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荀子治国思想看“沙丘之变”

说明：此文是年9月20日参加在河北邯郸学院召开的中国先秦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荀子与赵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

[内容提要]

“沙丘之变”折射出诸多治国安邦的道理，至少可以见证荀子治国思想的以下内容：居于国家政权核心之位者必须善于为政；王权交接应遵循其固有规律，不可轻易另开新路；面对不断变化发展的实际，必须坚决改变“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的思维定势；君王必须做“精于道者”而不是做“精于物者”；身处政权核心巅峰的君王必须节制欲望需求，所有这些都是荀子所“礼法并用”“隆礼重法”治国思想的具体选项。

[关键词]

沙丘之变赵武灵王荀子政权核心

“沙丘之变”又称“沙丘之乱”，指赵惠文王（赵武灵王赵雍与吴娃所生之子赵何）四年（公元前年），公子赵章（赵武灵王长子）借主父（赵武灵王赵雍传位于赵何以后的自称，即后世的“太上皇”）会同惠文王到沙丘游览之机，假传主父命令召见惠文王，趁势除掉惠文王。计谋被相国肥义识破后，公子章先是杀死肥义继而率兵与惠文王卫队交战，但因惠文王所居宫室防守严密久攻不下。相持之时，掌管赵国兵权的公子赵成和李兑从国都赶到，击败赵章，赵章等人退入主父宫中。公子赵成带兵攻入主父宫杀死赵章后，下令将主父围困，切断粮道水源。三月之后，主父活活饿死。

沙丘之变全因赵武灵王自身对政权核心运作的顶层设计不当所致。他先是废掉已经立为太子的赵章，把他与吴娃所生之子赵何扶上王位，继而又对赵章生出恻隐之心。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说：“主父令王听朝，而自从旁观窥群臣宗室之礼。见其长子章劚然也，反北面为臣，诎於其弟，心怜之，於是乃欲分赵而王章於代，计未决而辍。”在赵章、赵何兄弟俩兵戎相见时，他又让赵章躲入主父之宫，让惠文王左右为难、骑虎难下。

作为赵国人的荀子，不论当时的他处在青年还是成年，“沙丘之变”都会对他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些影响必然会反映在荀子治国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当中。

一、居于国家政权核心之位者必须善于为政

荀子在《王制》篇说：“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故我聚之以亡，敌得之以强。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在荀子那里，王者之制就是善于为政、“以政裕民”，用现在话来讲就是善于发挥国家政权的效能，是富国强国、凝聚人心的关键手段，是综合国力和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一套建制完备、运转高效的政权体系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富国强兵的资源。

赵武灵王在王位接班人选择上的顶层设计一错再错，本质上就是不善为政，不善为政就会出现动荡、杀戮，削弱综合国力。动荡、杀戮及综合国力的削弱就会给百姓带来灾难与危害，给百姓带来灾难与危害就有可能失去民心。失去民心，国家政权就不会长久。所以，不善为政就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对社会财富的“聚敛”，聚敛者，必然召寇、肥敌、亡国、危身。

因此，荀子总结说：“知强大者不务强也，虑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力全，则诸侯不能弱也；德凝，则诸侯不能削也；天下无王霸主，则常胜矣。是知强道者也。”（《王制》篇）

司马迁认为荀子精通帝王之术，一是指荀子精通治理国家的基本规律，二是指荀子具备教育引导帝王将相们如何选择正确的方式方法来治理国家的高超能力。所以荀子的后世弟子们评价说：“今之学者，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

二、王权交接应遵循其固有规律，不可轻易另开新路

荀子在《法行》篇中说：“公输不能加于绳，圣人莫能加于礼。”大意是鲁班不能超越准绳的界限，圣王不能超越礼制的规定。王权传承交接虽然变数多多，但总是有规律可循，有法度可效。虽然周礼的有些规矩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有些规矩制度却不能随意变更革除，如在王位交接上的“父业子承”“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幼”“无子传弟”等。这些规矩制度是在对以往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总结中得出的，反映了那个时代王权传承的基本规律，因此不能轻易变更革除。也就是说对先前遗留下来的政治文化传统不能全部打翻在地，要根据社会发展实际有所取舍。基本上适应社会发展的就要保留，在保留中适当进行改造；反之，基本上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则要坚决革除。

荀子在《王霸》篇中说：“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为择所而后错之”。王位传承是慎之又慎的大问题，搞不好就会出大乱，危国害民。在赵武灵王以前有齐桓公及燕王哙的例子最为典型。

曾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公，由于没有处理好接班人的问题，待自己生病之后，“五公子各树党争立”，儿子们都忙着争夺国君之位，无人关心父亲死活。再加上易牙、开方、竖刁三个小人的背叛，一代霸主竟然“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户。”（见司马迁《史记??齐世家》）

赵武灵王对燕王哙禅位于子之，酿成燕国大乱非常熟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赵武灵王并没有从齐桓公、燕王哙那里获得应有的启发，先是废长立幼，进而又想二分赵国，搞二王并治。很明显“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幼”等传统并没有受到赵武灵王的重视。

离赵武灵王不远的例子就是秦始皇在皇位交接上同样犯了与赵武灵王同样的错误。秦始皇只是看到了父子之间政治见解的不同，却没有看到长子扶苏的治国思想与其有相当的互补性。让扶苏远离政治核心，最后酿成赵高、李斯矫诏赐死扶苏、蒙恬的悲剧。其次子胡亥即位后又与赵高密谋杀害众多开国功勋及众公子，严重削弱了政权核心层的决策力、执行力，从根本上毁掉了秦朝的执政根基，秦亡于二世成必然之势。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进而推之，国家政权体系最容易从政权核心攻破。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等人的起义推翻了秦王朝，倒不如说秦朝政治核心圈内的秦始皇、李斯、赵高、胡亥等人自毁长城自取灭亡。

