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各朝各代梳妆打扮以后的孔子，不是当年的孔夫子！

福泽谕吉为何说孔孟可耻？他的思想，何以能让日本迅速崛起？

二千五百年前已经化为白骨的孔丘，不能大鱼大肉地享受“九五”至尊的荣华富贵，却领受着徒子徒孙的顶膜朝拜香火纸钱，帮“大领导”占据思想的神坛。“大领导”便披上袈裟以寺院主持方丈的身份，领着众僧唱诵：

“学而优则仕”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 　　

多么经典的千年传诵啊。 　　

孔丘自己都未想到他死后会有这么高的待遇，但是尊孔并不是首创，这样的闹剧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上已经上演过无数次了。 　　

当年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允许孔子的弟子去讲学，传授孔子之道，唯独秦国不允许孔夫子的弟子进去的，可那些相信过孔夫子的国家都灭亡了！唯独秦国，不听孔子那一套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孔子做了齐、楚、燕、韩、赵、魏六国的报丧鸟！ 　　

毛泽东对中国王朝的兴衰有精辟的剖析：

“历代都行秦王政，从秦始皇死了以后，农民起义，楚汉相争，刘邦把项羽打败了又统一了中国，这以后，汉以后，从三国、魏晋，一直到南北朝元明清，历代皇帝都是骂秦始皇的，但是做起事来都是学秦始皇的，说一套，做一套，想想看道理是不是这样？都骂秦始皇是暴君，但是他们做起来并不比秦始皇手软，秦始皇坑了四百多个，后来的皇帝不是照样骂！文字狱一个比一个历害！都学这个，所以历代都行秦王政，实际上孔学名高实枇糠。” 　　

“历代农民起来造反，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改换皇帝，他们起兵造反的时候都是批孔，为什么呢？因为孔夫子讲的君君臣臣，臣是不能反君的，你要造反，把皇帝换掉，你得违背，违背孔夫子儒学理论，他必须得批孔，要不然师出无名，造反无理，特别是农民起义，举了个例：如刘邦，最看不起儒生的人是刘邦，见了儒生把帽子拿下来洒尿，史书有记载，可是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这就说明到了统治地位以后，又要把孔子请回来，为什么呢？要用他那套理论管理国家。” 　　

“宋太祖赵匡胤他搞陈桥兵变，军事政变，发生在河南，把皇帝推翻，皇袍加身，自己当皇帝，这不符合孔子的理论，他肯定不符合。但他当皇帝以后又把孔夫子请了回来。造反的时候批孔，治国时尊孔，都是这样。成吉思汗他读过论语吗？他的铁蹄杀遍欧亚大陆，见人就杀，简直是要把所有的农业区都变成牧区、草地。可是到了元朝后边皇帝，到山东去祭孔啊，给孔的地位那么高，戴高帽，封的很高，好象元朝皇帝给孔子封的帽最高，朱元璋起兵造反，你不批孔，造反有理吗？没理，他很反孔。但朱元璋上台以后，要到曲阜祭孔。清朝也一样，努尔哈赤读过什么书，满清入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那符合孔子的理论吗？可是等到清朝皇帝入位以后，要把孔夫子请出来。太平天国洪秀全也是从批孔开始，不批孔他敢造反吗？可是等他到了南京做了天王以后又要尊孔。” 　　

国民党、共产党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都批孔，“五四”运动砸烂孔家店就是批孔开始的，等到蒋介石坐上了宝座以后去尊孔、祭孔。孔子又成了蒋介石的报丧鸟！ 　　

毛主席说：“孔子作为中国者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荀子和他们一样，都值得我们尊敬，纪念，值得研究，因为他们的思想实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尊重。但是作为孔子的这套理论，它是唯心的，主张政治倒退的，不能接受的，至于说我们现在说批孔（鲁迅说）已经各朝各代梳妆打扮以后的孔，不是当年的孔夫子”。

千年历史周而复始，孔子屡屡充当剥削者统治劳苦大众的工具，又次次成为了统治者的报丧鸟！ 　　

在很多常人看来孔子主张“仁义道德”没有错，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统治者尊孔似无不当啊。 　　

然而用唯物辩证法来剖析孔子思想，我们发现孔子在标榜“仁义道德”的同时，更主要的是向中国人灌输“学而优则士”、“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民不出米粟麻丝以事其上则诛”、“上下尊卑”、“三纲五常”。孔孟之道的本质是：奴役中国人的“心”，他认为老百姓只是“身”为“奴”是不够的，必须让老百姓的“心”也为“奴”。所以要老百姓认同“上下尊卑”、“三纲五常”、“君君臣臣”。不要造反，要心甘情愿地做下等人。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正是看中了孔孟之道有利于维护其统治，愚弄百姓，故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获得统治地位后都尊孔，再贴点“仁义道德”的标签来欺骗大众。孔孟之道已成为禁锢中国人思想的精神枷锁。所以毛泽东才要坚决地批孔，彻底砸烂精神枷锁，解放中国人的思想，敢于造反、敢于挑战，重塑国人的性格，释放民族的豪气。把马克思主义“造反有理”的真理传授给每一个中国人。那么毛泽东批孔是不是就把孔子所有的东西都否定了呢？非也，毛泽东批判孔子是有取舍的。“仁义道德”没有错，但假仁假义假道德就错了，要批判。毛泽东对“仁义道德”这个中华传统的文化精华非但没有否定，相反毛泽东思想还吸纳了“仁义道德”的文化，要做就要做真的：真仁，真义，真道德的真君子。那么什么是“仁”“义”呢？ 　　

我举个事例吧，如果某人买了一个卧铺，但车上还有二个人没座位。这个人不因为卧铺是自己的就心安理得地独享，而是让没有座位的二人同他一起分坐这个铺位。这就是“仁”。或者你买了一份盒饭，却还有一人没有饭吃。你不是只顾自己，也分些给他吃。这也是“仁”。那么，简单说，“仁”就是：即便是我的也不独吃独占。

世上人有能力的差异，或是体力，或是智力，或是财力，或是权力，总有一些人有优势。如在车上几天长途，谁都想躺着睡。一个体格健壮的高大男子同二个儿童，这个男子不能凭体力的强壮就挤走一个儿童多占位子，而是大家挤在一起每人一个座位。这就是“义”。或者社会财富不是0.4%的人吃70%，而是毛泽东时代吃“大锅饭”人人平等。这也是“义”。简单说，“义”就是：虽有能力获得但不多吃多占。 　　

