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体道与修身

在荀子看来，要实现对超越于事物现象之表的这种普遍之道的把握，诉诸智性的活动显然为不可能，而必须以“大清明”的心去“体”道才是唯一可能的途径，因为道的真实存在状态只可能呈现于因宁静而清明的心灵。所以他说：“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知道察，知道行，体道者也。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荀子·解蔽》）杨倞注：“体，谓不离道也。”心虚壹而静，就会知道而明察，知道而践行，与道不离，这就是体道。荀子虽持论与孟子有异，但对于道的阐述实则更为清晰，故吕思勉先生曾说：“《荀子》书中，论道及心法之语最精”。

荀子把礼看成个人修身的根本。他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杂，不由礼则为固僻违，庸众而野。故人无礼则不生。”（《荀子·修身》）荀子主张以礼来端正自身，规范人的思想意识、言行举止。“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荀子·礼论》）对于个人修身来说，礼是依据，是人道的极致，是做人的规范。荀子要求君子严格按照礼义的标准来修养自身。《修身》中说：“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其意是说，心存恭敬和忠信，依照礼义真心地去爱别人的人，可以走遍天下，即便他身处蛮荒之地，人们也同样会尊重他。《致士》中说：“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会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是说以礼修身，以义明政，就可以美名远扬，受人仰慕，王道的事业就到最完美了。以礼义为基本标准，荀子进一步提出了人伦关系各个方面的道德规范：

遇君则修臣下之义，遇乡则修长幼之义，遇长则修子弟之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遇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无不爱也，无不敬也，无与人争也，恢然如天下之苞万物，如是则贤者贵之，不肖者亲之。（《荀子·非十二子》）

请问为人君？曰：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请问为人臣？曰：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请问为人父？曰：宽惠而有礼。请问为人子？曰：敬爱而致文。请问为人兄？曰：慈爱而见友。请问为人弟？曰：敬诎而不苟。请问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临而有辨。请问为人妻？曰：夫有礼，则柔从听待，夫无礼，则恐惧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乱，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荀子·君道》）

每个人在社会中具有不同的角色，要处理不同的社会关系，以礼义为标准，就形成了不同人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借以和谐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荀子还重视礼义的养人功能。他不讳言“人生而有欲”（《荀子·礼论》），即人具有各种欲望如欲食、欲暖、欲息、好利、恶害等等，是人与生俱来的生理机能。但有了礼义就可以通过礼义来养人之欲。他说：

故礼者养也。刍豢稻梁，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荀子·礼论》）

这就给人的物质欲望以存在的合理性，而强调的是通过礼义来适当地满足人的正常欲望，既不是禁欲主义，也不是纵欲主义，是符合儒家的中道的。这与孟子的“寡欲说”非常接近，但比较起来，孟子的“寡欲”是立足于内在心性，而荀子则是立足于外在礼义。

（三）礼义的社会政治功能

荀子重视礼义的社会功能，认为人与动物的差别在于礼义，这点与孟子不尽相同。在人禽之辨问题上，孟子讲：“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而荀子则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荀子·王制》），与孟子比较起来，荀子认为人与其他动物比较起来之所以“为天下贵”，是因为人“能群”，即结为群体；而人之所以“能群”，又在于人能“分”，而“分”的标准则是“义”，这就是人与动物最大的差别。显然，他在这里更强调的是礼义对于人作为社会群体的重要性。“人伦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别，社会上有士农工商之业，所以能维持其相安而共存者，则是礼者之大用也。”（《荀子·富国》）对于社会来说，礼起着人伦与社会分工的规则，有礼，社会才能安定。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指出，先王能根据人性本恶，多欲好争的特点，“制礼义以分之”：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荀子·礼论》）

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荀子·荣辱》）

他认为，人类有欲望，故有欲求，进而有竞争，有混乱，古代先王为了不使社会混乱就制定了礼义来使人们有所分别，同时又能够结为群体。人类群居和一之道是通过礼义以区分贵贱、长幼、知愚、能不能，以人载其事，各得其宜，并获得相应的报酬，这样仁人在上，农、贾、百工、士大夫以至公侯能够各安其业，以仁厚知能尽其职能，实现社会公平。

对于礼的政治功能，荀子的基本理路是隆礼重法，王霸并用。作为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立足于儒家的基本立场，是一个礼治主义者，同时作为赵人，他受到三晋法家思想的影响，也能够兼容法家，形成了礼法结合的治道思想。

荀子援法入礼，从法律维度诠释礼，强调礼的法律功能以及对法律的宰制，使礼本身成为一种类似于法的存在。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把礼解释为法的总纲，以及以法类推的各种条例的纲要，其实把“礼”视为法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这样，“礼”就相当于国家的根本大法，起着规定各类具体法律、法令的宪法的作用。荀子强调礼与法的一致性，主张礼法并举，德法并用。他认为古代的圣王明礼义，起法度，天下大治：“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听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两者分别则贤不肖不杂，是非不乱贤不肖不杂，则英杰至，是非不乱，则国家治。”（《荀子·性恶》）荀子主张礼和刑有它适用范围，在守法善良之士，以礼相待，而在为恶不肖之士，则主张刑法运用，禁暴制乱。“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荀子·富国》）治国要有所区分，士人以上以礼乐治之，士人以下以法制治之，这显然是周代“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翻版。“其耕者乐田，其战士安难，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礼，其卿相调议，是治国已。”（《荀子·富国》）朝廷隆礼，百吏好法，礼法合治，是治国的重要的途径。“至道之大形，隆礼重法则国有常。”（《荀子·君道》）为了强调礼与法的一致性，礼法连用、合礼法为一体，进一步提出了“礼法”的范畴：“故学也者，礼法也。”（《荀子·修身》）他举例说：“上莫不致爱其下而制之以礼，上之于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故下之亲上欢如父母，可杀而不可使不顺。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为隆正。然后皆内自省以谨于分，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枢要也。然后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荀子·王霸》）可以看出，荀子的礼法包括等级名分和政令制度两部分内容，具有礼与法的双重内涵。礼法既是礼也是法。这样，荀子通过“礼法”概念的创造而使礼在统摄法的同时也获得了法的性质和特征。

荀子礼法兼用与孔孟显然有异，故学界多有批评，吕思勉说：荀子“专明礼，而精神颇近法家。”蒙文通说：“孔孟之道……荀子以法家乱之而滞于实。”这些论说尽管很有道理的，但是应该考虑到时代变了，荀子援礼入法是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拓展儒家的思想领域。对此，任继愈就持肯定态度：“这样用法治来充实改造礼治，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荀子援法入礼，正是看准了强制性的法可以为礼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他并没有背离儒家的基本精神。肖公权说：“荀子之政治思想以法为末，以人为本。故近申商者其皮毛，而符合孔孟者其神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