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拿这个主题做文章呢？按常规理解互联网时代，这些传统经典对企业管理有什么价值和贡献？这些年我亲身经历了企业的实践和管理体会，越发感到做企业和管理与这些经典思想根源有绕不开的关系，可能很多人不了解这些文化思想的价值和管理实践应用，或了解不多或了解地不通透，也可以做管理或做企业，但如果了解地通透和全面，对我们系统的管理思维形成和建设怎样的企业文化及制度管理的价值贡献在哪里会有更好的思考，尤其是企业决策者，其实传统经典文化都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参考和指导。史学家钱穆说：“经过长期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历史精神是一种影响和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而文化精神则为历史精神最本质的内容所在，历史精神这种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也正是通过民族的文化精神而体现出来。”所以钱穆又极力强调历史与文化异名同质的同一性。

一方面是企业的实践体会，一方面是这些年平时在业余时间对传统文化的兴趣阅读，尤其是对熊十力、徐复观和肖知兴、孙黎等学者著作的阅读，似乎在文化思想和管理上打开了新的视野，深切体会管理是科学、也是博雅的艺术、更是手艺活即德鲁克所倡导的管理是实践。于是萌发了将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相结合而总结写点东西，当然这个题目较大，我将采取一些横截面片断来阐述与管理的结合之道。前两年其实已写了上十篇主题为“管理与阴阳思维平衡”的管理文章，这次想将先秦思想与企业管理相结合写点东西，主要是近期阅读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有感而发。关于这个主题由于范围较广，因此每篇文章思维框架一般有三部分构成，一是简要阐述先秦诸子思想的关键点，这个部分主要是限于很多人不是精准、深刻了解先秦某家思想的精髓而容易导致误区；二是企业实践中的应用；三是先秦思想的不足点和建议。不知道以下这些文章到底对大家贡献价值有多大，至少是自己独立思考的总结，就当是记录自己的心路思考历程，否则时间一长若不记录将易淡忘！

一、荀子思想的儒家通义

阐述荀子思想之前，先来看看整个先秦儒家思想的脉络，先秦儒家思想，是由古代的原始宗教，逐渐坠落后而成为以人的道德理性为中心所发展建立起来。从商朝神意性质的天命，演变为春秋时代的道德法则性质的天命；从外在的道德法则性质的天命，落实而为孔子的内在生命之中，成为人生命本质的性；从作为生命本质的性落实而为孟子的在人生命之内并由每一个人当下可以把握得到的心。心有德性和知性两面，德性是人的道德主体，孟子的仁的四端从德性发出，通过实践工夫向上可以通天命，向下可以通外即实践，关于孟子在下篇将会重点谈，在这方面显发地明显，知性是人的认识主体，这方面荀子显得特明显。所以先秦儒家的人性论，至孟、荀发展成熟，之前上百年也一直有争论，至《大学》而得到了一个富有深度的融合，也可以说是先秦儒家人性论的完成。

在这里，先把荀子的政治思想与孔孟相同的地方举出来以显示荀子是儒家

1、荀子民本思想与孔孟相同，天下或人君都是为民众这一主体而存在，即道统高于政统，政治权力为民众而存在并非民众为政治权力而存在。荀子说「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正论)；又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天下不是私人可得而取或与，乃系决定于民心民意﹐则人君的地位与人民对人君的服从，无形中是取得人民同意的一种契约的关系，契约说虽非历史上的事实，然实由「神权」、「君权」过渡到民权的重大枢纽。

2、因为天子或人君是应人民的需要而存在，人民最基本的需要是生存，所以人君最大的任务，便是保障人民的生存；于是爱民养民﹐便是儒家规定给人君的最大任务。近人萧公权氏在其《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谓「孔子教民重于养民﹐孟子养民重于教民」。孟子的所谓「王道」，就是「制民之产」，「正经界」﹐「七十者可以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固然都是养民﹔但孔子「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子曰富子」，然后再说「教之」。养先教后，孔孟同理。然荀子以礼为政治的骨干，再三谓「礼者养也」。可见养民以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在荀子的政治思想中，一样是人君所负的最大的责任。[1]因为要保障人民的生存，所以儒家特严「义利之辨」。孟子首章便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儒家的所谓利﹐指的是统治者的利益﹐所谓义在政治上说﹐指的是人民的权利。孟子上说得最清楚﹐好色好货﹐只要「与民同之」﹐和人民的权利合在一起﹐则色与货都是义而不是利。所以义利之辨﹐在政治上是抑制统治者的特别利益﹐以保障人民的一般权利，这一点荀子也说得非常清楚，“挈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齐闵、薛公是也。故用强齐，非以修礼义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绵绵常以结引驰外为务。故强，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是无他故焉，唯其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王霸篇)

