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论战十二子（上）

战国末期，儒学几乎到了无人理睬的地步。荀子为了挽救儒学危机，引导儒学切近现实，指导天下一统，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当时流行的各种错误思潮，冷静地进行分析思考，写下一篇《非十二子》，对六种学派，十二位著名的学界达人，提出了严苛的批评。

荀子说，如今的世道，诸侯分裂，各自为政，百家各论其道。有人用论说粉饰邪恶，有人用言论美化奸诈，还有人用强横乱天下，用诡诈、夸大、怪异、委琐的言论欺骗众人，使天下人混混沌沌，莫名其妙，不知道是非和治乱的根源，这种貌似庄重实则奸诈的人，大有人在。

荀子批评的第一种学派，用现代的话说，是只知张扬个性，无视社会公德和法纪的极端个人主义者。

荀子说：如今世间有这样一种人，他们一味地放纵个人性情，习惯于恣意妄为，与禽兽无异。无视社会公德，无视礼义和法度，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然而他们却说得有根有据，讲起来又头头是道，足以欺骗、迷惑无知的人。这样的人是谁呢？它嚣、魏牟是也。

魏牟是谁？是魏国的贵公子，饮食无忧。他认为人生在世，追求个人的情欲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克制不了的。既然不能克制，那就应该随意放纵。所以，他就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生活得放荡无忌，就像如今说的“花花公子”。这种人无视社会行为公德，甚至无视法律的庄严、民族的尊严，对国家和社会危害甚大。《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道家，著录有《公子牟》四篇。

它嚣是谁呢？史无记载。也应该是与魏牟同学派的领军人物。

荀子批评的第二种学派，是刻意追求超世脱俗，以异于世人来显示自身高洁，不足以合大众的人。

荀子说：如今世间还有这样一种人，他们抑制人的正常性情，不走已经有的正道，以脱离大众、超凡脱俗为高尚，行为不符合世俗人情；而说起来却有根有据，头头是道，足以欺骗、迷惑无知的人们。这样的人是谁呢？陈仲、史鰌是也。

陈仲也叫陈仲子，是齐国贵族田氏的后裔，是个很著名的贤士。因为居住在於陵，后人称他为於陵子。他哥哥在齐国做大官，年收入达万钟之多。他认为哥哥的俸禄是不义之财，便离开哥哥，到沂山附近去隐居。楚王听说他不愿意在齐国做官，又学识渊博，就派人携带重金去聘请他到楚国做丞相。陈仲认为天下所有手握权柄的人都是一样的不仁不义。所以他辞绝了聘请，退还了礼金。为了避开人世间的干扰，他带着妻子到遥远的长白山去住，幻想身居一个‘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的清静之地。后来有人说，他因为不食乱世之食，生生饿死了。留下《於陵子》一书，在当时影响很大，孟子说：“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孟子·滕文公下》）

荀子不赞同孟子的观点。他认为，评价一个人行为的是非高下，不能只看他的言行和声望，要看他是不是符合生活实际，是不是符合礼义。陈仲抑制人的性情，离开母亲，躲避兄长，无亲朋上下，此乃是无有人伦。他讲的人之性恶，是主张用人为的方法改变人恶的本性，并不是要抑制人的性情，而是要人在礼义和法律的规范下，保持自己独特的个性。那种压抑性情，不走大道，只想在偏僻的小路上追求与众不同，以显示自己比别人高明，其危害是很大的。孔子就不赞成那些所谓的“隐士”。

对于荀子的看法，如今会有人问，他们不愿意和那些欺压百姓、贪污腐败的权贵鬼混在一起，愿意离开污浊的尘世，自己过清闲的日子，这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说他们不好呢？

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此乃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人要想生存，就不能没有社会群体。社会群体不划分出等级名分，就会发生争夺。争则乱，乱则离心离德，离心离德就会使力量削弱，力量削弱了就不能战胜万物，也就不能安稳在房屋中居住了。这也就是说，人一刻也不能离开社会群体。所以，陈仲离开社会群体独自到偏僻的地方去，享受脱离人世的生活，是不对的。人不是野兽，行为应该符合群体的利益。陈仲只顾自己到深山里去躲清闲，离开尘世，他的行为不符合礼义。人世间有穷有富，陈仲对富贵的人一概傲视，对贫贱的人一概屈就，也不对。都是要欺世盗名。

荀子批评的史鰌(qiū)，是另外一种欺世盗名的人。史鰌是春秋时卫国的大夫，他曾经劝说卫灵公罢免作风不正派的弥子瑕，卫灵公没有听。史鰌临死的时候，叫儿子不要将他入殓，用尸谏来表示尽忠，这也是欺世盗名。荀子对欺世盗名的人非常愤慨，他说，欺世盗名的人简直连窃人财物的小偷也不如。