三、面对不断变化发展的实际，必须坚决改变“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的思维定势

荀子在《解蔽》篇中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赵武灵王在处理王位交接关系上就是犯了“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的错误。

自从赵武灵王把王位传于赵惠文王那天开始，赵国原有的君臣关系就开始了重新的排列组合，原来是以赵武灵王为核心的政权体系，现在则是以赵惠文王为核心。不同的君臣关系带来的必然派生出与先前不同的利益关系格局。主父不顾已经形成的新的政权体系与利益关系格局的事实，还想把国家政权运行纳入以自己为核心时的轨道，必然造成冲突遇到抵抗。况且他的儿子惠文王已经从实习生很快进入到正式工的角色，善于治国理政，在赵国上下已经有了相当的群众基础。

荀子认为要做到不受蒙蔽，应该“臧而有虚，虚壹而静”。在思考分析问题时“心未尝不臧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满也，然而有所谓一；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心生而有知，知而有异；异也者，同时兼知之；同时兼知之，两也；然而有所谓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见荀子《解蔽》篇）

赵武灵王是一个不墨守成规的人，在肥义“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见司马迁《史记?赵世家》）鼓舞下完成了胡服骑射的伟大变革。但到了处理政权交接问题时他又回到了他所担心的“遗俗之累”的轨道之中，他没有看到王位交接以后政权体系及利益格局发生的新变化，仍然认为自己处在政权核心的巅峰，因此把胡服骑射的方式方法照抄照搬到政权交接之上，犯了同一个方子吃药（即荀子所讲“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的错误，酿成悲剧。

赵武灵王的这些错误无疑也是荀子弟子韩非“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之论的最好注脚。

四、君王必须做“精于道者”而不是做“精于物者”

荀子在《解蔽》篇中说：“农精于田而不可以为田师，贾精于市而不可以为市师，工精于器而不可以为器师。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于道者也，精于物者也。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故君子壹于道而以赞稽物。壹于道则正，以赞稽物则察；以正志行察论，则万物官矣。”在《王霸》篇中说：“治国有道，人主有职”，“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羿、蜂门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驭者也；聪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势从之，人不服而势去之，故王者已于服人矣。故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则莫若羿、蜂门矣；欲得善驭，及速致远，则莫若王良、造父矣；欲得调壹天下，制秦、楚，则莫若聪明君子矣”。这就是要求人们要懂得社会分工的道理，身居政治核心巅峰的君王们不要事必躬亲，要善于认识把握治国安邦的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调动与发挥臣子与下属们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说：“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於是诈自为使者入秦。”军国大事需要君王们的率先垂范，更需要君王们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就是荀子所说善于把握与运用“治国之道”。

赵武灵王禅位以后的假扮使者随从入秦、出代西遇楼烦王於西河而致其兵、灭中山国、筑灵寿城等举措，取得了“北地方从，代道大通”的巨大功绩。但从治理国家的角度看，这些应该是文臣武将们的使命与任务，换句话说赵武灵王的这些做法实际上是把自己定位在一个智勇双全的军事统帅之上，而不是把自己定位在国家政权核心的巅峰，也就是君王做了臣子的事情。这就是赵武灵王的“角色错位”，或者说“君臣错位”，而这些功绩的取得又强化了他的“角色错位”意识。

赵武灵王禅位于赵惠文王后，理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正确处理自己与两个儿子的关系上，以确保政权核心层的稳定运行，但他埋头原本应由臣子们完成的具体事务之中，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不明君臣分工事理，不分主次，打乱政权运作的层级与次序，使赵武灵王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五、身处政权核心巅峰的君王必须节制欲望需求

荀子在《正名》篇中说：“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虽为天子，欲不可尽。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守建宫门的人与贵为天子的人都有自己的欲望与追求，欲望与追求不可怕，可怕的是欲望与追求没有节制。

一般情况下，取得了一定的文治武功的君王们受思维定势（即心理学上讲的动力定型）和自满心理的影响，往往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在追求上不加节制，为所欲为，埋下国家动乱的祸根。

赵武灵王以前的齐桓公在取得“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功绩后，纵情声色，以致国政荒废，去世后齐国大乱，国力大大削弱。荀子为此记述说：“齐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则杀兄而争国；内行则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闺门之内，般乐、奢汏，以齐之分奉之而不足”。（见荀子《仲尼》篇）

赵武灵王以后的秦始皇、汉武帝都是相当的文治武功，但他们在权力威望到达巅峰时，都对长生不老表现了极大的热情，都对大兴土木无所顾惜，因此消耗了无数的人力物力财力。这些无有节制的追求，都成为他们所掌控的那个朝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赵武灵王做了主父以后，虽然没有纵情声色、妄求长生不老，但他在权力核心的顶层设计、安排上变化多端而没有节制。正是由于这种变化多端而没有节制，才把自己连同儿子与大臣陷于血雨腥风之中。

荀子在《礼论》篇中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尽管周礼不能照抄照搬，但礼的本质作用——约束与节制却是不能丢的。约束与节制必须做到有道有度有法。从这个角度看，身处政权核心巅峰的君王对于欲望需求必须有节制也称得上是荀子“礼法并用”“隆礼重法”的一个具体选项。

（兰陵焦子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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