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画像

一万字了解中国哲学，其实不太可能。那为什么还这么讲呢？因为一场讲座，最多也就聊一万字。这是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和有书合作的线上讲座上讲的内容，讲的是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一写中国哲学史，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就是冯友兰。他写过三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小史》、《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中国哲学简史》是用英文写的，本来翻译过来应该叫《中国哲学小史》，但已经有一本《中国哲学小史》在之前就出版了，所以改成《中国哲学简史》。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写中国哲学史，有人写得厚，有人写得薄，无论写成什么样的篇幅，都不如冯友兰写得好呢？这个问题很重要。古人著书，讲究体例。你有没有水平，看一下你的书的章节目录，就有数了。框架体现见识。就好比讲三国猛将，你不讲吕布，你讲廖化，那你是什么用意呢？你得给出你的用意和合理的解释，如果你是随便讲，翻到哪个人名就讲哪个，肯定就不行，层次就下去了。有人写中国哲学史，就是把他自己发表的论文凑起来，比如他研究魏晋比较多，魏晋就占了一大半篇幅，王弼、郭象讲得很多，朱熹、王阳明讲得很少，那就有问题。（大家注意，我刚才提朱熹、王阳明，因为我们是讲座，要是写书的话，就不合适，应该写朱熹、王守仁，或者朱晦庵、王阳明。这是著书的规矩。但我是面向大众、面向网友讲东西，有一次我发微博，提到梁启超，我说任公如何如何，有人回复我：你跟梁启超很熟吗？装逼犯。所以像我们聊天，我就选大家熟悉的名字。要是写书，你这边写王阳明，那边写顾炎武，人家会觉得你尊重王阳明，不尊重顾炎武。这个细节很重要，但很多人不懂。）言归正传。有人写中国哲学史，前边，孔子是一章，老子是一章。到了后面，毛泽东是一章，李达、艾思奇是一章，冯友兰是一章，这就乱了。再过一千年，公元年的时候，回顾中国的哲学史——当然，那个时候，可能没有中国哲学史了，为什么呢？因为从20世纪往后，世界的文化相互渗透影响，没有纯粹的中国哲学史了，往后的中国哲学，就一定要跟西方哲学发生关系，那么谈到中国哲学史，很可能还要截止到冯友兰截止的地方，到后面再写，需要换个体例。这就好比二十四史、清史稿，再往后，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能再按照本纪、列传那种文言的方式写吗？肯定不行了。想超过冯友兰，也不容易了。——但我们说，假如公元年的时候，回顾一下中国哲学的历史，不是回顾一本书，而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你会发现，毛泽东、李达、艾思奇、乃至冯友兰，在中国哲学上的地位，能跟孔子、老子、孟子、庄子相提并论，并列起来吗？绝对不能。这就是他那本书的问题。写书要有历史的眼光，不说一千年，至少一百年、两百年之后，你的框架、你的评价体系，是大体上站得住脚的。冯友兰就做得非常好。他真的是做到了客观、公正、公允，就像高校排行榜，冯友兰排的我们认，你把郑州大学排到第一，排到北大清华前边，我们是不认的。所以，简史，不仅仅是篇幅小，在有限的篇幅里面，重要的人物你要都涉及到，你的篇幅、详略要体现你评价的每一个哲学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而且，每一个哲学家，他的哲学拆开来讲，都能讲成一本远远超过《中国哲学简史》篇幅的书，那我如何在一两千字的篇幅内介绍他呢？