荀子论战十二子（中）

上一篇介绍了荀子《非十二子》中批评的三种学派，六位学者。此篇继续介绍荀子批评的另三个学派，六位学者。

荀子批评的第四种学派是，“尚法而无法”。

荀子说：他们崇尚法制但没有法度。对上面君主的话言听计从，对下面的百姓则依从习俗。整天谈论制定典章文理，讲一些抽象的法治论，却否定尚贤使能，轻视贤智人才在法治中的作用。及至详细考察他们的理论，却是迂阔而不切实际，不能用来治理国家，维护礼义名分。然而他们却说得出根据，说起来又很有道理，足以欺骗迷惑愚弄大众。这样的人是谁？是慎到、田骈也。

慎到比荀子年长数十岁，称慎子，邯郸人。早年学黄老道术，他曾长期在稷下学宫讲学，受上大夫之禄，是稷下学宫中最具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是从道家中出来的法家创始人之一。他讲法而兼讲势，把君主的权势看作是执行法治的力量。荀子评价他“尚法而无法”，认为他的思想学说是一种迎合君主与大众的学说，细究起来很难看出它的落脚点在哪里，散乱而不成系统，因而是不能用来安邦治国的。

田骈，齐国人，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为先秦天下十豪之一，也是稷下学宫中最具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雄于辩才，本学黄老，与慎到齐名，学说与慎到相近。

荀子批评的第五种学派，是总喜欢“出新”，认为只有“新”的才是先进的。

荀子说：他们不效法先王，不赞成礼义，而喜欢制造奇谈怪论，玩弄奇异的言辞，分析入微却不合实际，雄辩动听却没有用处，做了很多事情却功效很少，不可以作为治国的纲领。然而却说得出根据，说起来又很有道理，足以欺骗迷惑愚弄大众。他们是谁？是惠施和邓析。

惠施是战国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人物之一，名家思想的开山鼻祖和主要代表人物，宋国商丘人。他为魏国制订过法律。因为他是合纵抗秦的最主要的组织人，在当时各个国家里都享有很高的声望。

邓析是春秋末年的郑国思想家和革新家，名家学派第一人。他是坚决反对“礼治”的先行者，“不法先王，不是礼义”。他不满子产所铸刑书，竟自己编了一部《竹刑》。邓析提出“事断于法”的主张，即必须以法作为判断人们言行是非的标准，所以后来法家反对“礼治”、主张“法治”。在学术思想上，邓析和整个名家一样，对于传统的一切，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都要重新思考，重新评价。总想“创新”，总以为过去的、历史的都是不合理的，只有新的才是先进的。

荀子批评的第六个学派是，自以为才高志大，却不能自圆其说。

荀子说：他们粗略地效法先王而不得要领，然而却自以为才高志大，见闻广博。依靠古老的观点来炮制学说，称之为“五行”，非常怪僻荒诞而不成体统，幽暗神秘而没有说明，闭结晦涩而不可理解，还冠冕堂皇一本正经地说，这是先师孔子的真传啊！子思倡导在前，孟轲附和于后，世间愚昧无知的儒生们也跟着吵吵嚷嚷，而不知道他们的错误，于是就接受下来并且传播下去，还以为孔子、子弓就是立下这样的学说恩惠于后代。这样的人是谁？这是子思、孟轲的罪过。

荀子纵论天下学问，在批评前五种学派的时候，说他们是“欺骗”“迷惑”。而批评第六种学派子思和孟轲的时候，则说他们是“罪过”。

可见，荀子对儒家内部的思孟学派歪曲孔子思想，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是多么深恶痛绝。

子思，姓孔，名伋，孔子之嫡孙，相传曾授业于孔子的高足曾子。孔子的思想学说由曾参传子思，子思的门人再传孟子。后人把子思、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

孟子，比荀子年长约50岁。他中年以后怀着政治抱负，带着学生周游列国。随从的学生最盛的时候，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到处受到当权人物的款待。他到了哪一国，都无所顾忌地批评国君，甚至责备得国君“顾左右而言他”，而他的政治主张却不被接受。孟子曾经两次到齐国，收到齐宣王的热情款待，但齐宣王只想用其名望，并不用他的主张。孟子晚年回到故乡，从事教育和著述。

荀子批评思孟学派依靠古老观点炮制的“五行”学说，究竟是何内容，荀子没有细讲，后人谁也解说不清，有人猜测是“金木水火土”，不被大家认可，思孟的“五行”说成为千古之谜。年冬，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和一九九三年冬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竹书”中皆有“五行”。学者们认为，所谓思孟“五行”学说所依靠的古老观点应该就是新发现的“帛书”和“竹书”上的“五行”。其内容是“仁义礼智圣”。在荀子看来，思孟根据这种古老观点炮制的“五行”说，却堂而皇之地打着孔子的旗号，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大有鱼目混珠，以假乱真之嫌。因此，鼓吹此“五行”之说的子思与孟子，被荀子批评为与其他五派十子一样，是“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人。

