付出、多劳动和多做贡献而赢得合理收入；积累财富，是藉由精打细算、开源节流等进行。聚财和积累财富，既是求之有道，又是得之以义，还是收支合理。

（二）德本财末，以德用财。

在早期儒家的思想中，认为德本财末，以德用财，则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大学》）。行于德政，则府库之财非悖而出，故善得其用。货悖而出，用度不节，奢侈浪费，而无有不时救济之积藏。

以德用财，是“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以德用财，则财用节于己，而节于己方能取民有度，故为爱人之为。圣王施行仁政，一方面在于以德用财，节用爱民；一方面在于自养有度，而取人有节。

在揭示德为本、财为末上，“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财用的有道合理，在于人之修养和品质。无德者则财非当用，对于统治者而言必是“外本内末”的争夺于民。

在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看来，“德为万化之本原，而财乃绪余之必有，图其本而自可生其末。”（《四书训义·大学》）有德而得道多助，则必有财，此即是“图其本而自可生其末”的价值意旨。无德虽可一时侥幸生财，如投机倒把、强取豪夺，但终将不得善终。

在德本财末的人生求为上，惟以德为本，就当怀之心中而必求其得。惟以财为末，则宜置之度外而听其自有。如其不然，置德于不顾，而惟利是图，外本而内末，则是本槁而末无由生。

对于用财而言，只有以德用财，方能“审用财”。“审用财，慎施报，察称量，故用财不可以啬，用力不可以苦。”（《管子·版法》）以德用财，既要非悖而出，不可奢侈浪费；又要不可以啬，且劳民伤财。

（三）聚财有道，出入由义。

在财之聚散、出入上，当以德为本，而贯彻道义的原则。孔子的“见得思义”（《论语·季氏》）思想，明确揭示了取财有道、非义则不取的价值意旨。“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季氏》），也是这一宗旨。

在财之出入上，正如“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大学》）一样，“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货悖而入”，是聚财不以正道，非以义而聚积。财悖而出，是为满足奢侈享受而挥霍浪费，背离道义之价值宗旨。

在国家政治上，“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正旨在揭示聚财有道的道理。“以利为利”，则必搜刮民财，以为充实府库；“以义为利”，则必藏富于民，民足则国家充足。

在国家的聚财上，必藉由赋税、徭役之征。“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孟子·尽心下》）财富取于民无节，则民不聊生。忧患于“奢侈不节以为乱”（《说苑·政理》），故贵在节用爱人。

在法家的思想中，认为“治国有器，富国有事，强国有数，胜国有理，制天下有分”（《管子·制分》）。在财用之理数上，当坚持“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管子·立政》），达致“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数，舟车陈器有禁”的各有标准。

在道家的思想中，认为聚财有道，就在于“取下有节”（《文子·上仁》），亦即是“必计岁而收，量民积聚，知有余不足之数，然后取奉”。有道有度以聚财，使天下百姓“离于饥寒之患”，就能使民乐奉于上，而得人心。

二、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德本而财末，有财固不能无德，然财也可以兴德。“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大学》）好仁义者，则财当其用，故能“以财发身”。君子以德用财，节俭而与人，便能在立人达人中立己达己，做到“以财发身”。

（一）以财发身，节用爱人。

“以财发身”的价值意旨，是藉由财以体现仁义之道，成就于身，达于王道之政。“发身”者，不但可以成遂于富贵、尊贵，而且可以尽性、成圣。在孔子看来，追求财富，若是正道之得，则非但无可厚非，而且还要大力提倡。人们创造的财富愈大，则给社会带来的财富也愈多，就能达致共同富裕。

在“以财发身”上，圣人用天下之财以为天下之民，故能成就仁政之担当和价值理想。“舜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孟子·离娄下》）乐天下人之所乐，则与民同乐同富；忧天下人之所忧，惟恐有人有饥有寒。

一个人的胸襟和责任担当，若有“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孟子·万章上》）自任天下之重，就能为民生财、散财和用财。圣王在治国上，聚财乃用之于民，以备荒年的救济之需，而非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贪之欲。