权力者自身言利必产生官僚资本，使权力机构成为分钱的工具。美国艾森豪威尔的商人政府，商人从政必出卖彼所参加经营的股票，防微杜渐﹐吾先儒早提出于二千年之前。

3、人君是因人民的需要而存在，则一切政治的活动是为人民而非为人君，于是人臣之事君

并非为了人君个人之应当供奉，而实为了一种共同的任务。荀子思想中﹐臣的地位远不如孟子。但于臣之外特提出「傅」与「师」的观念以与君并立，且以谏﹑争﹑辅﹑拂为社稷之臣，而深以阿谀取容的「态臣」为可耻，并再度提出「从道不从君」之义(以上均见臣道篇)。儒家主张德治，德治的最基本意思是人君以身作则的「身教」，亦即是孔子的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因此，「正身」「修身」是德治的真正内容(孔孟似乎都言「正身」，至荀子而始言「修身」)。孟子说：「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离娄篇)。又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君先修其身﹐一切道理先在自己的行为上实现﹐再推及人，自然会成为「絜矩之道」。这才是德治的真正意义。所以荀子也特别提出

「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君道篇)

儒家既不承认天下是人君的私产，更规定天子的任务是爱民养民，所以爱民养民是目的，而「得天下」只是一种手段。同时儒家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出自《大学》），以求具备人之所以为人的德性，而德性乃「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孟子尽心篇)，有天下或没有天下，无关乎德性的增损；「有天下」不过是得到推广自己德性的一种工具并非修身的目的。儒家的人格主义﹐决不肯把工具和手段混同于目的；更不肯为了工具﹑手段而牺牲目的。所以孔子说:「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孟子说：「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万章篇)。

二、荀子思想的独特性

以上几点是荀子之所以为儒家的通义，但这并不是荀子之所以为荀子的特征。荀子以「学至乎礼而止」(劝学)﹐又谓「礼者﹐人道之极」(礼论)，因此他便认为「国之命在礼」(天论)。然则礼为什么对于荀子有这样的重要性呢?要了解荀子思想首先要知其经验的性格，即一切论据都立足于感官经验范围，在这范围以外便不给予信任。《儒效》篇：“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无它道焉，已乎行之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其道百举而百陷也。”翻译可自己查，这段话可引出三点思考，第一孟子以恻隐之心为仁之端，仁只能通过内省而得到，不可通过见闻而得；荀子说“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实际反驳孟子由内省而把握得到的内在经验，即经验完全立于外在。第二孔孟均重视知识和见闻，但没有在见闻上分轻重，而荀子闻不如见，这是向经验更进一步的发展。第三“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固然是传承儒家实践精神，但“行之，明也”是说某一事物由实践能完全明了，实践是经验的最后一步，可看出他经验性格的彻底，这是古代最早的经验主义论。

文化思想大家徐复观先生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提出以下四点来说明荀子不同于孔孟的特征：

1、孔孟以敬与让言礼﹐荀子则主要以「分」言礼﹐所谓「制礼义以分之」(王制﹐礼论)。「分」是按着一种标准将各种人与事加以分类；于是因「分」而有「类」，「类」是「分」的结果；故荀子常称，「知类」，「度类」，「通类」。分类之后﹐各以类相「统」故又称「统类」。「分」﹐「类」﹐「统类」，这是荀子思想中最基本的三个概念。荀子的礼，更重要的是把人与事结合起来，作相称的分类，这种分类的标准是德﹑能﹑技﹑职等。德能是每个人由自己的能力可以得到的﹐即是一个人能各以自己的力量﹐变更自己在礼「分」中的地位﹐于是礼的「分」虽然定得很整齐﹐但社会各成员﹐依然有自由上进的机会。所以他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即德与能)﹐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王制)。在他心目中的社会是「朝无幸位﹐民无幸生」的理想社会。用现代的话说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理想社会。而礼是通住此一社会的桥梁﹐并且即是此种社会的本身。

