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时期的音乐形式及特点如何?原始古歌与古乐舞有哪些?

歌、舞、乐台而为一的原始乐舞是远古时期的主要音乐形式，节奏是原始音乐的基本因素。由于当时生产力极为低下，因此原始音乐往往与现实生活、巫术、宗教相结合。

原始时期的古歌与古乐舞有：

《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穷(古肉字，读r6u)”(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反映了原始狩猎生活。

《八阕》——“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乌》：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吕氏春秋·古乐篇》)。反映了原始农牧生活。

《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望，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礼记·郊特牲》)。这是一首古代祭歌。

《云门》——黄帝时期崇拜天神的乐舞。

《咸池》——尧时期崇天的乐舞。

《箫韶》——舜时期宗教性乐舞。

夏商时期音乐发展的情况如何？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历史从此跨入到了阶级社会。由于夏商时期私有制的社会性质，它的音乐也被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夏商时期的乐舞《大夏》(亦称《夏yue，读yue)、《大huo》(亦写作或，读hu)与原始乐舞在性质上有着很大差别。它们反映了私有制确立以后音乐内容产生的质的变化。《大夏》歌颂了原始社会氏族部落首领夏禹治水的事迹。《大濩》歌颂了商场伐桀的功绩。这些音乐已变成为帝王歌功颂按“以昭其功”的工具。

商代的音乐发展亦有其自身的特点。商代“巫风”盛行，人们崇神尚鬼，各种巫术占卜活动极为频繁，而巫、□是联系人神的桥梁，他们不仅参与神权统治，还充当职业音乐舞蹈家，在一些重大祭记仪典上表演。“巫乐”的盛行可在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得到验证，如：《□舞》(求雨，□读wu)、《□舞》(祈雨，□读yu)、《□舞》(驱鬼逐疫，□读qi)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娱乐性乐舞，如：《伐舞》(出征)、《高跷舞》、《多老舞》、《奏舞》、《众舞》等等。商代乐舞绚丽多姿并深含神秘的宗教色彩。

我国音乐文化有约年可考的历史，依据是什么?远古、夏商时期的乐器有哪些？

我国音乐文化可考的历史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依据是河南舞阳县贾湖骨笛，共计18支，距今有年的历史。

远古、夏商时期的乐器主要包括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

打击乐器有：

鼓——是原始时期最早出现的打击乐器。现在可见的实物有山西陶寺夏文化遗址出土的□(tu6)鼓、甘肃永登出土的土鼓、商代制作工艺水平最精美的双鸟饕餮纹铜鼓。

磬——是一种石制的击乐器，属石器时期的产物。现能见到的磬有山西陶寺和夏县东下冯出土的夏磬、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商代虎纹大石磬。

编磬——由几个留组成一套编磐。现故宫博物院藏有商代三枚一组的编留，铭文分别为：“水启”、“天余”、“水余”。

钟——在陕西长安县客省庄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最早的陶钟，还有三门峡庙底沟也出土了陶钟。它们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商代已有青铜铸成的钟，其类型有钟、铙、镛等。

编钟——现出土的、由多个不同音高的钟组成一组的编钟有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出土的商代编钟，是三个为一组。

编铙——殷墟妇好(妣辛)墓出土的五件一组的商代编铙。

除此之外尚还有伤、铃等乐器。

吹奏乐器有；

骨笛——河南舞阳县贾湖出土的骨笛是用猛禽的肢骨在其一面钻孔面成的，其中有八孔、七孔、六孔、五孔笛，七孔笛居多，共18支。其中保存最完整的一支七音孔骨笛，用简单指法可以吹奏出像河北民歌《小白菜》这样的曲调。这些骨笛距今有年的历史。

骨哨——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氏族社会遗址发现了几十支骨苗，它们只是一些小骨管，有三孔和两孔，距今年。

埙——是用陶土制成的吹奏乐器。出土乐器中，坝的数量较多。浙江余姚县河姆渡出土的是一吹孔的埙，距今年以上。商代己发展到五音扎坝。

□yu——是一种较古老的吹奏乐器，原始的荡是由是后来排萧的前身。

“和”□——属于编管吹奏乐器，是后来小空的前身。

任何时期乐器的制作是与其生产力密切相关的，比如：原始时期的有些乐器是从生产工具演化来的。夏商时期的乐器是与青铜铸造业发展紧密联系的等等。

周代的礼乐制度如何建立和实施?

