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踰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修正以待之也。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罔不分，有亲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

　　王曰：“然则其为人上何如？”孙卿曰：“其为人上也，广大矣！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此君义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则天下应之如讙。是何也？则贵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夫其为人下也如彼，其为人上也如此，何谓其无益于人之国也！”昭王曰：“善！”

先王之道，人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君子之所谓贤者，非能遍能人之所能之谓也；君子之所谓知者，非能遍知人之所知之谓也；君子之所谓辩者，非能遍辩人之所辩之谓也；君子之所谓察者，非能遍察人之所察之谓也；有所止矣。相高下，视墝肥，序五种，君子不如农人；通货财，相美恶，辩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设规矩，陈绳墨，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荐撙，以相耻怍，君子不若惠施、邓析。若夫谲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慎墨不得进其谈，惠施、邓析不敢窜其察，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

2.

粥：yu，玉；讙：huan，欢；墝：qiao，敲。

3.

（1）司寇：春秋战国时一国最高的司法官。

（2）粥：通“鬻”，卖。

（3）豫：欺骗。

（4）贾：通“价”。

（5）蚤：通“早”。蚤正：预先改正。

（6）罔：网。

（7）罔不：不通“罘”，捕兽用的网。

（8）讙：喧，齐声回答。

（9）天下治：“治”应为“愿”，指仰慕。

（10）竭蹶：竭尽全力，不辞劳苦。

（11）比：顺。

（12）有所正矣：正，当为“止”。

（13）墝：土地贫瘠。

（14）五种：黍稷豆麦麻。

（15）荐：通“践”。践踏。

（16）撙：压抑、欺负。

（17）怍：羞侮、耻辱。

（18）谪：当为“谲”，决，指比较、判断。

4.

5.

孔子就要担任鲁国司寇了，奸商沈氏知道了，卖羊时，他就不敢在早晨把羊喂饱饮足以欺骗买主，公慎氏也休掉了淫乱的妻子，平时奢侈浪费、胡作非为的慎溃氏也离开鲁国，甚至在鲁国出售牛马的商人，也不敢再漫天要价了，这是因为孔子以正道对待他们的缘故。孔子住在阙党的时候，阙党子弟将捕获的鱼兽进行分配，其中有父母的人就分得多一些。这是因为孔子用孝悌教化了他们。儒者在朝廷中担任官职，就能美化朝政，作为老百姓，就能使风俗优良。儒者位居人下时就是这样啊。

秦昭王问：“那么，儒者地位在人之上的时候，又怎样呢？”孙卿答道：“儒者在人之上，他们的作用就更大了！他们内心意志坚定，用礼义制度修治朝廷，用各种规章制度整顿官府，百姓之中，忠诚、信实、仁爱、利他的美德蔚然成风。为了获得天下而做不合礼义的事情，错杀无罪的人，这样的事情，他们是一件也不会做的。这种做君主的道义被人民接受，传遍四海，那么天下的人就会齐声响应他。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他尊贵的名声显赫，天下的人都很仰慕。所以，君主周围的人就会歌颂他、欢迎他；而远方的人，也会不辞辛劳去投奔他。这样，四海之内，如同一家一样，交通方便的地方，没有不服从的，这就是为人楷模。《诗经》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不归服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他们处在人之下是那个样子，处在人之上是这个样子，怎么能说他们对于治理国家没有好处呢！”昭王说：“讲得好！”

古代圣王之道，是“仁”的最高体现，是按照最适中的标准去实行的。什么叫做适中呢？答道：就是礼义。这个“道”，不是天之道，也不是地之道，而是人们应该遵循的法则，君子应遵循的法则。君子所说的贤能，并不是说能全面做到所有人所能做到的所有事情；君子所说的明智，并不是完全能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君子所说的分辨，并不是说能够完全分辨别人所能分辨的事物；君子所说的详察，并不是完全能够详察别人所详察的意思。君子的才能与知识是有限度的。察看田地地势的高低，识别土质的贫瘠肥沃，安排五谷种植的顺序，君子不如农民；流通钱财货物、鉴定货物的优劣，争讨价格的高低，君子不如商人；设置圆规曲尺，陈设墨线，熟练运用工具，君子不如工人；不顾是非，对与不对的实际情况，互相贬抑、相互讥羞，君子不如惠施、邓析。至于比较德行来确定他的等级次序，衡量人的才能而授予官职，使贤者与不贤的各安其位，有才能的和没有才能的人都能得到相应的官职，万物都能得到恰当的利用，各种突发变化都得到相应的处理，慎到和墨翟也不能发表他们的议论，惠施、邓析不能渗透他们的诡辩，说话一定要合符理性，做事要有缓有急，这些就是君子所见长的。

6.

