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先秦文学

第一章《诗经》

第一节《诗经》名称的由来

我们都知道，《诗经》是我国目前已知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当然，也有人说它是一部选集，但无论是总集还是选集，都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诗歌的集子。

这部集子，最早被称为《诗》或《诗三百》，因为其共集有诗篇三百零五篇，所以被称为《诗三百》，这是一种代称。将“经”字冠于书名之下，作为书题的，是从宋代开始的，宋人廖刚所著的《诗经讲义》是目前所见最早将“诗经”二字见于书题的，其成书约在南宋初年。

“诗”与“经”二字并列出现，始见于《史记·儒林列传》“申公者，鲁人也。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称“诗经二十八卷，齐鲁韩三家”。这两处的“诗经”二字并不是指《诗经》这样的书题，而是指《诗》这部经典的意思。有的人认为这两处的“诗经”二字就是书题，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与解读。

第二节什么是“诗”什么是“经”？

我们前面说过，诗起源于最早的歌谣。那么到了《诗经》这部集子出现的年代，“诗”又指什么，“经”又指什么呢？

我们先从“诗”这个字说起。《说文》是这样解释的“诗，志也。从言，寺声”又说“寺，廷也，有法度也”又说“志，意也”。《释名》是如下解释的“诗，之也。志之所之也”。可见，“诗”就是“志”。《今文尚书·尧典》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句，《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诗以言志”句，都说明“诗”与“志”是同义的。那么“志”又是什么含义呢？

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在其所著《歌与诗》一文中指出，“志”与“诗”原是一个字，“志”有三个意义：一是记忆；二是记录；三是怀抱。这三个意义恰好也代表了诗的发展路途上的三个阶段。“志”字从士从心，卜辞中士作生，从止下一，像人足停止在地上，所以士本训停止，所以“志”本义是停止在心上，停止在心上也可以说是藏在心里。《荀子·解薮篇》说“志也者臧（藏）也”，藏在心里就是记忆。《国语·楚语》中有句话“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这句话指出“诗”字训“志”最初正是指记诵而言。诗产生于有文字以前，当时专凭记忆以口耳相传，诗的音韵及整齐的句法，都是为了方便记诵。所以这也说明了我们前文所言的最古老的诗相当于歌谣的观点。无文字时专凭记忆，文字产生后，则用文字记载以代替记忆，所以记忆又孳乳为记载、记录。记忆谓之“志”，记载也谓之“志”，古时几乎一切文字记载皆曰“志”，就如同现在我们称“日记”也为“日志”是同一个道理一样。既然一切记载都称为志，而韵文的产生又早于散文，那么最初的志就没有不是诗的了。无论是记物，还是记理，都是记载之义。后来随着社会日趋复杂，人们在文字用途上，要舍弃以往那种繁文缛节的诗的形式而力求简便，于是散文应运而生，此时“诗”“志”二字的用途才分开，由是韵文为诗，散文为志。此时，诗与歌合流，类似于《诗三百》的诗歌便诞生了，诗的意义又变了一次，于是训诗为志的第三种解释产生，即“怀抱”。（以上文字来源于闻一多《歌与诗》一文。）

我们了解了“诗”与“志”的关系后，便知道了“诗言志”的本义是什么，而古人说“诗言志”而不说“诗言情”又是为什么呢？这就要从《诗三百》的主要内容所表达的主旨说起。在这里，我们先知道“志”是指“怀抱”而言即可。例如《论语·公冶长》中“颜渊、季路侍，子曰‘盍不各言而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段文字中的“志”非关修身，即关治国，可谓正是抒发怀抱。而这种怀抱，其实是与政教分不开的。我们回头再看《说文》与《释名》的解释，便可得出如下的结论：《说文》训诗为志，是指藏于心者而言。《释名》训诗为之，是指发于外者而言。篆文训诗从寺声，便是指诗所必有的节奏。古时，诗与歌是不分的。“诗言志，歌永言”是说藏于内心的是志，发于言的是诗，咏其声的是歌。所以，诗就是抒发内心意志并以歌咏方式呈现的一种语言形式。

下面我们再说一说“经”。《说文》“经，织也，从丝”，这说明“经”字和纺织有关。为什么和纺织有关呢？因为在古时纺织出来的织品是由纵横两种织线构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经”与“纬”，有了“经”与“纬”才能构成织品。《文心雕龙》里有句曰“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很好地对“经”字的意义作了注解，即“经”是成就一件完美事物的基础。由此引申出了《释名》对“经”的注释“经，径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意思是说，“经”就是无所不通达的道路，是随时可用得着的。再进一步便衍化成了那些典籍，即修身治国必读的书目便是“经”了。那么《诗三百》何时被奉为“经”的呢？经，这个名词，起源于战国晚年。《礼记》有《经解》一篇，其所称述的经是指《诗》《书》《乐》《易》《礼》《春秋》六种。《庄子·天运篇》也将《诗》《书》等称作“六经”。其《天下篇》说墨家“俱颂《墨经》而倍谲不同”。《吕氏春秋》说“《孝经》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就《天下篇》叙述各学派还没有秦汉间文字色彩来看，可以证明其著成应在战国晚年，而《吕氏春秋》著成于秦八年。根据这两段记载，可以推论，既然如《墨子》、《孝经》在战国晚年或秦初年都已有了“经”的尊称，那么像高文典册的《诗》《书》等，它们被称为“经”必不会在《墨经》《孝经》之后。由此说来，《诗》被尊称为“经”不会后于战国晚年。另外，《荀子·劝学篇》有“学恶乎始，恶乎终……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从其上下文来看，其所谓“经”，乃是指《诗》《书》等。而《荀子》这部书又很少有后人羼入的材料，可见荀子的时代（战国晚年）已经把《诗》《书》称之为“经”了。

然而，《诗》《书》在战国晚年虽被视为“经”，但就后世所谓的“十三经”而言，除《孝经》外，其初都没有将“经”字加在书名之下而称之为“经”，如《诗经》《易经》之类。据史料记载，可知将“经”字连在书名之下的，不会早在两晋之前，且这种情形，起初也只是见于文章的文辞叙述里，却并没有把“经”字连在书名下而作为书题使用。如前所述，作为书题，似乎宋人廖刚的《诗经讲义》为最早，其书约成于南宋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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