简而言之，“仁”就是不独吃独占。“义”就是不多吃多占。 　　

一个人其或是体力，或是智力，或是财力，或是权力比别人大却不独吃独占，不多吃多占。那以他的能力大，多干的劳动，多创造的财富做什么呢？毛泽东确定出：“为人民服务”。而且给共产党人确定了唯一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当权者不“为人民服务”怎么办？毛泽东的答案很明确：造反有理！ 　　

如果我们在体力、智力、权力上处于弱势，我们不可能多吃多占，常常是别人占了我们该得的利益，那又该如何处置？毛泽东告诉我们要“造反”，而且要理直气壮地造反，“造反有理”。。在人人应平等的应得权益和利益受到侵害时，要勇敢地坚决地捍卫本人、本集体、本阶级的利益。不幻想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如果当权者不“为人民服务”怎么办？毛泽东教我们受欺压要造反有理。 　　

毛泽东就不搞孔子“上下尊卑”、“三纲五常”、“君君臣臣”这一套假仁假义，毛泽东玩的都是真家伙。你不“为人民服务”不能做到“真仁，真义，真道德的真君子”就造你的反，把你赶下来，换能“为人民服务”的上。这才是毛泽东批孔的目的，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批孔不仅正确，而且非常必要。 　　

在道德风尚方面毛泽东树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愚公移山精神；科学文化知识学问再高不自视高人一等，文化再低不妄自菲薄，努力学习但不迷信权威；在不同意见和观点发生分歧时真正的共产党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坦诚相待、光明磊落据理力争，不搞阴谋诡计；旗帜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爱憎分明的劳动人民情感；要团结，不要分裂；有错误虚心接受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面对困难决不屈服，不靠天，不靠地，靠自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有不怕鬼，不信邪的斗志。 　　

毛泽东教育我们要成为的这样的人，所以毛泽东给我们树立了雷锋、焦玉禄、张思德、王进喜、董存瑞、黄继光、罗盛教、欧阳海这样的道德楷模、平民英雄让我们学习。这样的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个个都是硬骨头。面对强权霸道敢作坚决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战斗中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有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遇到贫弱危难愿施全力的真诚无私的帮助，施救时愿意奉献自己的一切，有普渡贫苦众生的胸怀。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遇强不怕、遇弱不欺、遇霸敢斗、遇难愿帮的人。这就是毛泽东教育人培养人的目的。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朴实无华的人伦内涵，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石。 　　

当中国人用毛泽东思想朴实无华的人伦内涵武装了头脑，具备了：遇强不怕、遇弱不欺、遇霸敢斗、遇难愿帮的思想品德和性格情操。那么由这样的人组成的家庭是和睦的、温暖的、洋溢亲情的；由这样的人组成的集体是平等的、民主的、充满活力的；由这样的人组成的民族是团结的、强大的、战无不胜的。 　　

这就是美国“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的根本原因。也是美国以远优于中国的武器装备，远强于中国的工业实力，远大于中国的“GDP”总量，却在朝鲜战场，越南战场屡屡败于中国的根本原因。准确地说美国不是败给中国，是败给了毛泽东，是败给了毛泽东思想。因为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时，同样是面对中国人、中国政府，美国及西方列强都取得的了胜利，而且战果辉煌，几乎瓜分完中国。可见被孔子思想奴役的中国人在西方人眼里并不算一盘菜。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是“泥腿子”、是“卑贱者”、是“劣等人”。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不都给美国人和西方人高人一等的心理膨胀提供了足够的发酵粉吗？中国只有在毛泽东思想武装中国人后，中国人出现了神奇般的变化，一群文化不高、伙食不好、武器落后的“穷棒子”、“泥腿子”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之后，不断书写着人类历史以弱胜强的辉煌史篇。把那一大群由所谓“博士教授”、所谓“战略专家”众“精英”组成的“高级智囊团”修理得心服口服。美国总统尼克松放下身段亲自跑来北京，登门向毛泽东请教哲学问题。《中美联合公报》告诉我们，在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高举“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人权大旗敲打美国时；美国方面在《公报》中表示：“美国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以便减少由于事故、错误估计或误会而引起的对峙的危险，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各国应该互相尊重并愿进行和平竞赛，让行动做出最后判断。”原来毛泽东时代美国要淡化意识形态，求和谐。 　　

紧接着日本首相、英国女皇、法国总统、德国总理……潮水般地涌进毛泽东的书房竞相朝拜。以能目睹这一哲学巨人为荣。这群文化不高、伙食不好的“穷棒子”给“高级智囊团”的众“精英”上了一堂“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实践课。其实“高贵者”并非真的“高贵”，不过是自以为是的妄自尊大而已；“卑贱者”也不是真的“卑贱”，其实是虚怀若谷的谦逊谨慎罢了。同样是中国人、同样是“泥腿子”、同样是“卑贱者”到了毛泽东手里用毛泽东思想一“污染”就变得高人一等了，就可以修理“高贵者”了。可见美国人心里是非常明白的：美国是败给了毛泽东，美国是败给了毛泽东思想。因此，美国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

毛泽东去世后，美国竭尽全力在中国培养汉奸官僚，要删除毛泽东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有步骤地去毛、非毛、反毛。试图对中国人的头脑重新进行“格式化”，把毛泽东思想挤出政权体系，最好是挤出中国人的思想文化领域。果然失去了毛泽东思想的中国人出现了中魔般的自残：土地集中的大农业模式，分！绝对控制的全民资本，改！高度垄断的国家工业，卖！世界前沿的科技项目，撤！尖端领先的国防工程，下！把遇强不怕、遇弱不欺、遇霸敢斗、遇难愿帮的中国人变成了：欺软怕硬、胆小怕事、自私自利、贪婪无度的中国人。慈禧太后主政期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精神状态又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在美国挥舞“普世价值”人权大棒肆意敲打时，中国却在可怜地乞求别人不要提社会制度，不要提意识形态，用孔子的“和”字来掩饰步步的败退。同年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定的《中美公报》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尊孔，祭孔的朝跪膜拜中，在孔子学院的揭幕浪潮中，在奥运开幕的孔舞“和”诵中，美国及世界各国均看到了中国人再次沦落为下等人的现状，软弱可欺。纷纷举起了菜刀在中国的大腿和屁股上切肉。占中国的钓鱼岛，划中国的东海，圈中国的南海，还要分中国的西藏，切中国的新疆…… 　　