在“以财发身”的以德用财上，“天地生之，圣人成之。”（《荀子·富国》）天地生财，而圣人财用之，“节用而爱人”。养民不能不以财利，而民必以财利而得所养。王者之政，是以政裕民，亦即是“计利而畜民”，使民“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时臧余”。财物日常生活有余，便是财之恒足。

先王之制礼，就在于“因其财物而致其义”（《礼记·礼器》）。财利之贞和，或者说公其财利而各得其宜，便是义。“以财发身”之极，乃是将内圣之德体现在外王上。仁者散财以得民，得民而得天下。

立志治理国家、实现政治抱负者，就在于有道而得民心，使“民无有不说”（《吕氏春秋·顺民》）。“取民之所说而民取矣，民之所说岂众哉？”取民之所悦，则以财爱民、富民。富民而教民，以德顺民心、得民心，则功名必成。

圣人“以财发身”的仁德实践，就在于憯怛于民，见国有饥者而食不重味，见民有寒者则冬不被裘。“与民同苦乐，即天下无哀民。”（《文子·上仁》）“无哀民”，就缘于以政裕民，使民不受饥寒之患。

（二）以身发财，守财吝啬。

在儒家的王道思想中，有仁与利、义与利之辨。正其义，而不谋私利，乃是核心价值观。义者公利，而利为私利。以好义胜其欲利，则求利有节，而得之有道，便是“以财发身”的王道。相反，“以身发财”者，是贪求财利，而不顾其道义。

在政治的价值取舍上，“以身发财”者体现了人主与民争利、横征暴敛的作为。“外本内末，争民施夺。”（《大学》）以德之本为外，以财之末为内，则必争夺于民。争夺于民，则民也效之而争夺于上。贪主暴君，贪得无厌，取民无度，以适无极之欲，则百姓陷于水火之中。

人生的聚敛之贪，有时甚于盗窃之害。“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聚敛财富，则必剥夺人之生活资财。在上者，汲汲然求之无厌，则与下争利，而下亦与上相争。上下交争，必至于劫夺而后已。

无道之人主，“以身发财”的聚财之政，便是“率兽而食人”（《孟子·梁惠王上》）之为。人尚厌恶禽兽相食，而为民父母者行政上率兽食人，岂非昏庸之极？

历史上的商纣王统治无道，“劳民力，夺民财，危民死，冤暴之令，加于百姓；憯毒之使，施于天下”（《管子·形势解》），故自取灭亡。“夺民财”，必然“危民死”。民不聊生，则反抗而争财，故有“冤暴之令”的镇压之为。憯毒于天下，岂非是乐杀人者？

从个人取财上言，“以身发财”者必然贪婪于财富，以至于巧取强夺。“不以义取者，盗财也。”（《文子·上仁》）非义而取，争夺人之财，故为“盗财”。

从政治取向上言，人主的“以身发财”，必是“聚天下之财，赡一人之欲”（《文子·上义》），奢侈挥霍无度，横征暴敛。如此，必然“长海内之患”，而有“祸莫深焉”之害。

三、财之聚散，关乎存亡、兴衰和安危

生财有道，散财有仁，用财有义的人生信仰，彰显了德本财末，以财发身的价值旨归，体现了崇本举末的道术思维，成为了国家安危、兴衰和存亡之道。

（一）财之聚散，关乎安危之结局。

生财、聚财和用财、散财，体现者义和利的价值选择意旨，关乎人生的安危。“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孟子·尽心下》）珠玉者，财富的象征。执迷于宝物、财富，一味地“以身发财”，就会导致亡身的后果。

对于人情来说，若是后义而先利，则是不夺不餍。求利而不节制，就会争乱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治世之道，不过是义胜于利；乱世之患，就在于利克于义，“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人人爱财争利，相互争夺而无有节制，必然造成国家的危殆。

