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是中国明朝时期著名的航海家、外交家，曾经率领庞大的舰队七下西洋，扬国威于海外。最远处到达东非海岸，沿途与各国、各民族互通友好，开展贸易。外国历学家曾这样描绘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从波涛万顷的南中国海，直至非洲东海岸的宽广海域，全是一幅幅中国人碧波斩浪，在大海上称雄的图景，精彩地呈现在世人眼前，蔚为壮观。”

然而，对于如何看待郑和下西洋的意义与实际利益，也是众说纷纭。因为就当时的现实威胁而言，大明王朝的主要敌人是北元与西面的帖木儿帝国。这种不计成本与利益的远洋航海，明显缺乏现实利益考虑。郑和下西洋厚往薄来，送出去的远远多于外蕃进贡，明王朝获得的也仅仅只是个天朝上国的面子，明显属于赔本赚吆喝。

西汉时期，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则完全从安全利益与战略需要出发，因此它的目标明确、量力而行。也能做到义利兼顾。反观郑和下西洋有着浓厚的理想色彩，不计得失、重义轻利。这种出大于入的单方面投入的航海事业，尽管看上去壮观宏大，但却难以持久，无法得到延续。一四三三年，郑和在第七次下西洋时，于印度西海岸古里国病逝，终年62岁。

北宋以崇尚道德为执政理念，所谓“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国家注重道德教化，对外以妥协忍让为主。偃武修文，国家一片繁荣景象，却经不起北方游牧民族的一次狂飙突袭，靖康之耻，北宋徽、钦两位皇帝被金人掳至北方，整个皇室及朝中大臣成为金人俘虏，受尽金人的虐待与羞辱，堪称奇耻大辱。

年，在屈辱中苟活29年的宋钦宗赵恒死了。有的说是病死的，还有种说法是金人让57岁的赵恒与81岁的辽天祚帝玩马球比赛，辽天祚帝企图骑马逃走，被乱箭射死。赵恒因马术不精从马上摔下来，被马踩死。五年后，赵恒死去的消息才传到临安，宋高宗痛哭流涕，内心却是暗自窃喜。

与倒霉的亡国之君宋钦宗相比，曹丕算得上是开国之君。公元年，曹丕接受汉献帝禅让帝位，正式篡汉自立为皇帝，改元黄初，改雒阳为洛阳，同时颁诏令，大赦天下。以河内郡山阳邑万户奉汉献帝为山阳公，汉献帝结束了傀儡的生活，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晚年采药行医，造福百姓而倍受世人称赞。

东汉从此结束，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代。曹丕接过曹操丞相魏王职爵时，就采纳陈群的建议，确立九品中正制，缓和了曹氏与士族们的关系，为其称帝打下基础。却为此后所形成的尾大不掉的士族门阀势力奠定了基础，其影响达几百年，直至隋、唐开科举，不论门第选拔人才，士族世袭制才正式结束。

曹丕在称帝后，积极地削夺藩王权利，以避免藩王坐大危及中央政权。但也因此而却留下隐患，其结果必然导致曹氏宗亲势为单薄，在权臣夺位时，曹氏已经无力阻止。此后，司马家族的崛起也就不奇怪了。曹丕虽然雄心万丈，也想一统天下，结束连年战乱的局面，却身体不支，命太短。公元年，曹丕病逝于洛阳，时年四十岁。谥号文皇帝。最终还是让长寿的司马懿笑到了最后。

中国自从先秦时期以来，古代中国的战略文化与外交思想大致可分为三种：即纯粹王道以孟子为代表、务实王道以荀子为代表、霸道以韩非子为代表。纯粹王道，以仁义道德的实现为最大目标，不以追求本国利益为主要目的，讲究以道德为标准，它并非只是外交手段，而是外交的最终目的；务实王道，以维护与追求本国利益为主要目的，在追求本国利益同时兼顾道义原则，反对滥用武力，尽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霸道，崇尚使用武力与对外交往上，以唯利是图为原则，只顾及本国的利益，以取得霸主地位获得霸权为最终目的。

中国古代的战略文化传统思想中，一直存在王道与霸道之争，通常而言却仍是王道为主流；而王道之中，又以务实为主流。相比较而言，单纯的以霸道施政，则弊远大于利，短期成效突出，长期坚持霸道为政，往往对外战争连绵，虚耗国力，政权倾覆。而若是以纯粹王道施政及处理对外关系，则利弊参半甚至弊大于利(如两宋三百年基本上如此)，而执行务实王道为战略原则，通常是利大于弊。像西汉文景之治、武宣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等都是如此。所谓内圣外王，王道与霸道兼而行之，则国祚永昌。而若只偏重某一家之言，则亡国不远矣！

航海家郑和、宋钦宗赵恒、魏文帝曹丕有何相同之处？郑和堪称为伟大的航海家；宋钦宗乃亡国之君，苟活于人世而不知耻；曹丕篡汉称帝，后世人多骂其父亲曹操为汉贼。将三人合在一起讲述，有些勉强。他们唯一相同的是，按现在公历计算，6月29日，都是他们的忌日。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以史为鉴，总能从中寻找到，对当今世人仍然有益的经验与教训。北宋灭亡，徽钦二帝成为俘虏，却苟延残喘般卑微地活着，成为国家及百姓的耻辱。儒家学说中有杀身成仁的理念，怎么他们为何要这样屈辱地活着，而不是选择更有尊严地去死？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