可见，毛泽东思想才是中国人做个有尊严的人的资本，拥有毛泽东思想这个武器中国人就有神奇般的变化，就遇强不怕、遇弱不欺、遇霸敢斗、遇难愿帮，变得战无不胜，就有地位有尊严。丢掉了毛泽东思想，请回了孔老二中国就再次回到欺软怕硬、胆小怕事、自私自利的人伦洼地，沦落为下等人任人宰割。 　　

正如毛主席说的，我们共/产D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用来奴役老百姓的思想时，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D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孔子究竟是被谁打倒的1

打倒孔子的并非是中国人。在中国批判孔子之前，日本人早已对孔子思想进行了全盘否定和彻底批判。

19世纪中叶，日本和中国同样面临着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危险，日本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接触到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政治文明的同时，又看到日渐衰落的中国在列强面前不堪一击，面临被瓜分的命运，便认定西方文明是一种更为高级的文明，而中国的儒家文化则属于一种半开化甚至野蛮的文明。

持此观点的代表人物，便是日本近代赫赫有名的政治理论家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早年也曾受过一段时间儒学教育，后来改学兰学（荷兰学校），在幕府任职期间，多次到欧美考察，惊异于西方日渐发达的科学技术和井然有序的政治制度，回国后写了一系列文章，主张日本向西方学习，抛弃儒家思想，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脱亚论》。

文中说：“日本虽处亚洲东部，但国民精神已脱亚洲固陋，转向西洋文明，虽常说‘唇齿相依’，但现在的支那、朝鲜于我日本无丝毫帮助，反而玷污我名，当今之计，我日本已不可坐待邻国开明，共兴亚洲，毋宁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邻国支那、朝鲜，亦无须特别客气，竟可效仿西洋人处之。与恶人交友就难免恶名，我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

福泽谕吉不仅将中国当作半开化的文明，而且认为“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

最早提出“打倒”一词的便是福泽谕吉，他在晚年所写的《福翁自传》中，谈到自己对于儒家思想的厌恶时说道：“不管是什么，只要是中国的东西全部都要打倒。”

如果仅从思想的角度来考分析福泽谕吉的言论，也许这只是他的一孔之见，但若把这种观点和他大力鼓吹侵华战争的言论结合起来看，则他对于中国文化的否定，就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认识，而是一种别有用心的图谋了。

从甲午战争，到日本侵占东北，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都可以看到福泽谕吉理论的影子。

早在甲午战争前，他就明目张胆地主张日本：“今天占领台湾全岛和福建省的一半,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特别是福建浙江沿海地区，在支那的上一个朝代大明的末叶，一时为日本兵侵略之地，这是历史上鲜明的事实，如果在故地插上日本的国旗使之飘扬，可使日本国人得以满足。”

听到日本取得甲午海战胜利的消息后，福泽谕吉高兴不已，马上写了一篇《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文中说：“我军的勇武再加上文明精锐的武器，打他的腐败国的腐败军队，胜败的结果本是明明白白的。战争虽然发生在日清两国之间，而如果要问其根源，实在是文明进步的一方，与妨碍文明进步的一方的战争，而决不是两国之争。”

甲午战争结束后，福泽谕吉更是在《眼中无清国》一文中鼓吹：“让清朝割地赔款，不要怕它来日报复，因为它腐败透顶，完全不足畏惧。现在割让台湾只是一个开头，待他日分割四百余州的时机一到，就必须向它的中原地区大力挺进，选择立足之地。”

之后不久，他又写了一篇《直冲北京》的文章，文中说：“今天的战争虽是日清两国之争，实际上却是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之战，其胜败如何关系到文明革新的命运。应该意识到我国是东亚先进文明的代表，非国与国之战，而是为着世界文明而战。”

日本占据台湾之后，福泽谕吉在《福翁自传》中欣喜若狂地写道：“多么高兴！多么感谢！我简直不知怎么说好，我活到今天，才能看到如此光荣的事情。以前死去的同志朋友真是不幸。啊，我多么想让他们看到今天的胜利，每念及此我都要掉泪。”

他把中日甲午战争说成是“文明战胜野蛮”的战争，是文明进化的必然。

福泽谕吉在日本影响巨大，他对中国的种种偏见和蔑视，影响了一大批日本士兵，以至二战中他们对中国人的生命毫不怜惜，肆加毒戮。日本战败后，台湾把他看成是“最可憎恨的民族敌人”，朝鲜则把他看作是“破坏朝鲜近代化的民族敌人。”唯有中国，因为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至今仍把他看成近代史上的思想巨擘，受人敬仰。

在世界文化史上，很难找到在一个国家影响如此巨大的思想家，对侵略的主张会如此明目张胆，毫无顾忌地写在自己的作品和自传中。因为人类思想的核心是扬善，由此亦可看到日本这个民族独有的民族特性。

福泽谕吉如此不遗余力地批判儒家思想，显然不仅仅是为了让日本摆脱儒家文化的影响，而是要为其侵略中国的主张寻求理论依据。

2

福泽谕吉的主张，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留日学生。

最早提出“打倒孔家店”这一口号的，便是留日归来的吴虞。虽然吴虞到日本的时候，福泽谕吉已经过世，但吴虞深受福泽思想的影响，以至对儒家思想采取一种极端否定的态度。

陈独秀同样是福泽谕吉的崇拜者，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早年留学日本，对福泽谕吉提出的诸多理念，推崇有加，他写过一篇《兽性主义》文章，开篇即说：“福泽谕吉有言曰：‘教育儿童，十岁以前，当以兽性主义；十岁以后，方以人性主义。’”这种教育儿童的观点，与儒家仁爱宽容、与人为善的主张，显然大相径庭。

福泽谕吉在谈到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时，从来不吝啬以最刻薄的词句予以形容，以达到丑化、妖魔化中国的目的，如腐败，贪婪，自大，懦弱，虚伪，野蛮，恶友，毫无廉耻，卑躬屈膝等等，不一而足。这种对中国文化的鄙薄和蔑视，对崇拜他的诸多中国留学生，无疑起到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以至他们回国后，对中国的一切，包括文字，思想，乃至生活方式，必欲去之而后快。那种激烈的、不顾一切的态度，简直到了匪夷所思在地步。

年4月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文中说：“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他甚至在文中断言：“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陈独秀同样强烈地主张废除汉字，认为“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