周朝建立初期，由周公制定了礼乐制度，这是一种十分严格的等级制度。礼乐制将上层社会纳入分成许多等级，根据等级的不同．规定其生活各个方面的区别和限制，其中也包括使用音乐的制度。礼乐制度的实施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1)各个等级所使用的音乐，在规模和排列上有严格的区别和划分。如关于乐队、舞队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乐队的排列和规模是：天子四面排列(“宫县”)，诸侯三面排列(“轩县”)，卿大夫两面排列(“判县”)，士一面排列(“特县”)；舞队的排列是：天子用八佾(八行八列，佾读yi，诸侯六佾，卿大夫四佾，士二佾，依次向下递减。

2)在各种典礼仪式上，典礼的每一步骤的进行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能逾越。在“郊社”(祭天地明神)、“尝祭”(贵族祭祖)、“食祭”(宴会)、”乡射”(贵族们联欢仪式)、“王师大献”(凯旋庆典)、“行军田役”(军事演习性质的狩猎)等仪式上，使用的乐曲、歌曲等都有详细的规定。

西周时期代表性乐舞有哪些?

西周乐舞是礼乐中极为重要的艺术形式。大致可分为五类：

1)六代乐舞又称“六舞”，是西周统治者用于祭记大典和重大宴享活动的六部乐舞，被后世儒家奉为雅乐的最高典范。它包括：

黄帝——《云门》(或称《云门大卷》，卷读quan)

尧——《大咸》(或称《咸池》)

舜——《箫韶》(或称《九韶》、《大磬》、《九辩》、《九歌》等)

夏代——《大夏》(歌颂大禹治水的功绩)

商代——《大濩》(歌颂商场伐桀的功绩)

西周——《大武》(歌颂武王伐纣的功绩)

2)小舞是指规模较小的乐舞。它包括

帗舞——彩绸舞(帗读fu)

羽舞——羽毛舞

皇舞——五彩羽毛舞

旄舞——牛尾舞

干舞——盾牌舞

人舞——长袖舞

3)散乐这类是指民间乐舞。

4)四夷之乐周边部族的乐舞、歌曲。

5)宗教性乐舞指天旱时求雨的《□yu舞》和秋季驱除瘟疫时所用的《傩舞》等。

什么叫“八音”?

“八音”是指我国周代按照乐器制作材料的不同进行乐器分类的方法。这也是我国音乐史上最早的乐器分类法。“八音”就是按发音体物质的不同而分成的八类，它们是金、石、土、革、丝、木、匏、竹。

金类：钟、镛、钲、铙、铎等。

石类：磬、鸣球等。

土类：埙、缶。

革类；鼓、建鼓、鼗、拊等。

丝类：琴、瑟、筑等。

木类：柷(chu)、敔(yu)。

匏类：笙、竽等。

竹类：箫（排箫）、篪等。

从以上所列举的乐器可以看出，周代乐器在此时期又有了新发展。但打击乐器仍在其中占有较大比重。

我国西周宫廷音乐机构始于何时?如何进行?

我国古代音乐教育制度始于周代，周初建立了宫廷音乐机构——大司乐。它的一个重要职能是音乐教育。它承担着培养贵族子弟—一世子(王和诸侯的长子)、国子(公卿大夫子弟)和学士(从平民中选出的青年)的音乐教育任务，并按一定的学习程序进行。《礼记·内则》曰：“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十五岁)，舞《象》，学射彻；二十而冠，始学礼。”所学内容包括“乐德、乐语、乐舞”。单从音乐教育方面来看，大司乐是我国古代第一所音乐学校。其目的是为了配合礼乐制度，维护周王朝的最高统治。正像《周礼》中所载：“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大司乐的另外两个职能是；严格的行政管理和音乐表演职能。行政职能表现在大司乐中各级乐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井然有序。表演职能是在于大司乐中的乐工所承担的宫廷饮宴、祭记等场合的表演任务。机构中有证可考的乐工多达人。

什么是“十二律”、“旋宫”、“三分损益法”、“隔八相生法”?

