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读赵薇饰演的这个女性形象，成为一个难题。如果试图理解她、接受她，那么势必要忽略掉她极有可能参与了人口拐卖这个事情，并且承认，她对孩子的感情和任何一个母亲一样，是深情的、忘我的。但是，如果认同这种情感，又如何去面对丢失孩子父母的心情？亲生父母有没有可能和人贩子的老婆共享孩子与亲情？对于赵薇饰演角色的定位，成为《亲爱的》值得推敲的地方。

文

韩浩月

《亲爱的》没有想象中那么沉重，准备好的手帕没有用上，有些人物和情节反而逗人发笑。比如赵薇露面，开头的第一句台词就让人忍不住想笑，含混不清，像嘴里含了瓣桃子，土到家，土到掉渣，土到让人心酸。

在催人流泪和让人心酸之间，《亲爱的》始终把握着一个度，让观众的眼泪不要那么轻易流下来，这么做是对的。虽然像世纪哭片《妈妈再爱我一次》那样处理，或可博得更大的噱头，但眼泪泛滥会降低影片的思考深度。

陈可辛想在这部电影里要得更多。首先，这是一部打拐题材的电影，它讲述了丢失孩子家庭深深的痛楚，会让观众觉得，看完影片回家能够亲亲熟睡孩子的额头，是莫大的幸福，电影的最大功用是提醒人们，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如果顺便能保护好婚姻、家庭，则是善莫大焉。

其实，这是一部讲述爱的电影。黄渤和郝蕾离了婚，但因为有了孩子的存在，他们仍然是共同体，孩子丢了，两人因为同样的失魂落魄，又互相走近，他俩之间，或许就是那种说不定道不明的夫妻之爱。影片近乎真实而又残忍地呈现出的寻子群体，他们对孩子的思念与爱，带有浓厚的绝望色彩，以及令人心碎的希望感，这种爱，出自原始本能，任何麻木的心灵都会被打动。

还有，《亲爱的》试图在探讨人性。陈可辛给了自己一个艰难的命题——爱是无需追问由来的。为了实现对人性的深度刺探，影片让那个人贩子死去了，人贩子的老婆（即赵薇饰演的角色李红琴）以不知道孩子是丈夫拐来的为由，试图洗去罪责。这种情节上的不合理，导致了影片在人性伦理层面的探讨出现了悖论。

根据公安部门的统计，多数贩卖人口者，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丈夫在“前方”拐，妻子在“后方”卖，造就了无数儿童拐卖案。放在现实中，李红琴不知道凭空而降的孩子是丈夫拐来的，这无法成立。因为孩子的来路不明，李红琴对孩子的爱因此也变得可疑，是不是因为李红琴也爱孩子，她就可以被成功洗白，变成一个爱心母亲的形象？

按照《亲爱的》给出的情感逻辑，李红琴是可以被原谅的，她为了孩子，从农村到了大城市，为了得到丈夫工友给她开一个假的书面证明，愿意牺牲自己陪人睡觉，为了得到律师的帮助，她甘愿帮律师照顾生病的母亲……她的坚持映衬出了孤儿院院长的“无情”，她在街上被寻子人群殴打，更显现出一份可怜。

于是，如何解读赵薇饰演的这个女性形象，成为一个难题。如果试图理解她、接受她，那么势必要忽略掉她极有可能参与了人口拐卖这个事情，并且承认，她对孩子的感情和任何一个母亲一样，是深情的、忘我的。但是，如果认同这种情感，又如何去面对丢失孩子父母的心情？亲生父母有没有可能和人贩子的共犯老婆共享孩子与亲情？

对于赵薇饰演角色的定位，成为《亲爱的》值得推敲的地方。另外，故事前部分重点放在“寻子”，后部分重点放在“争子”，导致前后两部分有割裂感，无法形成一个从始至终的主导故事线条。因此，每当影片出现表现寻子群体的镜头时（如：寻子群体聚集在一起，讲述自己丢孩子的经历，彼此喊口号“鼓励，鼓励，鼓励鼓励”），镜头本身的冲击感会让观众忘却主线故事，而被寻子群体的悲伤深深感染，这也是为什么当片尾出现寻子群体的真实影像时，会有观众觉得，真实人物要比电影角色更催人泪下。

尽管有需要商榷的地方，但电影整体是优质的，这来自它的题材贡献，已经许久不曾有这样的现实题材，可以通过大银幕，讲述这个社会上最痛苦的一群人的故事。对于拐卖孩子何以成灾的原因，《亲爱的》也有浅尝即止但目标指向十分清晰的批评，这种批评态度让人对创作者充满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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