连鲁迅这位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汉语作家，也认为“汉字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他甚至告诫青年：“中国书越少读越好，最好是完全不读；要读便读外国书”。可是他用汉字写的小说和杂文，却是近一百年来中国人读得最多的作品。

中国早期的文字改革倡导者吴玉章竟认为“中国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经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应现在的时代。”

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化学术伟人”称号的吴稚晖，早年曾经断言：“中国文字，迟早必废”。

胡适则认为中国“象形文字的残根余孽能爬出中世纪的茅坑，多少算是救了汉字。”从而主张“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　

也许有人认为他们的主张之所以如此激进，是因为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看到儒家思想的落后与保守，才对传统文化采取如此决裂的态度。

但是仔细看一看他们的履历，这些人中除了胡适曾经留学美国之外，其他人则全部是留日学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著名的保守派人物，则几乎是清一色的欧美留学生。我们在这里可以列出一长串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单：严复，辜鸿铭，章士钊，梅光迪，吴宓，张君励，陈演恪，汤用彤。

很多年中，由于我们没有机会了解到保守派人物的身世和文章，便以为保守派必定是长袍马袿，满脸迂腐，足不出户，见识短浅，思想陈旧，而实际上，他们早年都曾有过留美或留欧的经历，是最早一批近距离接触西方文化的学者，并且对西方文化都曾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究。曾经与胡适进行激烈论战、被当作保守派代表人物的梅光迪，是《学衡》杂志的创始人，其在办刊宗旨中表明过自己的主张：“以批判的方法和学术手段，研究、解释、汲取西方文学、哲学、艺术中最重要最优秀的东西，展现西方文明的全貌和最有益的东西。”

现在看来，远不能用“保守”二字，简单地概括他们的思想和理念，而只能说在那样一个中西文明大碰撞，大融合的时代，他们是捍卫传统文化最为坚定的一个群体。

最早将西方民主理念传到中国、并领导同盟会进行民主革命的孙中山，早年生活在美国的檀香山，对西方民主理念和政治制度可谓了如指掌，可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却从来没有采取过批判的态度：“仰自人类有史以来，能纪四五千年之事翔实无间断者，亦惟中国文字所独有；则在学者正当宝贵此资料，思所以利用之。”

文明的融合，本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学习西方，并非就一定要抛弃传统。很多留欧留美的学生，在接受西方文明的同时，坚信自身的传统，也有很多优秀的东西，可见当时对儒家思想进行全盘否定与彻底批判，其思想的源头，并非来自西方，而是来自日本。

3

孔子之所以被打倒，是因为成了近代中国落后的替罪羊。

福泽谕吉的思想之所以能对中国留学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不过是因为日本在近代能迅速走上富强的道路。而中国在鸦片战争后，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接二连三的失败、割地、赔款，再加上统治阶层的保守和腐败，以至很多知识分子将中国的落后归罪到了文化的落后上。

无容讳言，满清王室的失败，最根本的原因，乃在于文化视野的狭隘。人们不禁要问，满清王室同样崇尚儒家文化，其文化视野的狭隘，岂不正好说明儒家文化的保守和落后？

这种观点看似有理，但与历史的事实，恰好相反。

整个满清王朝，名为崇儒，实则抑汉，尤其是采取种种措施压抑汉人知识分子。儒家主张文化宽容政策，而清朝自始至终推行高强度的文化专制，屡兴文字大狱。

清朝尊孔，完全是迫不得已。但孔子在清朝皇帝眼里，不过是一块用来笼络汉人的招牌，即所谓的“以汉治汉”。

“以汉治汉”，是康熙提出来的，他之所以倡导“以文教治天下”，崇尚理学，目的却是要用儒学来为自己的统治寻找合法依据，其在上谕中自称：“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连孔子都不敢自称圣贤，而康熙却毫不惭愧地自命为天生圣贤。康熙表面上推崇汉文化，内心深处对于汉俗却颇为鄙视，他曾对近臣说：“文臣中愿朕习汉俗者颇多，汉俗有何难学？一入汉俗，即大背祖父明训，朕誓不为此。”

乾隆被认为是汉文化造诣极高的一个皇帝，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然而就是在乾隆时，曾严厉禁止八旗满人学习汉文，在接见满族臣工时，他常常用满语和他们对话，不能用满语回答的，轻则申饬，重则撤职。

满清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其文化上的弱势和自卑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这种弱势和自卑，才使其时时对儒家士人采取一种敌意、猜忌和防备的态度，以至稍有不如意，便痛下杀手。

文字狱是这种弱势与自卑最好的证明！

清朝文字狱肇始于康熙，大兴于雍正，惨烈于乾隆。

如果真正是在文字中主张反清复明，企图颠覆满清统治，朝廷为维护正常的统治秩序，采取极端手段，倒也无话可说。可是，很多文字狱的兴起，纯粹只是捕风作影，妄意猜测。

雍正八年(年)，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因为诗集中有“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的诗句，雍正便认为这是暗指满族人没有文化，存心毁谤而处以极刑。

也是在雍正年间，查嗣庭任江西考官时，出了一道作文题“维民所止”，这句话源自《诗经》，本意是说国家广阔的土地，都是百姓栖息之所，带有歌颂朝廷的意思。却不料雍正听说后，认为“维止”两字正好是去了头的“雍正”，这岂不是恶意诅咒自己？于是下令严办，查嗣庭及其儿子惨死狱中，族人全部流放，浙江士人六年不准参加科举考试。

今天在所有的电视剧中被现代知识分子描述成儒雅风流、开明通达的乾隆皇帝，在位时却对知识分子异常残酷。

乾隆四十二年，江西新昌县举人王锡侯编了一本字典《字贯》，因为在自序中说《康熙》字典存在“穿贯之难”，不便搜索，而被仇家告发，乾隆便认为是妄行著书，罪不容诛，下旨将王锡候一家满门斩首，其状惨不忍睹。

江苏举人徐述夔，因诗中有“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的句子，被指用“壶儿”喻“胡儿”，而“胡儿”则暗指满清。还有一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乾隆认为是“用朝夕之朝为朝代之朝，不用上清都、到清都，而用去清都”，“显有兴明灭清之意”。案发时徐述夔及其儿子已死，仍被剖棺戮尸，两个孙子虽携书自首，仍以收藏逆诗罪被处斩，徐家惨遭灭门之祸。