“十二律”——是周代逐渐形成的完整的十二个半音结构。其律名有；

黄大太夹姑仲蕤林夷南无应

钟吕族钟洗吕宾钟则吕射(yi)钟

单数的六个律名又称为“六律”，为阳律；双数的六个律名称为!六吕”或“六同”。十二个半音也可称为“律吕”。

“旋宫”——西周以来的转调理论。《礼记·礼运》载：“五声、六律、十二管，旋相为宫也。”

“三分损益法”——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以弦长为计算基础来计算乐律的理论，是最早的乐律计算方法。《管子·地员篇》中有详细记载。计算过程有五步；

1)即把一条空弦作全长，把它作“宫”音；

2)将宫音全长三等分，再增加全长的三分之一，求得宫音下方纯四度“徵”音；

3)将徵音的弦长三等分，再减去其中的一份，求得“商“音；

4)将商音的弦长三等分，再加上商音全长的三分之一，求得“羽”音；

5)将羽音的弦长

其算式为：

计算先后程序算式所合的音算式

2徵81×4/3=

4羽72×4/3=96

1宫1×(3)4=81

3商×2/3=72

5角96×2/3=64

但三分损益法中出现的“黄钟不能还原”、十二律在运用中不能旋宫转调的问题，成为后来历代的律学家不断探索的主题。

“隔八相生法”——在三分损益法所生的五律基础上，继续往下生律至第十二律。每隔八位生一律。这种计算方法见《吕氏春秋·音律篇》。

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有何重大意义?有何音乐特点?

湖北随县擂鼓墩遗址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编钟，是目前同类出土乐器中已知数量较多，规模最大，音域最宽，音律较准，保存较好的乐器。是我国十二乐音体系中最早具有半音音阶关系的一套完整的特大型定调乐器。它表明早在多年前，我国历史上的编钟音乐文化所达到的惊人成就。

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对我国古代音乐史有着重大的意义。

1)整套编钟共64枚，分上中下三层、上层钮钟19枚，分三组排列。中下两层为甬钟，有45件，也分三组。编钟之外另有一件是楚惠王铸赠曾侯乙的铜镈(b6)。这套编钟是目前所见古代编制最为庞大的—套编钟，为后人了解曾国宫廷音乐的规模、音乐活动情况进一步提供了实物资料。它标志着春秋战国时期音乐文化所达到的高度水平。

2)编钟的总音域达到五个八度，十二律齐备。钟上共有多个错金铭文，记载了当时楚、齐、晋、周、申、曾等国的各种律名、阶名、变化音名的对照情况。这些都反映出春秋战国之际各地音乐文化交流的实际情况，并为研究战国时期的古代乐律提供了实证资料，这也说明我国音乐文化中的旋宫转调问题不止是确凿有据的理论，而且已有音乐实践成果。

3)多数甬钟可发两音(分别在鼓部和隧部)引发了研究者对双音规律实际运用的范围、意义及出现时代的思考。

4)编钟的上层钮钟的律制与三分损益律近似，说明三分损益律较早运用于实践中。各组编钟八度音程的音分值皆不同，中层三组编钟的律制近似纯律，说明这套编钟是复合律制。

由此可以看出，从编钟制作、乐律学理论等方面，研究者都能从曾侯乙墓编钟得到直接的解答和启发。

简述《诗经》和《楚辞》。

《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是春秋末年产生的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现存篇，简称“诗三百”，收集了从西周初期到春秋末期共多年间的各类音乐作品，《墨子·公孟篇》云：“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概括出《诗经》可诵、可奏、可歌、可舞的音乐性质。

风——共篇，包括15国的民歌，这些民歌流行于北方各地(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湖北的北部、四川的东部)。《风》中的民歌充满了真挚、纯洁、浓郁、丰富的感情色彩。曲式结构(分节歌、主副歌、换头等十余种)变化多，表演形式(独唱、对唱、帮腔等)新颖。是《诗经》中的精华，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如：《关雎》、《伐檀》等作品。

雅——大多是贵族文人的作品。共篇，分大雅和小雅，多是朝会宴飨、个人抒情之作。其中多为反映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同情人民的作品。

颂——共40篇，作品词语晦涩难懂，多为祭把宗庙祖先的乐舞。

《楚辞》是一部总集，其中收集了以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的伟大诗人屈原为主的辞赋。(“楚辞”是战国时期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歌曲体裁。“楚辞”又被称作一种文体，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历史风俗、音乐来进行创作，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艺术作品，故名“楚辞”。)屈原的《九歌》、《离骚》、《天问》、《招魂》等作品被收入其中。它们大部分是可以歌唱的。《九歌》是伟大诗入屈原的不朽之作，它原是楚国民间在祭祀时所唱的一套歌曲，屈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加工。《九歌》中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具有神奇的幻想、挚热的感情。