面面俱到是不可以的，也没有篇幅，要取舍，把他最重要的东西、对当时、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东西点出来，那么，哪些地方详，哪些地方略，就十分考验功夫了。这里插一句。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有两个翻译的版本，涂又光的版本和赵复三的版本。哪个版本更好呢？我认为是涂又光的版本。赵复三的版本，把其中提到的古人的话，全部翻译成了现代文，这个读起来是方便了，但是古文很多地方是不容易翻译的，翻译，就好像吃人家嚼过的馒头，很多重要的地方丧失掉了。我看豆瓣的评价也很有意思，有人读涂又光的译本，读到引用古文的地方，读不懂，干脆直接读英文版，一读就懂了。他对英文比对古文亲近，这是很大的障碍。不懂古文，很多东西很难理解。这就好比你看美国片要看中文配音的感觉。二我们现在说，如果在中国历史上的哲学家里面，排个名次，能不能排？谁排第一，谁排第二？有些地方能排，有些地方不好排。比如，孔子第一，就比较好排，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谁对中国的影响超过孔子呢？但第二就有争议了。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讲，好像很简单，老子第二嘛。不是那么回事。历史上到底有几个老子、《老子》这本书是谁写的，经过几个人的手才成书，这些问题都很复杂。老子在民间有地位，比方说，西方有一个影响世界的个人名单，其中中国人就两个，孔子和老子。但这里的老子呢，有点像观音菩萨，他主要是人们观念里的老子，一代又一代的人，把自己对老子的想象理解加在老子身上，塑造出来这么一个人，这和孔子是不一样的，孔子只有一个，《论语》也确实是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编的，记载的孔子的话应该都是真的。所以，要讲影响中国哲学的第二个人，我可能会选朱熹。朱熹对于他之后的八百年的历史和哲学，影响太大了。几乎所有的思想层面上的讨论，都不能绕过他。老子应该放在朱熹后边，排第三。不同的排序，就可以看出不同人对中国哲学的不同理解了。第四、第五没有什么疑问，就是孟子、庄子。但是到了第六，疑问就大了。当然，给哲学家排序本身就有疑问，但它是一个容易看出彼此之间对哲学史理解差异的一个简单方法。前五名是孔孟老庄和朱熹，大概比较好确定，第六名选谁，马上就能见出你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兴趣和偏好。有人会选毛泽东，那这种人你不要跟他谈中国哲学史了，他不懂。毛泽东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掺杂了一些中国社会文化环境对毛泽东个人的一些影响，但他的那套理论，不能够叫做中国哲学。有人会选董仲舒，这种人就有点意思，他是有些水平的，他知道董仲舒对中国思想史影响不小，他开启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这是一个非常大非常重要的争论。但要说孔孟老庄和朱熹之后，就该数董仲舒，还是有一些疑问。因为中国思想史上，还有比今古文经学更重要的争论。有人说，荀子，这人也有水平，他知道荀子的意义几乎可以与孟子并列。比如章太炎有一本书叫《訄书》，后来改名《检论》。《訄书》第一节叫“尊荀”，第二节叫“儒墨”。尊荀就是推尊荀子。可想而知，荀子在章太炎眼中的地位，不过后来改名《检论》时，又修改了，第一节叫《原学》，第二节叫《订孔》。荀子和孟子的争论，也就是性善和性恶的争论，是一个比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争论更重要的一个争论。今古文经学的争论，只有在汉朝和清朝才是重要的课题，而性善性恶的争论从先秦就有，而且比较持久。但性善、性恶的争论，依然不是最大的课题，还有比它影响力更大的。