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天枢先生

*本文摘自邵毅平《中国古典文学论集》（第二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年。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中国古典文学、东亚古典学。

这里，侧重谈谈我是怎么跟蒋天枢先生读书的，以见蒋先生为人治学风范的一个侧面。

年恢复高考，我也报考了，并侥幸考上了。说侥幸，是因为恢复高考第一年，全国有五百七十万人报考，仅录取了二十七万人，录取率不到考生的百分之五，更不到整个十一年上亿中学毕业生的千分之三。不过当时我考上的不是复旦，而是另一所有点特别的学校：“文革”中，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现上海师范大学）和上海教育学院等院校合并组建成“上海师范大学”，我当时就是以它的名义录取的。但录取以后，它们又分开了，全部恢复了原来的建制，我落到了上海教育学院。它没有本科教育，只有两年制的专科，校舍借址军工路上的上海水产学院（现上海海洋大学，当时尚未复校）；后来听说又改成了三年制，发的却是“上海师范学院”的文凭……情况真的是很混乱。但后来的事情都与我无关，我没读到毕业就离开了。仅仅读了一年以后，我报考了复旦的研究生，到复旦来跟蒋先生读书。当时的政策比较宽松，我是以“同等学力”考过来的。复旦与我有类似经历的人很多，有本科学历的都是“文革”前毕业的，我们叫他们“老大学生”。因此，我们这届研究生年龄相差很大，入学时我二十二岁，可能是年龄最小的，年龄最大的同学四十岁，比我大了整整十八岁。

我之所以选择读蒋先生的研究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可能就是一种缘分吧？当时复旦中文系的老先生们都健在，但我是从“文革沙漠”中过来的，并不了解老先生们的具体情况。不仅是复旦的老先生们，我初见蒋先生的时候，他问我：“你知道的当代史学家有谁？”我说：“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他问：“你知道陈援庵先生吗？”我说：“不知道。”他又问：“陈寅恪先生你知道吗？”我说：“也不知道。”惹得他大为生气，差点把我赶走。当时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蒋先生的情况也是以后才了解的，报考的时候真的知道得不多。那时既没有网页的介绍，也没有任何的宣传资料，所以不是因为看重名气什么的，就是想跟一个老师好好读书。报考前，我曾征询过刘衍文先生（当时他正执教于上海教育学院）的意见，他说：“只要考得上，都好！都好！”我当时之所以报考先秦两汉文学专业，是因为觉得读中国文学应该从头读起，说起来也是一个很无知的想法。

我是从年到年跟蒋先生读研的。我是“文革”后的第二届研究生，与第一届其实也就隔了半年。那个时候研究生招得少，“文革”后复旦最初三届研究生，全部学生只住了一个十号楼。从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到年蒋先生故世，十年间他一共只收过四个研究生（仅指“文革”后有研究生学历的，他辅导过的当然很多了）。另外，我们刚开始读研的时候，学位制度还没有实行，不知道有学位这档子事。后来实行了，我们毕业时，拿到了硕士学位，算是意外的惊喜。但当时“博导”非常少（其实连这种说法也还没有），蒋先生就一直没能做成“博导”，这对蒋先生来说是非常遗憾的。我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做了蒋先生的助手，一直到年蒋先生去世。年起，我在职跟章培恒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本来应该读到年，但因为我年去韩国任教，有一段时间没法做论文，所以就延长了一年，年才拿到博士学位。其实，我在职读博“动机不纯”，是冲着当时复旦福利分房，对博士有优惠政策；但等我博士读出来，那个优惠政策又取消了。这就是我在复旦中文系的学习经历。

我原先跟蒋先生读的是先秦两汉文学，后来跟章先生读元明清文学，再后来又对东亚文学关系产生了兴趣，人也到了比较文学教研室。但其实我自己的研究路子始终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研究方向和教研室而已。国外学术界有一个说法，说基本上以十年为一个周期，学者的学术兴趣会发生转移。现在看来，我从年进复旦读研到现在，前后三十余年，差不多正好就是三个周期。第一个十年，做的主要是《论衡》研究；第二个十年，主要做中国文学中的商人形象研究；第三个十年，主要做东亚文学关系研究——尽管目前还没有什么像样的成果。

我们读研时也要求学第二外语，我一外是英语，二外选了日语。学了一年，觉得蛮有意思的，就继续学。毕业后留在复旦，借住在学生宿舍里，每天就跟日语专业的学生一起上课，跟了两三年。我从来没有







































北京白癜风哪个医院最好
白癜风光疗对人体有害吗


转载请注明:http://www.daoqicar.com/xzpj/1605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