杭州卓长龄著有《忆鸣诗集》，因“鸣”与“明”谐音，被指为怀念明朝，图谋不轨。乾隆便将卓氏一家男子全部斩首示众，家人全部没为奴仆。

此类案件在乾隆一朝不胜枚举！

儒家士人，没有比在满清王朝时更悲惨的了。秦始皇坑儒，不过坑杀了四百多人，而整个清王朝，因文字而遭受迫害的又何止几千几万？

文字狱终清之亡，都没有停止过，百日维新也是以六君子的死而告终。虽然文字狱在晚期已不如清初那么酷烈，但知识分子仍旧生活在一种高度的恐慌之中，正如清代后期诗人龚自珍所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粮谋”，整个知识界出现了“万马齐喑”的悲哀局面。

儒家主张和而不同，不排斥具有不同信仰的文化，而清朝对外来文化采取一概禁止的态度。

清朝大兴文字狱的时候，而西方各国，正在兴起启蒙运动，正在兴起工业革命。

文明总是在相互交融中向前发展的。近代中国三百年的落后，乃是因为我们中断了这种交流。其实早在明朝万历年间，耶酥会传教士利玛窦就到了北京，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最新发明。当时以大学士徐光启为代表的一批儒家士人，立即敏锐地觉察到了科学的价值，马上与人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同文算指》等书籍。在崇祯皇帝的支持下，当时民间和官方都在竞相翻译来自西方的科技与思想著作，总数达多种，可见纯正的儒家思想对外来文明一向能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到了清初，仍然有大批传教士来到北京，带来了西方的火炮、绘图和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如果这种文化交流能够一直延续下来，近代中国绝不会沦落成为一个任人宰割的老大帝国。

可是，满清为了防止汉人与洋人相互勾结，从一开始，就对洋人采取严加防范的态度。

康熙五年，为防范郑成功，曾实施过极为严厉的海禁。台湾回归后，海禁虽然解除，但规定只有四个通商口岸可以与洋人贸易，当时康熙认为“海外如吕宋，葛喇吧等口岸多聚汉人，此即海贼之薮”，禁止中国人到南洋从事贸易活动。

雍正虽然废除了南洋贸易的禁令，但仍规定“其从前逗留外洋之人，不准回籍。”对在国内居住的人民，特别是汉族人民，则严厉禁止与外国人接触。到乾隆二十二年，封闭了四个口岸中的三个，仅保留广州作为唯一的通商口岸。

明朝的造船水平，已远远地领先于世界其他各国，郑和所造宝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船长达米，宽达60米，甲板面积约相当于大半个足球场，就是在造船技术非常发达的今天，要造出如此巨大的一艘木帆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可是到了年，此时已是乾隆末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问中国，惊奇地发现中国的帆船非常粗糙，船只吃水浅，根本无法抵御大风的袭击，马嘎尔尼感叹道：“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的船只，至今已有年了，然而他们从未模仿过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地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性更加令人难以置信。”

让人难以置信的其实不是中国人的惰性，而是朝廷违背常理的规定。为防止汉人利用船只造反，各地对船只的大小和式样都做了严厉规定，沿海各省渔船只许用单桅，梁头不得超过一丈，舵工水手不得超过二十人，捕鱼不许越过本省境界。

当英国军舰开到珠江口的时候，我们却要靠这些破旧简陋的船只去与之相抗衡，其结果可想而知！

传教士是最早将西方文明带到中国来的一批人，可是从康熙晚年开始，对传教士采取了莫名其妙的限制态度。到了雍正元年，更加变本加厉，不仅禁止中国人信仰天主教，而且将绝大部分传教士驱逐出境，使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中断了一百多年。

在通商口岸，朝廷为防止汉人与洋人来往过多，还出台了一些不近情理的规定，如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禁止外商随意出外闲逛；禁止中国人出入“夷馆”，以免互相“结交引诱”；禁止外商雇用中国仆妇；禁止外国人学习中文，收买中国书籍。而对中国人学习外语，也严加限制和迫害。魏源指出：“嘉庆间，广东有将汉字夷字对音刊成一书者，甚便于华人之译字，而粤吏禁之。”因为这些政策，虽然我们与西方各国之间的贸易从未中断过，而文化交流却是一片空白。

马克思曾经对此作出分析：“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

就是那位拜访过乾隆皇帝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归国后在其游记中写道：“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中国人”，“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

闭关锁国的恶果显而易见，它虽然维系了满清王朝暂时的稳定，但却切断了中西文明交流的途径，切断了中国了解世界的渠道，切断了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脉络。

儒家主张积极进取，经世致用，而在清朝的文化高压政策下，儒家士人最后的归宿只能是耽于考据，甚至沉醉于鸦片。

乾隆时协办大学士梁诗正，告老还乡，乾隆怀疑不是他的本意，便叫浙江按察使富勒浑去与之交往，看是不是会口出怨言，富勒浑颇望能得到梁的一些文字，而梁说他一生“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

读书人不以字迹示人，还谈何思想？谈何文化？谈何进步？

在血的惨痛教训面前，每一个人无疑都会思考学问究竟有何意义。梁启超对清代考据学盛行的原因分析得十分透彻：“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讲习。然英俊之士，其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真所谓于世无患，与人无争。”

读书人不再关心时事，不再敢对学问有所思考，而只能将一生的全部精力耗费在字词的读音与释义上，完全背离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主张。

埋头考据尝不失为“英俊之士”的一条可行之路，而中资以下的人在沉闷苦痛之余，就只能沉迷于鸦片了。

鸦片传入中国，并非始自清朝，宋明时即有，但吸食者少而又少。鸦片之所以在清代中叶以后和考据学一起泛滥开来，显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最早吸食鸦片的并非其他阶层，而是达官贵人和儒家士人，当儒家士人在文化上没有任何出路时，鸦片成了唯一的出路，成了他们的精神麻醉剂。

知识分子可以引领一个时代的风尚，当知识分子群体沉迷于鸦片时，便带动了整个社会的鸦片泛滥。如果不是高压的文化政策扭曲了知识分子群体的理想追求，我们很难理解一个以“君子当自强不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人生追求的儒家社会，最后会成为一个鸦片泛滥的世界。