在儒家的思想中，重视先义后利，有义则取财以正道，无义则是唯利是图，损公肥私。在《荀子》中。肯定“上重义则义克利”（《大略》），而反对“上重利则利克义”。“上重义则义克利”，是“以义为利”；“上重利则利克义”，是“以利为利”。人们若能“义克利”，就会“乐分施而耻积藏”，耻取不义之利。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为政在上位者若求安定、安全，莫善于与民同利。“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管子·版法解》）。为天下所持者，安而不危。相反，造成自身危害者，莫咎于与民争利。“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为天下所谋者，危而不安。

在聚财与散财上，“主有天道，以御其民，则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贵富而久王天下。”得道者，节用散财而得民心，则民乐奉财于上，岂可不久王天下？反之，“失天之道，则民离叛而不听从，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失道者，贪取聚财而夺民，则民离叛而使之危亡。

在南宋大儒朱熹看来，“人君以德为外，以财为内，则是争斗其民，而施之以劫夺之教也。”（《四书集注·大学》）外本而内末，德失财聚而与民争利，则人心散。反之，则是“有德而有人”，财散而人聚。有德则不纵欲以崇货，民各有其恒产而财散。

（二）生财之道，关乎兴衰之后果。

兴国之道，必生财有道，而散财就在于施行德政。“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大学》）人主有德，则得人心而国必兴，不患乎无财用。

在《孟子》看来，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梁惠王上》），则民有恒产。有恒产然后教化之有恒心，则天下归心，天下无敌。反之，“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岂非众叛亲离？

在《荀子》看来，“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君道》）“道存”者，就在于“善生养人”，亦即是“省工贾，众农夫，禁盗贼，除姦邪”。生财有道，以德散财，则民必是“衣煖而食充，居安而游乐，事时制明而用足”。如是，则国必兴。

对于国之兴衰而言，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则国虽小而必安。若是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则是国虽大而必衰。为人主者，“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积”（《文子·上仁》），使民不得耕织之业以供上求，必然“力勤财尽”，而国必衰。

在用财的价值内涵上，为民用财不可以啬。“用财啬则费”（《管子·版法》）。用财啬者，不散财以与人，则民不足。民不足以生活，故怨。“用财而生怨，故曰费。”因财生怨，不得人心，岂非“财非其财”之费？

（三）财之发用，关乎存亡之效验。

人主聚财而“以身发财”，以至于“率兽而食人”，国岂能不亡？“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相反，行不忍人之政，为民父母，散财而爱民，岂能不王？

在国家政治上，上下之间若是聚财而怀利以相接，则终去仁义，而国未有不亡者。上下怀仁义以散其财，相爱而人和，则未有不王者。

义利或财之聚散，为“治乱之衢”（《荀子·大略》），关乎国之存亡。“上好义，则民闇饰矣；上好富，则民死利矣。”在上位者好义，则人人见利思义。好富，则人人逐利，损公肥私。“上好利则国贫”（《荀子·富国》），就在于此。

国家财富存废的关键，在于能否开源节流。辟田野，为财之本；实仓廪，为财之末；时和而事业叙，为财货之源；等赋府库，为财货之流。若能“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则使天下必有余，而国不忧不足。可见，“下贫则上贫”，而“下富则上富”。

一个国家若是在生财有道上，伐其本而竭其源，奢靡挥霍无度，则是顷刻倾覆灭亡。“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地辟而国贫者，在于“舟舆饰，台榭广”（《管子·权修》）而“赋敛厚”。赋敛厚，则财聚而民散，土崩瓦解。

在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看来，在上位者或统治者能够不聚财，坚持“上无过取而人有余资，财散于下而不积于上”（《四书训义·大学》），则人民必是安其生而乐其上。财为得失人心之大端，可不慎乎！若是在上位者或统治者敛财，“敛之于民而积之于上，财聚于上则空于下”，则是“民无以生而叛散必矣”，国岂有不亡？

中华文明五千年，历经沧桑而绵延不绝，已充分证明中华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和迎接各种挑战的开拓能力。这一文化内涵，既本自“学·思·观”的探求真理而来，又呈现着“学·思·观”的理性自觉和开放思维。让我们齐心协力地一道投入“文化自信”的时代洪流之中，为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冷静的思考，清醒的应对，果敢的斗争，无愧的付出。坚信“文化自信”，践行“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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