那就是儒释道之争。前五名里面，儒家占了三位，孔子、孟子、朱熹，道家占了两位、老子、庄子，第六位你能不给佛教一个名额吗？毫无疑问，儒释的争论，在思想史上，影响力远远超过性善性恶、今古文经学。那么第六位给谁呢？应该说，给六祖慧能大师。但你要知道，佛教里，要真选老大的话，不谈印度佛教，不谈释迦牟尼、龙树菩萨那些，只谈中国的佛教，至少两个人可以与慧能并肩。而且只有两个人能与慧能并肩，找不出第三个。哪两个？鸠摩罗什和玄奘。没有鸠摩罗什和玄奘，就没有中国的佛教，也没有慧能。用钱穆先生的话说，在鸠摩罗什和玄奘的时代，佛教是处在积累的阶段，到了慧能，把积累的许多东西消化掉了。借用冯友兰先生的说法，鸠摩罗什和玄奘是用的正的方法，是在做加法，慧能用的负的方法，在做减法。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用的就是负的方法，这个说法很简明，鸠摩罗什和玄奘，最伟大的功绩，就是把印度的东西翻译过来。而体现中国特质的东西，在慧能身上。鸠摩罗什和玄奘还是印度的思想，真正在中国本土和中国思想结合，发生作用，要数慧能。慧能虽然是禅宗六祖，他比初祖达摩的意义要大得多。所以，我们知道，提出这六个人之后，对中国思想史的格局，是大体上清晰了的。可能有人会在第六位提出王阳明，这样的人也是不太懂的。王阳明和朱熹的争论，或者说理学和心学的争论，只是宋明理学的课题，是儒学内部的课题，王阳明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还不能够和荀子、董仲舒并列，还要略逊一点，但是不多，只是一点点。前面六个人：孔孟老庄、朱熹，慧能，加上荀子、董仲舒、王阳明，这是九个人，这就是中国思想史，或者叫哲学史的大格局。哲学史不是普通老百姓的哲学史，是哲学家的哲学史。一万个普通老百姓，思想合起来不足以在哲学书上占到一句话。但一个哲学家，有可能占到两三页纸。抓住最重要的人物和他的思想，就抓住了哲学的大纲。纲举目张，哲学史就搞明白了。但谈到格局，我们一般喜欢凑个整数，凑到十。那么，谁还有资格再进来呢？有一个当之无愧的人选，而且这个人实际上不该排到第十，而该排到第七，他要排到荀子、董仲舒、王阳明的前边去，是仅次于慧能的大家。他不是主流，因为儒释道，主流里面最有名的人我们都选了。选了九个人，没有选到他。可见他是非主流。但他又是非主流里面最有资格和主流相抗衡的。我们就知道，他一定是诸子百家里的代表人物。他就是墨翟，墨子。有人说，为什么不是法家呢，法家不是很重要吗？实际上，法家的鼻祖、韩非、李斯是荀子的学生，而管仲、商鞅这种人，在哲学、思想的层面上，不能讲有多大贡献。能够和儒家稍微相抗衡的思想家，只能数墨家。所以，历来儒家批判他反对的人，都会讲他是释老、是杨墨、杨就是杨朱，墨就是墨翟，只是杨朱学派不成气候，比不了墨家。诸子百家里，除了儒释道，勉强能够跟上风的，只有墨家。现在我们分朝代来看一下，先秦的哲学：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讲中国哲学，如果只能讲十个人的话，先秦就占了六个。所以，胡适写《中国哲学史》，本来打算写上下两册，结果只写了上册，只写了先秦。黄侃就说胡适是太监，我们今天说一个帖子太监了，就是从黄侃调侃胡适那里来的。汉朝的哲学，中心人物是董仲舒。魏晋哲学，没有中心人物，或者说，魏晋哲学的中心人物不在魏晋，依然是老子、庄子。隋唐的哲学，中心是佛教，中心人物是慧能。宋朝的哲学，中心人物是朱熹，明朝是王阳明。清朝的哲学，中心人物也不能排进前十。所以你发现，越往后，想出大师越难。汉朝董仲舒、唐朝慧能、宋朝朱熹、明朝王阳明。先秦以下，就这四个人分量最重，其他人都不能与之比肩。当然，说不能比肩，只是在大格局上看，只是说，他们是讨论的中心。要论细节，人物就数不清了，像杨雄、王弼、陆九渊、王夫之、戴震，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三下面分时代说，从中间拦腰斩断，先说隋唐以下，再说隋唐以上。