当西方文明席卷而来时，一大批儒家知识分子其实已经闻风而动了，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曾国藩、李鸿章倡导了“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发起了“戊戌变法”，张骞等人发动了“君主立宪”。但他们都是汉人，满清皇室只是出于本能就心存抵触。尤其在晚清后期，慈禧太后控制政权长达四十多年，这个足不出户却心狠手辣的老佛爷哪里能体会到世界文明已经进入到激烈竞争的时代？在慈禧统治时期，扼杀了洋务运动，扑灭了戊戌变法，阻碍了君主立宪，以至晚清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在绝望之余，大都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激进的革命道路。这几项运动只要有一项取得成功，中国便完全可以避免后来的军阀混战，甚至一度几近亡国的历史悲剧。

历史固然不能假设，但前车之鉴却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如果当时的政权是掌握在汉人知识分子手中，中国近代的革新和发展，绝对不会落在日本的后面。今天我们重新检视这段历史，将满清皇室的腐朽和保守归之于儒家思想，显然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

4

孔子是被民主打倒的，以至今天一提尊孔，便有人认为是为了反对民主。

这既是对民主的误解，也是对孔子的误解！

孔子之所以“被”站到了民主的对立面，主要是因为袁世凯称帝之前大搞了一场尊孔运动。以至很多年后，人们都误以为尊孔，便是要图谋恢复帝制。

尊孔与帝制，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在孔子思想中，几乎没有涉及政治体制方面的内容，孔子思想更多的是个人道德和施政理念的叙述。梁启超自始至终主张尊孔，但同样是帝制的坚决反对者，在护国运动中他写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名满天下，传颂一时，成为覆灭帝制的助推剂。可见尊孔与复辟，完全不是同一回事。袁世凯尊孔，纯粹只是一场闹剧，正如他的称帝一样。在袁世凯称帝时，孔子尚未被打倒，所以他的称帝与尊孔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孔子与民主，是否水火不相容，应该从孔子本人的思想中去寻求答案。

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尊重民意，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实行“仁政”。

所谓仁政，就是统治者必须以人为本，其所作所为必须体现对百姓的关爱，并让百姓过上一种富足的生活，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主政治和“仁政”思想虽然在表述上存在差别，但出发点完全是一致的。

政治权力源自何处，儒家的解释与近代启蒙思想家如出一辙。虽然古代中国普遍认为权力源于天授，而天并不是一个确切的实体，天的意志体现在哪里呢？在儒家经典中，天意乃是民意的体现，即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一切政治的出发点，必须“应乎天，顺乎人”。

在干部选拨上，孔子同样强调民意的重要性。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选贤任能是孔子最早提出的任人主张，为后世的察举征辟制和科举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官员通过选举和考试产生，使得各类人才得以脱颖而出，也使得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早开化了几百年。只是到了近代，中国的任人体制因为一成不变，未能与时俱进，才在民主建设上处于了落后地位。

民主政治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允许言论自由。虽然专制时代高度钳制舆论，但这一做法绝非源自孔子。孔子思想产生于一个言论开明的时代，其主张多是对时政的批评，本身即具有较强的民主性。儒家士人因为沿袭了这一传统，才导致“焚书坑儒”事件的发生。对待持不同意见者，孔子向来反对使用暴力，而主张通过说服感化的途径达到一致。鲁国权臣季康子曾问政于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回答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与孔子同时代的子产，因为不毁乡校，允许百姓公开议论时政，受到孔子的高度赞扬：“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儒家思想的重要继承人孟子，对民主理念的阐述更加清晰明白：“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政权的得失主要取决于民心的向背，提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主张：“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这和一千多年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所主张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人民有权推翻暴政的理论如出一辙。

今天，我们普遍认为中国民主理念的传播，受益于欧洲的启蒙思想，诸不知在启蒙时代，欧洲很多启蒙思想家从孔子思想中吸收了理性与民本意识，并以之来反对教会神学统治和封建专制政权。法国启蒙泰斗伏尔泰，二十年中始终将孔子画像悬挂在卧室之内。他在其《哲学辞典》一书中说：“我认真读过孔子的全部著作，从中吸取精华；我在这些书里只找到最纯洁的道德，而没有看到丝毫江湖骗子的货色”。伏尔泰之所以推崇孔子，是因为在孔子的思想中，他看到了理性，民主和公平。他在《论孔子》一文中写道：“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超过基督教义的最纯粹的道德”。法国年宪法所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以及法国年宪法所附《人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宣言》都写入了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分别定义为自由的道德界限和公民义务的原则。

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在《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中写道：“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

孙中山是中国倡导民主的第一人，也是把西方民主带到中国来的第一人。当有日本记者问到他的民主思想来自哪里时，他说：“我辈之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之说。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经问孙中山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孙中山回答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

从二十世纪许多国家的政治实践来看，儒家思想远比一些极权主义思想，更接近于民主，也更容易接受民主。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陈独秀这位当初“民主”与“科学”的倡导者，年因为入了三个月的监狱，出来后，便著文质疑民主的意义，把民主当成了资产阶级政权伪善的外衣，其在《立宪政治与政党》一文中说：“这种敷衍不彻底的（立宪）政制，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权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为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

应该说文革期间是现代中国最不民主的时期，权力高度集中，严厉控制舆论。在文革期间，美国被描述成一个伪民主的国家，具有民主理念的孔子，同样被指斥为反民主的代表。因为改革开放，我们逐渐认识到美国并非一个伪民主国家，而孔子作为反民主的形象，却潜伏在了人们的意识之中而难以消除。

5

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是最为坚贞不屈，看重自身节操的一个群体，尤其在国家遭遇异族入侵、面临覆亡的危急关头，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视死如归的精神，载之于史册的人和事，可谓连篇累牍，不绝如缕，这种精神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始终，成为知识分子群体内心中一股不可磨灭的浩然之气。

但是在日本入侵中国之际，率先投敌的，却大都是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日军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他们便纷纷急不可耐地投向了日本人的怀抱。

我们粗略地排一个名单，便可看出留日学生在汉奸群体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汪精卫，周佛海，陈璧君，章宗祥，陆宗舆，王克敏，殷汝耕，王揖唐，汤尔和，周作人，诸民宜，江亢虎，王荫泰，蔡培，苏体仁，张资平。这些人在民国的政治、文化舞台上，都曾经显赫一时，万人景仰，可是一个一个地沦为了人所不齿的汉奸。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留日学生，轻而易举地就变节为汉奸，心甘情愿地为日本人卖命，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毫无危险的情况下，主动投敌叛变，这恐怕与他们在日本所受的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

