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维”观对儒家思想的影响作为管子政治思想核心的“四维”观，不仅使当时的齐国成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东方大国，更是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完善做出了重大贡献。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曾赞扬管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直到今天老百姓还能享受到管仲带来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人们还停留在披头散发,衣襟左开的原始社会，这句话肯定了管子的功劳。孔子在管子“礼”维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礼”，他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将礼作为施政教化的手段。他教育自己的儿子“不学礼，无以立”；告诫人们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勿视”、“勿言”、“勿听”、“勿动”是孔子对人们提出的“礼”的要求，更体现了一种独特的人性观。在把握感性与理性上，他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他继承和发展了周人的“礼治”思想，更加系统地建立了“以人释礼”的政治思想体系，实现“礼治”到“人治”的转化，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政治文明特色。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与“礼”的统一，仁是一种内在道德标准，而“礼”是这种道德标准的外化，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了统一辩证的关系。另外，在“耻”维基础上衍生而来的“行己有耻”也是孔子对管子四维的借鉴吸收，人有羞耻之心就不会去做那些自己认为可耻的事情，这也是“士”的准则。关于“义”，孔子提出“君子义以为上”，儒家主张重义轻利，并对君子和小人的义利观进行了具体表述“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孔子发展了管仲礼义治国的基本思想,并注重廉耻看作人之价值认定的标准。礼、尊敬适当的态度和行为;义、公正无私的道理或举措;廉、不贪不污及纯正高洁;耻、为不当的言行举止有羞愧之心。孟子更是鲜明地提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对于“廉耻”，《淮南子·泰族训》中也有论述:“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晚清著名民族英雄林则徐也说：“公生明，廉生威”、“惟廉可以服殊俗”。这些古语诫训，直至今日，依然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念。“四维”观一直在不断发展，亚圣孟子提出了仁义礼智“四端”学说，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对儒家学说进行重新整合。荀子在《乐论》中提出来礼别异，乐合同思想，“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礼规定了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应有的不同言行，礼乐对于精神品德的统一产生重要影响，制约着人们的欲求，是对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继承与发展。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在孟子“四端”的基础上增加了“信”，这说明“信”在当时已经成为大众一致赞同的生活准则和社会发展需要。从此，“仁、义、礼、智、信”被推为“五常”，成为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到了宋代，人们又提出“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去掉了五常中的“仁”，恢复了管子提出的“四维”，将家族道德置于首位，因为家是国之基，惟有小家的安宁，才能换来国家的安定。

四、后人对“四维”论的评价

《管子牧民》篇在国家治理方面意义重大，而其中的“四维”观更受到了历朝历代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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