有学者认为，荀子对子思和孟子的批评，过于极端。

荀子究竟为什么如此严苛地批评思孟的“五行”说呢？按照荀子的理路来分析，原因至少有两点。

其一，“五行”说与孟子的性善论相一致。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荀子对孟子的“仁义礼智”“我固有之”，来自先天，并非后天学习所得的观点，在《性恶》篇中早有批评。他认为孟子的这个观点是“无辩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行”。对于这种只能说不能做，似是而非的理论，荀子要再次给予严厉批评。

其二，战国末期，天下趋于一统。法家理论甚得重用，儒家命运岌岌可危。荀子以性恶论为基点，创造性地倡导儒家的礼制思想，用“隆礼重法”指导社会实践，与法家抗衡。而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点，倡导“修心”。用“修心”立“仁德”；用“仁德”行“仁政”；因“仁政”而行“王道”，这种内向化、心性化的理路，只能是一种道德说教，不能形成条律和制度，更不能用来治国，不足以与法家抗衡。

荀子对孟子的批判并不是儒家内部的派系之争。荀子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匡救乱世，拯救儒学。荀子对思孟学派的“五行”理论进行严苛的批评，是出于对付法家学说，拯救儒学的战略需要。

汉代在众多学说中寻找长治久安的治世之道，最终选定“独尊儒术”。此“儒术”是荀子创建的“隆礼重法”，而不是孟子的“以仁心施仁政”。实践证明，荀子对孟子的批评是正确的。荀子不是“极端”了，而是在维护与发展儒学。

至此，荀子的《非十二子》已经完成了他对世间流行的歪理邪说的批判，文章到此为止了吗？没有。荀子还没有完成写《非十二子》的目的。

荀子论战十二子（下）

荀子一篇《非十二子》，以广博的学识，宏大的气势，批评了从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三百年间的六家学术派别，十二位学界大咖。大有横刀立马，一扫千军之气概。

但是，批评歪理邪说并不是荀子的最终目的，建树指导社会实践的儒学和培养一只新的儒学队伍才是荀子的最终希冀。

从通篇文章的语气看，《非十二子》是荀子对弟子们讲学的一篇讲稿。常言说不破不立。荀子首先把那些搅扰社会数百年的所谓学界达人，及其歪理邪说一一揭露、批判，而后推出他尊崇的圣贤君子形象来宣扬他的政治主张，让弟子们明确前进的方向，走正确的道路。

荀子尊崇的圣人是谁呢？

荀子说，今天的世道混乱，思想繁杂。但是有人能够总括治国的方略，整齐人们的言行，统一礼义法度，汇集天下的英雄豪杰，告诉人们真正的王者之道，教导人们正确的治国原则。虽然居住在陋室之内，竹席之上，可是圣王的文章典籍都在这里，升平盛世的风俗从这里勃然兴起。有了他们，六种邪说就再不能混淆视听，十二子之流也再不能哗众取宠。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没有得到权势的圣人——仲尼和子弓。

荀子极度推崇的仲尼，就是孔子。

子弓是谁？史学界说法不同。一说是孔子称赞的弟子冉雍。冉雍，鲁人，姓冉，名雍，字仲弓。一说是馯臂子弓。馯臂子弓，楚人，姓馯，名臂，字子厷，又作子弓。子弓究竟是谁，没有定论。

孔子、子弓是荀子尊崇的没有得到权势的圣人。

尧和舜，是荀子尊崇的得到了权势的圣人。

荀子说，人世间还有一类圣人，他们能够统一天下，支配万物，养育人民，使天下人都得到好处；凡是人迹到达的地方，无不服从。在他们面前，六种邪说会立刻销声匿迹，十二子也会改邪归正。

荀子阐明了他尊崇的“没有得到权势的圣人”和“得到了权势的圣人”，给弟子们描绘出人生的目标。而后他问弟子们，当今的仁人志士，应该做些什么呢？

荀子说，当今的仁人志士应该做的是，上，效法尧舜的治世原则，下效法孔子、子弓的道义，务必消除十二子的歪理邪说。只有这样，天下的祸害才能根除，仁人的事业才能完成，圣王的业绩才能昭然彰显。

为了完成仁人的事业，彰显圣王的业绩，一统天下，使社会和谐太平，荀子给当今仁人志士提出了两项任务，第一，要效法和遵从尧舜与孔子的治世原则和道义，第二，要和十二子的歪理邪说做坚决的斗争。