周作人，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其从日本留学回来后，明白地宣称，应该把我们旧的书籍全都扔到茅房里，中国戏没有半点存在的价值。而对于日本的文化，从饮食，到文学，则无不津津乐道，称道有加。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对自己被定为汉奸，颇有微词，他在写给北大校长傅斯年的信中说：“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可见他对于自己当汉奸，是没有半点愧悔之心的。一个不再认同本民族文化的人，要背叛这个国家，便已没有了任何心理上的障碍。

周作人之当汉奸，后来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是个迷，百思不得其解，其实，早在他变节之初，胡适、茅盾、郁达夫等十八位作家在《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中就已经说得明明白白，“先生年来对中华民族的轻视与悲观，实为弃此就彼、认敌为友的基本原因。”

每当国家遭遇外族入侵之际，历史上也曾经出现很多变节者，但大多数变节者都是出于迫不得已，内心深处其实是非常痛苦的。即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大汉奸洪承畴，在变节之初，面对清军的威逼利诱，也是犹疑再三，左思右想，难以决定。与周作人同为一代文豪的著名诗人吴梅村，顺治年间也曾被迫出仕，但不到三年便辞职回家，从此隐居不出，对出仕满清一直耿耿于怀，深感耻辱，在其临终之际，仍然认为“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这与周作人至死无悔的心态形成鲜明对照。

在日军侵略中国时，我们从大汉奸王揖唐所作的一首诗，便可看出当时汉奸们的真实心态：“八纮一宇浴仁风，旭日萦辉递藐躬。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激此心同。”这是王揖唐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访问日本回来后写的，记载他在见到日本天皇后，是如此地感激涕零，如沐仁风，完全没有一点点愧疚的感觉。所以，他在任期内，大肆屠杀抗日志士，竭尽全力开发矿藏，支援日本的侵华战争，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些人都是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影响巨大。在他们的带动之下，汉奸数量迅速增加，竟达百万之众。

如此多的汉奸，所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如果说在抗战初期，中央军殊死搏斗，曾给日军以重创的话，那么在汪精卫投降后，一大批国民党军队竞相倒戈，成为日本人的帮凶。从此之后，日本军队在中国大地上横行无阻，所向披靡，除了西北西南凭借天然屏障得以保存之外，大半个中国竟在几年之中就全部成为了沦陷区。

日军占领上海后，英国侨民柯尔斯看到日本人收买汉奸的手段，非常惊讶，“他们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法接近猎物，赤裸裸地用金钱勾引。”而且大多数时候都能轻易地达到目的。

历史上汉族王朝曾几度被少数民族所征服，但是这些民族在获得政权之后，仍然对儒家文化心存敬意，仍然将儒家文化当作治国的基本理念，中华传统文化才得以屡经劫难，顽强地延续至今。唯独在日军侵华期间，对中国固有文化采取一种蔑视和毁灭的态度，在台湾，在东北，在广大的日占区，日本人开设了大量的日语学校，中小学生必须使用日语，学习日本文化，用日本名字自称，向日本国旗致敬，而凡是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则一律不许诵读，象《桃花源记》、《岳阳楼记》、《师说》、《前赤壁赋》等诸多优秀名篇从此在教科书中销声匿迹，企图以此来消泯年轻一代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如果不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中华文化，乃至汉字，真有如几个激进派所希望的那样，完完全全要成为历史的遗迹了。

日本人在灭亡中国的道路上，向来用心良苦。侵华战争开始时，有日本文人宣告说：“军人用刀剑来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实际上这个消灭灵魂的工作，早从福泽谕吉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收效十分显著。

即便到了今天，日本仍有不少人利用各种机会，大放厥词，到处宣传中国制度与文化的弊端与落后。

“苟欲灭一民族，必先灭其文化。”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上的归依，必然导致凝聚力的丧失；而一个人失去了文化上的归依，离汉奸便只一步之遥了。福泽谕吉曾经是留日学生共同崇拜的偶像，影响十分深远，其对于中国文明的否定性评价，无疑深深地植根在这些留学生的心中。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近代中国有那么多的留日学生，心甘情愿地为日本侵略者卖命。

文化是可以让人为之去死的！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如文天祥，史可法，在国破家亡之际，面对异族的威逼利诱，仍然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支撑他们内心世界的无疑是他们从小浸染其中，视之比生命更可宝贵的文化传承，他们相信这个民族的文化绝不会因为一时的失败而从此销声匿迹。不然，我们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还要在政权倾覆，无力回天之际，宁可选择死亡，而不愿苟活于人世。

不以自己民族文化为骄傲的人，也绝不会以自己的生命去捍卫它的存在！

6

在面临未知的社会动荡面前，我们能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为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同，使之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石，是当代社会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并不纯粹是地域上的概念，更多的是因为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

孔子思想的核心理念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仍然可以用来指导现代人的生活实践。

孔子第一个重要思想是推行仁政。所谓“仁者爱人”。统治者的职责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让天下百姓都能过上一种幸福的生活。《论语》中一再重申了这么一种思想：“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首先要让百姓富起来，统治阶层才能过上富足的生活。

孔子第二个重要思想是诚信。孔子提出诚信观，是从做人开始的，所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一个人只有具备了良好的信用，才有资格出来做官，才有资格获得百姓的认同，因为做官本身就是一种表率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有一次，子贡问他在充足的粮食与信用之间如何取舍，孔子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宁可没有饭吃，也不能失信于民！

孔子第三个重要思想是公平。孔子所说的公平一是政治上要选贤任能，不能任人为亲。西周的官吏选拔采取的是世袭制，孔子率先提出了“举贤才”的主张，选拔干部不能光凭统治者的好恶，而必须以群众服不服为标准。二是经济上要做到公平，“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统治者不能只顾及自己家族的利益，还必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只有兼顾到所有人的利益，才能确保国家的和谐稳定。

孔子第四个重要思想是理性。孔子一生不语“怪、力、乱、神”。子路曾问他怎么对待鬼神，孔子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在春秋时期，巫祝鬼神之类的东西是颇为盛行的，而自孔子之后，鬼神便逐渐淡出了中国的主流文化。两千多年中，中国人之所以没有陷入盲目的宗教崇拜之中，之所以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宗教冲突和宗教迫害，正是得益于这种理性精神。