隋唐的儒家不成气候，只有文中子王通、韩愈、李翱几个人。隋唐的哲学，在佛教。隋朝有个智者大师，叫智顗，是天台宗的创始人，还有个杜顺，杜顺是陈朝出生的，活到唐朝，是华严宗初祖，禅宗的慧能，不是创始人，意义比创始人还大。慧能之后，禅宗开出了五家七宗：临济宗、曹洞宗、沩仰宗、云门宗、法眼宗，临济宗又分出黄龙慧南派和杨岐方会派。这是禅宗底下的分支。整个佛教的分支呢，一般说八个字：台贤禅净、性相律密。台，就是天台宗，智者大师开创，贤，就是贤首宗，也叫华严宗，杜顺开创。禅是禅宗，慧能集大成。净是净土宗，净土宗本来不是一个宗，只是净土教，是佛教四万八千法门当中的一种，任何宗派只要念佛，都可以说用了净土的教法，后来渐渐演变成独立的宗派。净土宗的创始人虽然是东晋的庐山慧远，但真正起到重大意义的，是唐朝的善导大师，今天弘扬净土宗的人，都提善导大师，不太提庐山慧远。性相律密，性，是法性宗，法性宗有广义的有狭义的，这里指狭义的，也叫三论宗。三轮宗是隋朝的吉藏创立的。相，是法相宗，也叫唯识宗、慈恩宗，唐朝玄奘创立的。律，是律宗，唐朝道宣创立的。密，是密宗，印度的密宗传入中国，也是在唐朝，叫胎藏界密法，是开元年间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传入的。你就会发现为什么隋唐的佛教那么厉害，佛教各宗、禅宗各派的中心人物几乎全部出在隋唐。但是，到慧能出来之后呢，佛教其他各宗就慢慢不行了，佛教变成禅宗一支独大的局面。唐朝的佛教发达到什么程度呢。路边一个卖点心的老太婆，水平可能比后来一座寺庙的住持都高。当时有个德山宣鉴和尚，很有名，我们讲当头棒喝的棒，就是德山宣鉴发明的，喝是临济义玄发明的。不能叫发明，但是德山棒、临济喝，最有名。当时禅宗有南北之争，德山宣鉴在北方，他不服南方的佛教，要去挑战，到了南方，路上饿了，买点心吃，看见一个卖点心的老太太，就要买。老太太说，你是个和尚，讲什么经。德山宣鉴说《金刚经》。你讲《金刚经》，那我问你个问题，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不知你要点哪一个心？说不出来，我这点心，你就别想吃了。所以，唐朝为什么出那么多证悟的人呢，因为土壤摆在这里，氛围特别浓厚。到了晚唐五代，就不太行了。晚唐战争比较多，藩镇割据，加上两税制之后，赋税越来越重，怎么办呢？出家当和尚，避税。杀人放火了，跑到寺院里，出家了，所以那时候的寺庙，也是鱼龙混杂。任何东西，发展到极盛的时候，就会慢慢衰落，到了宋朝，佛教衰落，理学就起来了。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很懂道教，把道教的东西借鉴过来，发展了一套解释世界的体系。之前的儒学，不会去琢磨一些理啊、气啊这些概念，不太涉及对宇宙万事万物的解释，到了宋儒，开始想要弄个框架，把这些东西统一起来。北宋的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四个人都是大儒，此外还有邵雍，是个另类。南宋的朱熹、吕祖谦，把周张二程的语录编辑起来，成为一本书，《近思录》。讲心性，讲人如何成为一个士君子，成为圣贤。理学就建立起来了。到了南宋，朱熹成了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对历史产生的一个很大影响，是把四书推到了五经前面。以前的人，都是认为五经最重要，到了朱熹，他做了《四书集注》，把四书的重要性排到了五经前面，后面的八百年，四书就成了最重要的经典，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和朱熹同时代的人，还有一个陆九渊。陆九渊和朱熹的争论，是理学最核心的争论。有一句话，叫“尊德性而道问学”。朱熹是道问学，也就是说，朱熹花在格物上的功夫要多一些，冯友兰说，朱熹虽然嘴上讲格物，但他花在读书上的时间比格物的时间多。我的理解和冯友兰有些出入，我觉得，读书也是格物，尤其是对于朱熹那个时代的人来讲。为什么呢？