荀子说：“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贵贤，仁也；贱不肖，亦仁也。”也就是说，相信可以相信的是信；怀疑可以怀疑的也是信。尊重贤能的人是仁；卑视不贤能的人也是仁。他要弟子们敢于大胆怀疑，敢于藐视权威，不要被眼前的显赫身份和社会的一时风潮所蒙蔽，不要被十二子崇高的名声吓倒，要毫无顾忌地与歪理邪说批驳，对他们的错误言行进行针锋相对的抨击。

荀子告诉弟子们，社会是复杂的，社会上存在着非常有害的“三奸”。第一个叫“奸事”，他们耗费民力，却不合乎民众的需求；第二个叫“奸心”，他们费尽心思，却不以圣王的法度为准则；第三个叫“奸说”，他们雄辩动听，口齿伶俐，却不合乎礼义。这“三奸“，是圣王所禁止的，是治国的大祸害。这些人聪明而不守法度，勇敢而肆无忌惮，文过饰非而似乎完美，他们就像善于奔走而误入迷途，抱着石头投入大海，越沉越深。这些都是天下所务必摒弃的。

荀子对弟子们的忠告非常中肯。人世间并不像绘画的颜色那样黑白分明。许多“奸事”“奸心”“奸说”都打着光彩的旗号，用美丽的词藻掩盖着本质，需要细心辨别。

士人（读书人）的前途并不会一路太平，顺人心愿。荀子告诉弟子们，将来的前途有两种。一种，你们可能去做官，成为“仕士”，也就是成为一个有职权的读书人。应该学习古代有职权的读书人，朴实厚道，合群合众，安于富裕和尊贵，乐善好施，远离罪过，追求事理，耻于独自富裕。而不应像当今有些有职权的读书人，卑鄙污秽，苟且悖乱，恣意妄为，贪财图利，触犯法律，不讲礼义却热衷于权势。

荀子又说，而今的士人（读书人），将来也可能不做官，做一个“处士”，成为没有职权的读书人。这些人要学习古代没有职权的读书人，品行高尚，恬淡安分，修身正行，顺时安命，思想坚定。而不能像当今有些没有职权的读书人，无能而标榜有能，无知而标榜有知，贪婪无度而假装没有贪欲，行为阴险肮脏而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谨慎老实，以不同于世俗作为习惯、放纵而高傲。

一个读书人，前途未卜，将来究竟走什么样的路，那是社会的选择，不是个人能够左右的。荀子已经考虑到了，他说，学生们日后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要认真地学习孔子、学习尧舜那样的圣人。所以，君子耻于不修身洁己，不耻于被人污蔑；耻于自己不诚信，不耻于不被信任；耻于没有才能，不耻于不被任用。他希望弟子们成为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的真正的君子。

荀子说，《诗经·大雅》有两句诗：

温温恭人，维德之基。

这是荀子对年轻人的恳切忠告。

荀子非常重视一个人的仪表。

他告诉弟子们，士君子的仪容是：帽子高高竖起，衣服宽宽大大，面容和蔼可亲，庄重，伟岸，安泰，潇脱，宽宏，开阔，明朗，坦荡，这是做父兄的仪容。那帽子高高竖起，衣服宽宽大大，面容谨慎诚恳，谦虚，温顺，亲热，端正，勤勉，恭敬，追随左右，不敢正视，这是做子弟的仪容。

荀子也描述了某些学者的怪模样：帽子向前而低俯，帽带束得很松，面容傲慢自大，自满自足，时而跳来跳去，时而一言不发，或眯起眼睛东张西望，或睁大眼睛盯着不放，似乎要一览无余的样子。在吃喝玩乐的时候，就神情迷乱，沉溺其中；在行礼节的时候，就面有怨色，口出怨言；在劳苦的工作之中，就懒懒散散，躲躲闪闪，苟且偷安而无所顾忌，没有廉耻之心而能忍受污辱谩骂。这就是那些学者的怪模样。

帽子戴得歪斜欲坠，话说得平淡无味，学禹的跛行，学舜的快走，这是子张一派的贱儒；衣冠整齐，面色严肃，口里像含着什么东西似的整天不说话，这是子夏一派的贱儒；苟且偷懒怕事，没有廉耻之心而热衷于吃喝，总是说“君子本来就不用从事体力劳动”，这是子游一派的贱儒。

然而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虽然安逸却不懒惰，即使劳苦也不懈怠，尊奉根本的原则来应付各种事变，各方面处理得都很恰当，像这样，才可以成为圣人。

荀子的弟子们没有让荀子失望。我们能够知道的荀子弟子，许多成为旷世之才。韩非成为法家思想集大成者。李斯为大秦帝国丞相。张苍为西汉丞相。毛亨为《诗经》传人。浮丘伯为汉初楚元王刘交的老师。陈嚣为孝成皇帝刘骜的老师。陆贾为西汉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伏生为《尚书》传人。

一个老师有这样多的优秀弟子，应该感到满足与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