孔子第五个重要思想是责任意识。法国皇帝路易十五说过一句极不负责任的名言：“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这种话无论如何不会出自中国统治阶层的口中，他们更喜欢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喜欢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很多西方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总有那么一种神圣的责任感，感到自己对国家有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即便身无分文，却仍心忧天下；每逢国难当头，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苟且偷生，而是勇赴国难，视死如归。让西方人迷惑不解的是，中国人不信上帝，是谁把这份责任强加到知识分子身上的呢？如果一定要找出这么一个源头，这个源头就是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一生劳累奔波，四处宣扬自己的施政理念，当他年老力衰退归故里，别人讥讽他是在做无益劳动时，他颇为感慨地说我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所有这些理念都是在两千年前提出来的，仁爱，诚信，公平，理性，责任意识。无论哪一条，放到今天，都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我们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绝大部分都可以从孔子的思想中找到出处，其中的很多内容，本来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道德理念。

今天的世界并不和谐。导致今天世界不和谐的因素非止一种，而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无疑是宗教之间的冲突。中东战争可以看成是现代宗教冲突的一个缩影，因为耶路撒冷既是基督教的发源地，也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两者为获得圣地的控制权已经争夺了一千多年，而且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绝然划分为两大敌对的阵营。这种敌对的状态，谁也不知道何时能够终结。

无论是中东，还是非洲，乃至欧洲、美国、俄罗斯、印度，以及东南亚，宗教冲突时有发生。因为信仰的不同，一件极小的事情便可引发全球性的风波。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将宗教冲突称之为文明的冲突。

宗教本来是一种指导人们向善的力量，为什么反而引导人们走向暴力了呢？乃在于宗教的教义总是具有排他性，总是认为只有本教信仰的神才是唯一的真神，唯一的上帝。根据信仰的不同又把人类分成了朋友和敌人，只有和自己具有相同信仰的人才是朋友，异教徒则是敌人。《圣经》中说：“祭祀别的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人，那人必要灭绝。”历史上著名的十字军东征就是为了实现上帝的这一意愿，他们在大规模地杀死异教徒时毫无愧疚之心，反而认为是在维护人类的正义！

现代美国人无疑继承了这种为“正义”而战的理想，凡是不推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都被看作是邪恶的国家，对这些国家发动战争乃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即便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也在所不惜。

伊斯兰教在维护自身宗教的神圣性上，一点不逊色于基督教。根据伊斯兰教义，整个世界被分为两个部分：伊斯兰区域和敌对区域。《古兰经》号召信徒要为真主而战，直到大地上普遍建立真主的统治，为真主而战是一种“圣战”，为真主而战死，那不是死，而是进入了天堂！

谁都认为自己是在维护正义，谁都认为自己是在为上帝或真主而战，谁都把异教徒当成自己的敌人！

陈独秀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时，曾经写了一篇《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文中指出：“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老氏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以佳兵为不祥器。……安息为中国民族一贯之精神。”在他眼中，这些都是中国文化落后愚昧的表现，可是在这个动辙以武力相威胁的时代，不尚力争，实在是一种需要大力推行的普世价值。

现代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文明的交融汇合已不再是西方文明单向的输出。这种多元性要求每一种文明都必须对其他文明抱一种宽容的态度。

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比，儒家思想无疑是一种更具有包容性的文明。

在许多基本主张上，儒家与法家，道家，墨家，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从来没有将这些流派视为异端邪说，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即便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各种流派的著作仍然可以供人们阅读和研究，甚至可以广泛流行。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是儒家对待其他思想流派的基本主张，当我们对这个世界存在不同看法时，完全可以“和而不同”，并非一定要将对方视作自己的敌人。“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只要你诚心尊重别人，理解别人，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你的兄弟。

21世纪被认为是一个文明对话的世纪。儒家文明最有可能成为文明之间对话的桥梁，一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发生过任何激烈的宗教冲突，更没有对异教徒进行过大规模的清洗和屠杀，与其他文明不存在历史宿怨。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在中国都存在了几百年以上，而且拥有广泛的信徒，他们都能和谐相处。二是中国人对宗教信仰向来能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即便前年在孔子故乡曲阜兴建基督教堂时，当地人也能心态平和地表示接受，这与美国在“9?11”废墟旁兴建清真寺引发的轩然大波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三是信奉儒家思想的人既可以成为佛教徒，基督教徒，也可以成为伊斯兰教徒。我们难以想像上帝和真主能同处一座教堂，但在中国，孔子，太上老君和观音菩萨却可以共处一室。

今天中国的城乡遍布基督教堂，新疆则是伊斯兰教的天下，西藏则基本上是佛教的天下，而真正能体现中华文化精髓的儒家思想，还一直处于边缘的状态。

当世界需要孔子的时候，我们继续把孔子打倒在地，不仅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世界的损失！

?作者简介李运启曾用笔名：麦其元。湖南湘潭人，毕业于湘潭大学历史系。当过农民，当过工人，当过教师，当过记者，当过经理，当过总监。现任湘潭市文联副主席。曾出版《麦其元作品集》和长篇小说集《湄河记事》、《迷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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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福泽谕吉和他的《脱亚论》

本文看点

1.年，福泽谕吉在日本《时事新报》发表《脱亚论》，号召日本抛弃儒学，全力提倡西学，引发全国震荡。

2.学者要做一只“雁奴”，就是大雁群休息时候的哨兵，随时发出警告的声音。

3.世界文明的大潮不可阻挡,日本如果自我封闭下去，最终的结局就是亡国。

“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

福泽谕吉和他的《脱亚论》

文：福泽谕吉译：林思文丨编辑：千字君

他没有赫赫之战功，只是一介书生；他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也没有显赫的家世地位，终其一生都只是一名民间教育家。然而，他的头像却被日本人印在一万元纸币上，一个把思想家，教育家的头像印在纸币上的国家是不可小觑的。

国家精神，写在纸币上

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义塾，后来成为日本最优秀的私立大学，与早稻田并称为“私立双雄”。这所学校摒弃四书五经，专注于西学，为日本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由于他的努力，日本走向了开化和强盛，日本国民也因此被世界接纳。

为了保持独立的学者身份，他坚决辞谢了政界的多次邀请，终身不仕。他认为，学者要做一只“雁奴”，就是大雁群休息时候的哨兵，随时发出警告的声音。他是日本走向现代文明的思想启蒙者、探索者、开创者和呼吁者。

福泽谕吉编纂的西学书籍

年，福泽谕吉在日本《时事新报》发表《脱亚论》，号召日本抛弃儒学，全力提倡西学，引发全国震荡。千字君编选了这篇文章的译文，供朋友们参考，也欢迎您添加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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