那个时代，不像今天，可以去世界各地旅游，有飞机高铁，出行很方便，还有手机网络，可以很容易知道天下的事情。那个时候，很多人可能一辈子主要就活在老家，了解万事万物，主要得靠读书。而陆九渊呢，认为不用读太多书，他偏重“尊德性”，认为一个人只要道德好，有节操，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所以你看陆九渊的语录，他的话都很大，很豪迈。有一天，陆九渊跟学生包敏道散步，突然就长长叹了一口气，包敏道问他，老师你叹什么气，陆九渊说，朱元晦这种人啊，就像泰山乔岳。朱元晦就是朱熹，乔岳就是很高大的山岳，可惜他学不见道，枉费了不少精神，实在可惜！包敏道就说，不如大家各自写各自的书，历史会有定论。陆九渊一听，很严厉地说：敏道啊，你怎么这么不长进！难道天下有了朱元晦、陆子静就多了点儿什么！没有这俩人就少了点什么？陆九渊对朱熹的反对，就让他成了心学的始祖。我们今天提心学总提王阳明。王阳明的流行，不是一件好事。王阳明受追捧的时代，基本上都是急功近利的时代，不肯踏踏实实做事的时代。当然，这并不是王阳明的初衷，王阳明自己也读很多书，下过很多功夫格物。关于理学心学之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朱陆》一节讲得比较深刻。他说，攻击陆九渊、王阳明的人，要装成程朱的样子，攻击程朱的人，要装成陆王的样子。但装成程朱样子的人，又不像程朱那样多读书，所以，那些门户之争，声称是陆王门下的，不是真陆王，是伪陆王。声称是程朱门下的，却不是伪程朱，也是伪陆王。到了明朝后期，学王阳明的人基本上不读书了。而且理学已经没有再往前发展的余地。任何东西都有它的生命周期，理学在这时候也可以说到了晚年。所以到了清朝，有一种对理学的反动，就是朴学。理学是宋学，朴学是汉学。理学朴学的争论，也可以叫汉宋之争。古人把学问分为辞章、义理、考据。宋学是研究义理的学问，考据当然也有，但不是特别重视。汉学，或者说朴学重视考据，认为考据是义理的基础。为什么这样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在理学内部，大家对一句话的理解，有明显的分歧，到底谁的解释对，莫衷一是。要解决莫衷一是的问题，就要搞清楚一个字、一个词本来是什么意思，所以，理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一种内在动力让它自然而然就转向朴学了。另外，外部的原因就是清朝满族人的高压统治和文字狱，你没有办法再高调地讨论义理，一谈论义理就会讲到正统，讲到中国夷狄的问题。所以只能转过身来搞搞考据。清朝初年，有个朴学大家叫阎若璩，他最厉害的工作是考证出古文尚书是假的，写了《尚书古文疏证》。对古文尚书的怀疑，早就有，朱熹、吴澄都怀疑过，但是别人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到阎若璩，他找出很多铁证证明了古文尚书确实是伪造。这个意义很大，就好比有一天，有人告诉你，圆周率并不是3.，而是3.16。当时轰动非常大。有个人叫毛奇龄，反对他。毛奇龄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他反对朱熹，写过一本书叫《四书改错》，写这本书其实不完全是学术讨论，其实是想钻空子，靠批驳朱熹来暴得大名。但后来，发现朱熹在孔庙的位置发生变动了，原来在东庑，现在升到了大成殿十哲，毛奇龄发现统治者是尊崇朱熹的，吓坏了，不敢跟皇上对着干。当时他的书刚刚印出来，为了毁灭证据，把印书的木板都烧掉了。等到阎若璩写《尚书古文疏证》的时候，名声也非常大，毛奇龄就跳出来反对他。当时学者著一本书的时间都非常长，往往是写好先给同行看，同行提提意见，再慢慢修改，修改好了，再出书。就好比现在

转载请注明:http://www.daoqicar.com/xzpj/1652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