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儒家之“师”与中国政教理念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来源：《社会科学战线》年第10期

摘要：中华儒教文明独有的政教相通理念，使得“师”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儒家是中国传统政教理念的奠定者，儒家政教思想的特色，可以通过对“师儒”的溯源得到解释。《论语》中“师”具有政与教的双重意义：周朝职官与文化传人。孟子一派强调“师”是从事道义引领、人格独立的士人，提出了“师道”的理念。荀子一派强调"师"制定礼义法度的政治身份，提出了“师法”的理念。两汉以后儒家政教文明的发展，汉学讲师法与宋学讲师道，均分别渊源于先秦荀子与孟子，与他们对“师”的政教责任与身份认同有密切关系。

关键词：儒教；政教文明；师道；师法

儒学也被称之为“儒教”，但是这个“教”不是宗教，而是教育，因为推动儒家文化传播的主体不是僧侣而是“师”。要理解“儒教”文化，首先需要分析了解“师”的身份及其意义。所以，我们必须在追溯“师儒”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早期儒家代表人物对“师”的基本理念，特别是在分析其“师道”与“师法”的基础上，进而解构儒教之“师”的意义，阐发中国传统的政教文明。

一、“师儒”溯源

从先秦儒学产生的时候开始，“儒”与“师”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关系；而且，“儒”的学术传承、思想发展又总是与儒者作为“师”的身份分不开。那么，“儒”的学术与“师”的身份之间的渊源关系究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追溯春秋时期形成的儒家，古代史家往往是从西周时代的王官制度寻找其渊源，从那里找到“儒”与“师”的文化渊源联系。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论述先秦诸子与西周王官之间的关系时，他认为儒家渊源于司徒之官，他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1]

根据诸子出于王官论，班固认为儒家就是出于司徒之官，儒家重视教育的思想传统，其实源于“司徒之官”在西周时期从事教化的历史经验。司徒之官作为西周朝廷的教官，履行着国家的教化职能。尽管这只是“儒”的起源说法之一，但是它能够比较充分地揭示儒家文化的特质，历来得到学界的肯定比较多，本文也认同这一观点。

《周礼》记载的“师”“儒”，其实就是在各邦国、乡里从事教育的司徒之官。郑玄解释说：“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2]郑玄解释《周礼》的“师儒”，“师”即相当于司徒之职中的“师氏”，“儒”即当于司徒之职的“保氏”。

“师氏”“保氏”的司徒之职，与后来产生的儒家思想接近，即所谓“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3]

“儒”的教育职责包括“六艺”“六行”，也就是说，“师”“儒”原就是司徒之官中在各邦国、乡里从事教育的职官，他们所传授的“三德”“三行”“六艺”“六仪”等，正是儒家学派倡导的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可见，儒家起源于西周时期的师、儒，既体现出西周社会“学在官府”的特点，也反映了原始儒家与学官之间的密切联系。

但是，从政教制度、思想观念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之“师”，与西周时期的司徒之“师”之间，又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他们的政治身份、教育理念均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从西周上溯到整个“三代”时期，是“君师”一体的政教体系。

天子既代表“天”来治理天下百姓，同时还要代表“天”来教化天下百姓。由于天子不可能一个人来治理、教化天下，他需要委派百官帮助他治教天下，这才有《周礼》中各种官职的设定。西周时期的“师儒”等司徒之官，恰恰也是“官”与“师”的身份合为一体，其职责主要是行使教育的职责。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天子失去对天下治教的能力，各诸侯君主考虑的完全是如何快速地富国强兵、称王称霸，故而更为崇拜和提倡穷兵黩武的霸道，不会对时间长、效果慢的人文教化有任何兴趣。而流落民间并具有“师儒”出身的士人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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