《九歌》属于组曲形式，共有十一首：

东皇太一(叙述祭天神的排场)

云中君(祭女性的云神的歌)

湘君(祭湘水男神的歌)．

湘夫人(祭油水女神的歌)

大司命(祭主寿命的男神的歌)

少司命(祭主寿命的女神的歌)

东君(祭太阳神的歌)

河伯(祭男性的河神的歌)

山鬼(祭女性的山神的歌)

国殇(祭颂阵亡烈士的歌)

礼魂(祭幅结束时所唱的歌)

《诗经》、《楚辞》以其极出色的篇章成为传世之经典，再现了春秋战国时期音乐文化的高度成就。

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三家的代表人物是谁?他们各自的音乐思想有哪些?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处于历史性的变革时期。思想领域空前活跃，形成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出现了许多代表不同阶级、政治力量的学派。主要代表学派有儒家、墨家、道家。关于音乐的社会作用，是诸子“争鸣”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儒家

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和荀子。

孔子(前一前)一生自始至终提倡音乐。他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肯定音乐对于建立正常秩序、改造社会风气的作用。孔子的思想完全是从统治者的利益出发，并对其后儒家的音乐思想产生重大影响。

孟子(约前一前)是儒家学派重要的代表人物。他虽然末建立系统的音乐理论．但他提倡“王与民同乐”，强调人民的重要性。他认为“仁言不如仁声之人人深也。”高度评价音乐的作用。

荀子(约前一前)也是儒家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他的音乐思想集中于《乐论篇》中，对于儒家音乐思想有系统的总结。他认为音乐能够配合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音乐可以感化人心。他指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荀子对墨子曲“非乐”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维护儒家“倡乐”的主张，并予以进一步发展。

墨家

墨子(约前一前)里家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位卓越的哲学家，其著作包含深刻的哲理。他的音乐思想主要载于《墨子》—书的《非乐》、《三辨》两篇中。墨子主张“非乐”，即反对音乐，他认为：音乐使“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老者不得息”“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废大人之听治，贱人之从事，……”音乐可使统治者丧失江山，“弦歌鼓瑟，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

墨子的观点是从小生产者和劳动者的利益出发，反对统治阶层的奢侈生活，认为使用音乐会加重人民的痛苦和灾难，浪费物力相人力，可能使国家濒临衰亡。这样的观点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他忽视音乐对社会和人类所具有的不同功能的观点，却有失偏颇。

道家

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

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是一位原始的唯物主义者，他的主要思想载于他的《道德经》(即《老子》)一书中。他提出：“道法自然”、“无为”等观点，其中既有很多辩证法的因素，又有消极、神秘的因素。他主张“大音希声”(追求一种自然的无声的境界)。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庄子(约前一前)著有《庄子》一书，他主张“清静无为”。他没有绝对的否定音乐，而是把音乐分为“天籁”、“地籁”、“人籁”三类，祟尚“天籁”所具有的“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的音乐，反对人的主观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最重要的音乐美学思想著作是哪一部?其主要内容有哪些?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音乐美学思想专著是《乐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具有比较完整体系的音乐美学著作。全书旧传有23篇，现存其前11篇。

关于《乐记》的成书年代及作者，历来有两种说法：

1)《乐记》—书为战国时期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子所作。

2)此书是汉儒采用先秦诸家有关音乐的言论编纂而成。

《乐记》一书讨论了音乐各个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关于音乐的本质，《乐记》中有着精辟的论述，肯定音乐是表达感情的艺术，它认为：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乐记》关于音乐本质的论述，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

2)关于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乐记》强调音乐与政治、音乐与社会的密切关系。它认为：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此理论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求。

3)关于音乐的社会功能，《乐记》主张使用音乐与治理朝政、端正社会风气、礼制、伦理教育等相配合，为统治者的文治武功服务。它认为：

“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

“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返人道之正。”

4)关于对音乐的美感认识，《乐记》有较深层次的论述强调音乐给人们的愉悦感受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它认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记》作为先秦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丰富的美学思想对两干多年来古代音乐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并在世界音乐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乐府”的产生、任务及意义是什么7

