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的著作，KhyaBag摄于《新左评论》编辑部。

佩里·安德森，年出生，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政论家。至、至年任《新左评论》主编。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和社会学教授，《新左评论》编委会成员。

去年，安德森教授在上海接受了《上海书评》的专访，现分三部分刊出。在访谈的第一部分，安德森教授谈到了风格与形式、一般的方法与特殊的方法、霸权国与霸权体系、封建主义与绝对主义、儒家与法家。

采访︱丁雄飞

我想从风格谈起。几十年来，您的写作风格受到了从左到右许多知识分子的褒誉：它明晰、透彻、渊博、雅致。我注意到，您似乎尤其偏爱“风格清晰”(clarityofstyl）、“形式简洁”(conomyofform)的文字，并对某些特定的分析模式——比如G.A.柯亨和弗朗哥·莫雷蒂（FrancoMortti）的模式情有独钟。另外引人注目的是，您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都用ssay（译作“论说文”或“随笔”）这种形式来写作，您最近出版的三本书（《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印度意识形态》《新的旧世界》）都是在《新左评论》或《伦敦书评》发表过的论说文的结集。为什么这种形式意义重大？它与您的理论关心有什么关系？

安德森：从来没人问过我这个。你的问题引发我思考——我自己并不怎么反思这些事情。我要说的第一点是，我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长达五十年——都在参与期刊（journal）编辑工作。这是我的首要活动。我的主要技能是当编辑。如果你在编一本期刊，那你始终都在处理论说文（ssays），或者说文章（articls）。如果你为期刊写作，你就在写论说文。因此，某种意义上，这是工作的特性，是我的初始训练。

在一本期刊的内部，总是存在我所谓的“达尔文主义式的空间争夺”，而这却是不少作者，尤其是美国作者常常不明白的。每个作者都想在期刊里获得尽可能多的空间，但并非人人都能有那么多空间，所以你必须在行文上要多简洁就多简洁。这是我试图在《新左评论》制定的一条规矩：文章不要有重复和冗余。美国社会科学，包括人文学科的文章都有这么一个公式（这是个非常坏的习惯，但愿没在中国传染蔓延开来）：在文章开头，你简要说一下你准备说什么，然后在文章的主体部分，你展开细说，最后，你再重复一遍你刚说过的话。一样的东西说三遍。读者一点惊喜也没有，因为读者已经被提前告知了：“这是我将要说的”，“这是我的结论”。为什么要费劲听上三遍呢？这是我们无论如何应该避免的习惯。提前的概述、预先的摘要是最不好的，但学术期刊都要求这么做。

然后第二点，你说我偏爱风格清晰和形式简洁。实际上，在我眼里，这两种品质是相伴相生的，因为如果你有一个清晰的分析，那就意味着，你没有在论证的时候混进对论证本身来说是次要的很多元素。写作在形式上应该是简洁的，因为它在论证上是清晰的。关于风格，你提到某种“特定的分析模式”，还举了两个例子。实际上，我并不特别欣赏诸如杰里·柯亨（JrryCohn，即G.A.柯亨）的风格，在我看来，他的风格太枯燥、太学究气（scholastic）了。它很清晰，但不吸引人。与之相对照，我想提两位意大利作者。两个人都是我的朋友，他们的写作既简洁又明晰，却都异常雅致：他们是历史学家卡洛·金兹伯格（CarloGinzburg）和文学学者弗朗哥·莫雷蒂。我不会妄图把我自己和他们任何一个人相比。金兹伯格具有那种我们称之为“阿提卡”（Attic）——雅典式——的纯洁风格，语言非常简明、质朴，却又强有力。莫雷蒂虽然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作家，但他的散文的节奏是口语的节奏，十分接近于一场生动对话的语言。任何有幸聆听莫雷蒂讲话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极好的老师，而他的写作风格就拥有他讲话时的那些品质。我写的散文几乎是他的反面。你说它受到了从左到右许多知识分子的褒誉，但实际上，很多人抱怨纷纷，部分原因是我经常使用相对罕见、口语中很少使用的拉丁文单词。少年时，我最崇拜、最喜欢的作者不是我的同时代人，而是十八世纪的作家、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吉本的杰作《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一部高度正式的、精心反讽之作，我曾将其视为某种绝对的范本，或许我至今仍无意识地受到它的影响。后来，我最欣赏的二十世纪英语作家是伟大的英国小说家安东尼·鲍威尔（AnthonyPowll）。他的十二卷系列小说《随时光之曲起舞》（ADanctothMusicofTim）常常被视为英国最接近普鲁斯特的创作。不过，作为一部复杂的叙事，它在许多方面其实是高于普鲁斯特的。鲍威尔的写作之所以与众不同，部分是因为其中存在大量十七世纪句法和用语的痕迹——我们文学的这一阶段最令他着迷。这些不过是我想给你提供的参照，它们或许影响了我自己的风格。

