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认为，知识就是美德。然而，美德能够教吗？孔子不谈美德能否教，但他认为人能学以成仁，成圣。有人认为，所以如此，是缘于人有理性。其实不然，儒家讲人性，人性并非理性，而是性情。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这四端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儒家认为，世间之所以有人为非作歹,是因为他们丢失了天赋本有的善心。道德修养的任务,就是找回失散的善心，教育的任务也在于，使人找回善心，复归善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皆可以为尧舜”。

荀子主张人性本恶，但也认为，通过道德修养，“涂之人可以为禹”。程颢和程颐二人，他们的治学格言是“唯务养性情，其它则不学”。特别是程颐，其所谓“学”，是“使人求于内”、“使人求于本”。这“内”就是“性理”，“自家体贴出来”的“天理”。陆九渊认为，人区别于禽兽草木的“良知”，是人心固有的。王守仁则认为，“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王夫之认为，善由气所生,属于“天理”，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佛家也认为，清净佛性本自具有，所以人人可以成佛。“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古代的读书人，自认读的是圣贤书，是要学做圣人的。科举制度下，读书非常艰辛，得以出人头地，谋得一官半职，实在是难上加难。倘能居庙堂之高，为高官显爵，则几乎难于上青天。然而，几乎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官员，自认为民请命，犯颜抗上，所谓“从道不从君”，结果被砍头，乃至满门抄斩。砍头不也痛，满门抄斩不也惨，丢了脑袋什么也没有了，这个道理他们不懂吗？然而，偏有这样的迂夫子，历朝历代，不乏其人，尽管极少，但不绝如缕。

宋亡，太后下诏书，让文天祥投降元朝，但他不肯，情愿被杀。临终前写下：“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旧时读书，科举，中状元，均意在荣华富贵？文天祥就不是。朱棣命方孝孺代拟诏书，方孝孺不肯从命。朱棣威胁说，不从命，就灭你九族。方孝孺说，灭我九族，也不写。结果被灭十族，所有弟子都连累被杀。一方面是帝王的残暴，一方面是读书人的顽强。尽管迂，但鲁迅说，方孝孺有台州人的硬气。可见当年的读书人，也真有学做圣人的。

南通张謇是清末的状元，又是近代民族工业的奠基人，现代师范教育的开创者，一生办了多所学校。他的所作所为，显然与他所读的书，所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