“乐府”是秦汉时期建立的音乐机构。在汉武帝时期最为兴盛，其规模最大时乐工人数曾达余人。乐府的任务是大规模、大范围地采集民间歌谣。乐府中的乐工除对民歌进行加工、改编、创作和填写歌词外，还研究理论、演唱、演奏。乐府中还拥有优秀的音乐家，如汉代协律都尉李延年，他善于歌唱和创作，很受汉武帝的赏识，他根据西域音乐创作出“新声二十八解”，这是汲取西域音乐的精华进行创作曲最早记录。公元前7年，汉哀帝罢乐府，使乐府由盛变衰。乐府的产生起到了保存民间音乐的作用，促成了汉代民间音乐的繁荣，对其后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汉代俗乐的发展如何?

汉代，由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得到了发展。世俗音乐的潮流不断发展壮大。各种音乐形式在不断出现、发展和完善之中，“相和歌”、“鼓吹乐”和“百戏”是汉代俗乐的主要内容，它们对当时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起着推动的作用。

“相和歌”是汉代北方兴起的一种歌曲形式。它的形成是一个由简到繁的发展过程：“徒歌”(清唱)——“但歌”(“一人唱，三人和”)——“相和歌”(“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节”是一种打击乐器，它和笙、笛、琴、瑟、琵琶、筝一起为相和歇伴奏。相和歌的高级形式是大型的歌舞套曲——相和大曲，其基本结构形式为三段式歌舞曲：艳——曲(每段后加解)——趋(或乱)。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和歌发展为清商乐。相和三调(平、清、瑟)是相相歌在发展过程中所使用过的三种宫调，魏晋南北朝时又称清商三调，名异而实同。

“鼓吹乐”是一种以管乐器和打击乐器为主，并兼有歌唱的艺术形式。它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音乐传入中原后和汉族传统音乐川融合逐渐形成的。鼓吹乐以其雄壮、粗犷的气势被用于各种不同的场合。由于乐器的配置和用乐场合的不同，鼓吹乐可分鼓吹和横吹两种。横吹是以鼓和角为主奏乐器，在仪仗、道路上行进时于马上所奏之乐。鼓吹是以排箫和笳(jia)为主要乐器，常在殿庭、官署、宾饮中使用。东汉时用于军中，被称为“短萧铙歌”，以排箫和铙为主奏乐器。现存的鼓吹曲词有：《战城南》、《紫骝马歌》、《上邪》、《有所思》。鼓吹乐展现出雄壮、威武、粗犷、沉厚的气势。

“百戏”是汉代多种民间艺术的汇合。它包括角觝(di)、杂戏、魔术、歌舞等形式。在古文献和汉墓百戏画像石中，有很多百戏节日的记载和石刻，如“鱼龙曼延”、“总会仙倡”、“东海黄公”、“都卢寻橦”、“冲狭燕□”、“跳九剑”等，这些节目的表演规模庞大、妙趣横生，常有歌手、鼓、钟、磬、箫、瑟、筑等为之伴奏。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音乐文化大融合是如何形成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战乱动荡的时期，也是北方与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在音乐文化上融合的时代。魏、蜀、吴三国的建立，晋的暂时统一，北方和西方边区地带的一些少数民族陆续向内地迁移。东晋的南迁，北方混战局面所引起的北方人民的大量南移，使得南北各族都在人口众多的汉族的先进经济、文化基础广不断地融合起来。

首先，少数周边国家的歌舞伎乐在中原地区迅速流行。龟兹乐、西凉乐、高昌乐、康国乐、疏勒乐、天竺乐、安国乐、高丽乐等歌舞伎乐纷纷融入了中原音乐文化。

其次，一些少数民族的乐器也被带入了中原，如：曲项琵琶、五弦琵琶、荜篥、方响、钹、羯鼓等乐器，它们一经传入便被频繁而广泛地使用。

再次，随着佛教的传入，佛教音乐与中国民间音乐相融合，逐步建立了中国佛教音乐体系。

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大发展时期。战乱、民族迁促和各地区各民族人民频繁的接触与交往为音乐文化上的大融合准备了有力的条件，并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各民族音乐相互影响和相互充实为其后隋唐音乐所达到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