然后你还提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写的论说文和我出版的书之间是什么关系。这里要稍微纠正一下。你说：“您最近出版的三本书都是在《新左评论》或《伦敦书评》发表过的论说文的结集。”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出过一本仅仅把我在别处已经发过的论说文结集的书。如果我要把我的若干论说文放进一本书里，那么与之前发过的文章一道，我总会专门为这本书再写点什么，以便赋予这本书一个如其所是的形式。比如你看《交锋地带》（AZonofEngagmnt）——显然这本书没有被充分地、以一种可以理解的方式翻译成中文——其中最长的一篇论说文，也就是把福山作为讨论起点的《历史的诸种终结》（ThEndsofHistory，注意是复数的“终结”），就是为完成这本书而写的。在《光谱》（Spctrum）中，我希望在左右翼观念之间有所平衡，但又意识到，我需要再多些中间派的东西，所以我专门为此写了关于哈贝马斯的那篇文章（txt），就像为了照顾左翼，我也专门写了关于历史学家布伦纳的一篇。在《新的旧世界》里，关于欧洲一体化理论很长的一章，以及作为结论的、关于欧洲观念的过去与未来的几章都是在书里第一次出现。常规的形式是，如果我决定要把一些论说文放在一起，我就会为此写些别的东西，以求形成一本连贯一致、内里协调的书。

佩里·安德森著：《交锋地带》，Vrso，年5月出版。佩里·安德森著：《光谱》，Vrso，年11月出版。

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在英语，以及大多数的欧洲语言里，论说文（ssay）这个术语的边沿是非常暧昧模糊的。一篇论说文可以是一篇文章，但也可以是一本书。欧洲语言中一些最好的书就被冠以论说文之名——只要想想洛克的《人类理解论》（AnEssayconcrningHumanUndrstanding）就可以了。就我自己而言，相当多的、我出版成书的东西，最初只是一些比较小的计划，本来只设想为文章，或是其他专书的章节。我最早的两本书《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是如此，直到我最近的三本书还是如此。《印度意识形态》《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霸权的诸次突变》起初都是为一部更大的、关于今天的国与国之间问题的著作而写的章节，但我写着写着，“一章”就写到了一本书的长度，所以我就把它们作为单独的书出版了。一篇论说文最终的长度总是无法完全预测的，而这将会决定它是一本书还是一篇文章。所以就我的经验来说，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catgorical）差别。

佩里·安德森著：《印度意识形态》，Vrso，年10月出版。佩里·安德森著：《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李岩译，金城出版社，年1月出版。

与风格密切相关的是方法。您对分期（priodization）、分类（catgorization）、系统（schmatism）方法的娴熟运用——尤其体现在《国际主义略说》（Intrnationalism:ABrviary）这样的文章里——令我印象深刻。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的前言，您说您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经验议题）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问题）之间探索某种中介地带，同时在“一般”（gnral）和“特殊”的意义上检视欧洲的绝对主义。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对您提出了批评，认为您发展出的只是一个静态的社会结构模型，您与E.P.汤普森那场著名的论战亦与此相关。后来，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论争》（ArgumntswithinEnglishMarxism）中，您致力于把汤普森和阿尔都塞的洞见统一在一个框架里。时至今日，您似乎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我想请教，在您的全部著作中，是否存在某种方法上的一致性？