2、他面对着快要统一的这样大的天下﹐便不能不构想到负政治总责的人君﹐必须无所不能﹐亦即是他所说的「兼能」﹐才可以统治得了。但人君如何可以兼能呢?在君道篇他从正面提出此一问题:「请问兼能之奈何?曰。审之礼也。古者先王审礼以方皇周浃于天下﹐动无不当也」。审礼何以能兼能?因为礼是由「分」而「类」﹐因「类」而「统」﹐由「统」而「一」。凡是事物的组织化﹐亦即事物的单纯化﹐统一化。所以礼之「分」﹐亦即是礼之「一」。因此﹐他除说「明礼义以分之」之外﹐更说「明礼义以一之」(富国)。他相信「类不悖﹐虽久同理」(非相)﹐故可「以情度情﹐以类度类」(同上)。「类」与「一」在性质上是相同的﹐既可「以类度类」﹐则由寄一直推下去﹐即可「以一知万」(同上)。礼是「类」﹐是「一」﹐人君审礼﹐即是「以类行杂﹐以一行万」(王制)﹐这种「枢要」在人君手上﹐便很简易的把天下治理了。

上面是人君能审礼便可以「兼能」的说明﹐人君兼能之后，「故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如一体﹐如四肢之从心﹐夫是之谓大形。」(君道)由此可知礼治在荀子是走向「无为而治」的统治术。这里要顺便一提的﹐无为而治是在君主专制下的各家共同的要求。孔子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所以归结到「无为而治」﹔老庄尚自然﹐自然是有为的反面﹐亦即是无为。法家要使人君居于不可测之地﹐且怕人君随便动手动脚破坏了法﹐所以也要人君无为。荀子则由「礼义之统」而认为可以达到「块然独坐」。无为的形式一样﹐而无为的内容与达到无为的路径各不相同。胡适之先生硬要指论语上的「无为而治」是受了老子的影响﹐以证老子一书﹐乃孔孟曾经问过礼的老聃的着作﹔并把论语曾子所说的「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的吾友﹐硬说指的即是老聃﹔把曾子说成一个认「太老师」作朋友的人﹐未免用心太苦了。

3、荀子从人类社会的起源上﹐证明礼的必要。

「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王制)

彼此处之所谓「义」即是礼。「礼义」自孟子而始连用。连用者每可互用。群即是一种广义的社会组织。人之所以能战胜毒蛇猛兽﹐一是人善用工具﹐一是人能构成社会的群。而在荀子则认为群是人类战胜自然环境的唯一因素，礼是群的原理与方法。

4、前面说的「兼能」，是从「治」方面说的。人君治的主要内容是「养」。即兼能是要能「兼足天下」。荀子认为「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富国)。明分何以能兼足天下?荀子认为人的欲望是相同，而人的贤能不相同。「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富国)，但不平均满足人的欲望。所以只好按着「礼义之分」﹐由贤能技职所形成的分位之不同﹐而各与以和各人分位相称的待遇。这样一来﹐分配不决定于各人主观的欲望﹐而决定于客观的分位﹐大家便可以不争。同时随分位之不同而分配数量亦因之不同，分位高者享受高而人数少﹐分位低者享受少而人数多；生产增加﹐则分配量亦比例的增加﹐人既可以自力改变自己在礼中的分位﹐亦即可以自力改变自己物质的享受﹐而可鼓励社会的进步。这恰与近代「各取所值」的理想相符合。他说：

「分均则不偏(遍)﹐势齐则不一﹐众齐则不使。……势位齐而欲恶同﹐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古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王霸)

