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唐凯麟，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唐苇熠，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6期

一、问题的缘启:西学挑战下的传统回归近代中国在军事、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挫败，让康有为在戊戌之前便形成以“孔教”重释、重建中国的思路，并贯穿其思想建构的始终。仔细辨别康有为“孔教”理论，可以发现以下两大问题:其一，“孔教”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孔教并非单纯宗教意义的，而是兼具政治、教育、宗教三层功能的完全意义上的“孔子之教”。狭义的孔教则主要被放置在制度化的宗教视域来衡量，即通过设立教主、完善组织、制定仪式等来彰显天道、发扬人伦。其二，“孔教”建构思路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时代变迁中不断调整的。换句话说，康有为树立孔教及其以之来拯世救民的意图虽是一贯的，但具体诠释却是随时势而损益的:从最初推崇上古、三代及周公，到戊戌期间凸显孔子独尊地位，以孔子为“大地教主”;从起先沿用传统礼教、教化之义，默认“孔教”的存在，到游历诸国之后自觉判别宗教概念，来证成“孔教”的成立;从开始的政教一体、教治相通，到戊戌期间企图借政治权力树孔教为国教，再到戊戌后的政教相分、以教为本、以政为末。国内学者对康有为孔教思想的既有研究，主要是针对“狭义”的，即形成于戊戌期间及流亡之后的孔教思想来展开的，对康氏早年构筑的政教合一理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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