安德森：你的问题里存在对立的两极（pols）。你引用了我写《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时的目标，即致力于同时在“一般”与“特殊”的意义上研究欧洲的绝对主义。对我而言，设法把一般的东西和特殊的东西结合起来，是一个方法论的标尺。这意味着：首先建构一个关于你研究对象的一般概念，然后通过观察特殊案例的异同——也就是在经验领域里比较——来探索、发展或修改这个概念。当时我对此并没有想的特别多，但凭借直觉，我努力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绝对主义的问题。后来，我在一篇论说文里更加明确地这么做了：我原本打算接着写《绝对主义》的续篇——资产阶级革命，这篇论说文就是在勾勒这个续篇的轮廓。我对自己早先处理资产阶级革命问题的方式非常不满，爱德华·汤普森批评过那种方式，他的批评无可非议。所以这次我就先从重构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着手，论证马克思构想它的方式是有缺陷的。一旦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经过了更加合乎逻辑的重构，你会发现一个明白易懂的模式浮现了出来——分裂的（dividd）历史个案被分为（dividing）两种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这解决了保守主义历史学家在反复思考相关观念（notion，其他各处“观念”，原文均为ida）时所面临的经验主义困难。如果用欧洲哲学的方式来表达，我当时反对的，是我认为汤普森所代表的东西，即欧洲经院哲学术语所谓的唯名论：确信世界上有许多特殊的对象，每个本身都是独特的（distinct），因此都需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名称。这就是汤普森的名文《英国的独特性》（ThPculiaritisofthEnglish）的主题。历史上是英国的东西就是英国本身的东西，决不可以和法国的东西——尤其是法国的东西——相混淆或相比较。我反对这种唯名论立场。但我也同样反对与它相对立的结构主义立场——欧洲中世纪传统称之为“实在论”（ralism）：这是一种柏拉图主义的观念，认为概念作为事物的本质，具有独立于其例证的实在（rality）。由此导致的是一整套的抽象化，而没怎么把握世界的经验多样性。为了反对这种立场，我会强烈要求我《新左评论》的同事坚持这样一种口号：你应该永远记住，任何抽象或一般的论点，唯有在你能为它提供足够大范围的实例的时候，才是个好论点。如果你有一个概念或论点，却没有很多关于它的好例子，那这个概念或论点就不会很有力。

佩里·安德森著：《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论争》，Vrso，年4月出版。佩里·安德森著：《英国问题》，Vrso，年3月出版。

在写作绝对主义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提出了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框架，可在一般和特殊的意义上同时展开分析。当我转而写作二十世纪的欧盟时，我面临了一个多少有些相似的难题。《新的旧世界》开篇用了三章讨论作为整体的欧盟，涵盖了欧盟的历史和各种相关理论。然后转到研究三个处在欧盟核心的大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再然后是谋求加入欧盟的大国——土耳其，以及土耳其与一个小欧盟成员国——塞浦路斯——的冲突。其时，我对以下事实感到极为吃惊：百分之九十关于欧盟的著述都是难以置信的乏味、技术化（tchnical）和缺乏想象力。这些著述充斥着制度的细节，充斥着关于它们的没完没了的讨论，但那些讨论欧盟的专家却几乎从不谈论组成欧盟的不同成员国的政治、文化。所以，我就想把特殊的国别研究和囊括性的一般结构放在一起。在我看来，结果并不完全令人满意，即使仅仅是因为我在年完成了这本书：而只是自年开始，第一次，关于欧洲层面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辩论，直接结构了这些国家各自的国内政治。在此之前，它们彼此间颇不相干。如今的情况则完全不是这样了。

佩里·安德森著：《新的旧世界》，Vrso，年12月出版。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出。

在我着手下一本书的时候，我想到要以相反的方式开始。在处理当代国家间体系这个问题之前，我会先分别写组成这个体系的那些重点国家：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以色列等等，详细考察它们的国内政治（社会的结构、政治制度的性质、经济的特性）。一旦我完成了这些考察，我就会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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