这里荀子以调和欲望与生产的关系来说明礼的起源亦即是以经济来说明礼的起源，已经深入到荀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足以看出其思想上的经验的、功利的性格。儒家在财富分配上﹐多主张「均」﹔而荀子的礼义之分﹐则是一种差别待遇。然这种差别待遇﹐是要称于「德」「能」「技」等的标准的﹔并且在差别待遇之下﹐还有一个共同的基数以作一般人民的保障。如「由天子至于庶人也﹐莫不骋其能﹐得其志﹐安乐其事﹐是所同也。衣暖而食充﹐居安而游乐﹐事时﹐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君道)﹐这种差别待遇﹐是各取所值的差别待遇。在理论上并不违反「均」的原则﹐此其四。还有﹐荀子以前﹐儒家无「抑末」的思想。至荀子而始有「工商众则国贫」(富国)﹐及「省工贾﹐众农夫」(君道)的说法﹐此或系受有法家影响﹐或系荀子时而「土着商业资本」之害始着。要之「重本抑末」﹐非儒家原有的思想﹐特附带提出。由上述四点说明荀子的礼治﹐虽角度不同﹐但都是互相贯通﹐互相关连。总括是一句即是以礼为合理的组织原则与方法﹐把社会构成一套整齐的有机体﹐以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理想人群生活。于此我们不能不惊叹其理性上构造之完整与严密﹐及其思想在古代的突出与奇特。我总结一句话，荀子整个思想可以用礼一以贯之，这个礼不同于孔子言礼。

三、荀子“尚贤使能”的人才观

以上用较大篇幅阐述荀子的儒家通义和独特性，因为荀子思想较难理解，现在看看他倡导的人才观对企业管理的价值，尚贤是指崇尚道德品质，思想境界的提升，使能指应对客观环境的变化达成目标的能力。

1、尊重人才应提升到企业战略高度

荀子将尚贤使能提到为政之本和国家存亡的战略高度，我认为企业家做企业也应将人才提到企业兴亡的战略高度，这点华为做得非常好，坚持人力资本增值大于财务资本增值。“故成王之于周公也（，无所往而不听，知所贵也。桓公之于管仲也，国事无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吴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国至于亡，倍道失贤也。故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贤使能，则主尊下安；贵贱有等，则令行而不流；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势。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那么作为企业家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者呢？荀子将选才和用才提到国家治乱兴衰的高度具有战略意义，企业家也应该这样，我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多年，实践中企业失掉人才和管理者不具备挑选人才的能力的现状还是非常多的，更多的是不具备挑选人才的能力，还有容纳人才的气度。同时荀子此处还将“争人和争势”看作区分明主还是庸主的重要标准。

2、智、仁并重的人才标准

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宝也，王霸之佐也。王霸之佐必须是有德才兼备的人可承担，荀子还提出什么是德和能？忠信而不谀，谏争而不谄，挢然刚折，端志而无倾侧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义也。法而议,职而通,无隐谋,无遗善,而百事无过,非君子莫能。

3、选人打破传统，不拘一格

任用贤才也是儒家十分重视的传统，虽然孔子主张“举贤才”，但他眼中的贤才仅限于士阶层的人才，仍然坚持‘亲亲”原则，即使其“贤贤”也不过是对‘亲亲”的有益补充，荀子举贤才的思想，荀子曰：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荀子·王制》“无能不官”和‘罢不能不待须而废”，也就是说，不考虑身份和地位，只坚持贤能者上、非贤能者立刻罢免，这种任人唯贤的思想对于当时打破禄制有重要价值。先秦时期，儒法两家虽共同认识到了官吏在治国中的重要地位，但在选官层面上却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如荀子所说：“虽王公大人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法家则认为，个人素质、个人喜怒等因素都是主观任意的，靠不住的，严明的刑罚会使官吏望而生畏，官吏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听命于君主，在官与官之间用“刑无等级”严格约束，使官吏无任何非分之想，以“刑治”达“吏治”。荀子思想给我们的启发是企业要注重打破人才管理中‘能上不能下”的僵局，对于不符合岗位要求的要及时罢免，对符合人才标准的要敢于破格录用。这也是企业防止组织僵化、出现黑洞的重要举措，关于这个主题的详论可参见笔者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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