（1）沈犹氏、公慎氏、慎溃氏：皆鲁人。《家语》曰：“沈犹氏常朝饮其羊以诈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溃氏奢侈逾法，鲁之粥六畜者饰之以储贾。”

（2）豫贾，定为高价也。粥牛马者不敢高价，言仲尼必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得从化如此。贾，读为“价”。

（3）居，谓孔子闲居。阙党之子弟罔不分均有无，于分均之中，有父母者取其多也。

（4）度量正乎官：官，百官。形，见也。

（5）以君义通于四海，故应之如讙。讙，喧也，言声齐应之也。

（6）贵名，谓儒名可贵。白，明显。

（7）竭蹶，颠倒也。远者颠倒趋之，如不及然。

（8）通达之属，谓舟车所至、人力所通之处也。

（9）人师：师，长也。言儒者之功如此，故可以为人之师长也。

（10）《诗·大雅·文王有声》之篇。引此以明天下皆归之也。

（11）先王之道，谓儒学。仁人之所崇高也，以其比类中道而行之，不为诡异之说，不高不下，使贤不肖皆可及也。

（12）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重说先王之道非阴阳、山川、怪异之事，是人所行之道也。

（13）非能遍能……有所正矣：苟得其正，不必遍能。或曰：正，当为“止”，言止于礼义也。

（14）相，视也。高下，原隰也。墝，薄田也。五种，黍、稷、豆、麦、麻。序，谓不失次序，各当土宜也。

（15）相美恶、辨贵贱：视货物之美恶，辨其贵贱也。贾，与“估”同。

（16）便备用，谓精巧便于备用。

（17）荐，藉也。谓相蹈藉、撙抑，皆谓相陵驾也。怍，惭也。

（18）谪，与“商”同，古字。商度其德而定位次。本或亦多作“谲”。谲，与“决”同，谓断决其德，故下亦有“谲德而序位”之语。

（19）窜其察：窜，隐匿也。言二子之察，无所逃匿，君子皆识也。

（1）王引之：豫，犹“诳”也。然则市不豫贾者，市价皆实，不相诳豫也。

（2）刘台拱：罔不分，当作“罔罘分”。罘，兔罘，一曰麋鹿罘也。元刻作“罔不必分”，妄增“必”字，不可从。

（3）王念孙：“官”与“朝”对文。《曲礼》“在官言官，在朝言朝”，郑注“官，谓板图文书之处”，是也。

（4）王念孙：此君义信乎人也：“君”当为“若”，字之误也。“此若义”三字承上文而言。言此义信乎人，通乎四海，则天下莫不应之也。

（5）顾千里：“治”，疑当作“愿”。《致士篇》：“而贵名白，天下愿”，杨注：“天下皆愿从之也。”

（6）王念孙：此言先王之道乃仁道之至隆者也，所以然者，以其比中而行之也。比，顺也，从也。言从乎中道而行之也。

（7）钟泰：仁者，人也。仁之隆者，人之道之隆也。仁，不作“仁义”字解。

（8）杨柳桥：人之所以道，“所以”二字，当系下句“君子之所以道也”而误衍。言道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乃人之道也，君子所行者也。《孟子·尽心篇》：“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可互证。

（9）洪颐煊：谪德而定次：字书无“谪”字。《君道篇》“论德而定此，量能而授官”，文与此同。谪，疑即“论”字之讹。《正论篇》“图德而定此”，图谋，亦论也。“谪”字又讹作“谲”。

（10）王念孙：作“谲”者是也。作“谪”者，“谲”之讹耳。“谲”、“决”古字通。谓决其德之大小而定位次也。

7.

如果说周公是儒者在上位的例子，孔子则是在下位的例子。有关沈犹氏、公慎氏、慎溃氏，《孔子家语》中有更详细的记载：“初，鲁之贩羊有沈犹氏者，常朝饮其羊以诈。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溃氏，奢侈踰法。鲁之鬻六畜者，饰之以储价。及孔子之为政也，则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越境而徙。三月，则鬻牛马者不储价，卖羊豚者不加饰。”

孔子治鲁的案例，生动地说明了什么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欺诈者、软弱者、奢侈者、投机者，都闻风而止，这就是儒者化民成俗的社会功效，“在下位则美俗”。

秦昭王进一步问：“那么儒者若在上位、得君行道会如何？”事实上，周公的例子已经说明了“在本朝则美政”。但君问不可不答，荀子只好进一步阐明儒者在上位之效。

其中“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行一不义”一句，特别值得注意。孟子中有类似的句子：“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看来，不论荀孟，不为得利而矫义，是其基本原则，也是基本的儒家立场。前文谈到，评价齐桓公时，荀子可以忽略其私德之弊，印可其一匡天下的格局，那么，为何在这个问题上，儒者却又显得如此一致而刻板？斤斤于不可“行一不义、杀一无辜”，宁愿舍弃天下之大格局？

窃以为，往浅了谈，这是王霸之别；往深了谈，这是天人之别。王道与霸道有不一样的标准。对于霸道，在理想原则的基础上遵循现实原则，“大节不逾闲、小节出入可也”，可以“依乎仁而蹈利”，只要其大局有利于生民。但对于王道，则道义原则至上，道无小大、无远近，正如孟子论养气：“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必然有害于正气，也必然有害于道义。“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王道核心在仁，为了得天下而杀不辜，已然违背仁德，远离王道。另一方面，天道和人道也有别。《道德经》：“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可谓道尽天人之别。近来网络上流传曾仕强先生临终前的预言，谈到天道的原则是“功过不相抵”。故而顺应天道之人，绝不轻易造作恶业，绝不以恶小而为之。慎之如履薄冰，是遵循天道的最佳做法，“行一不义，杀一无罪”，从功过不相抵的角度看，已然失了天德。而人道恰恰是功过可以相抵，日常中人事的评价，往往更看一个人的事功成就，对其个人小节则可略去不计。故而世人为了成就常常不计代价，因为这是世俗运转的法则。当然，要注意，此处的“人道”，谈的是“人间现实运行之道”，而不是“天人合一的人道”。与下文中的“人道”含义不同。

第三段中谈到先王之道，就是中道、就是礼义之道、就是人之道、就是君子之道。先秦诸子之学，都通于天道，而荀子特别注重从人事推明天道，其入手处则是“礼”。《礼记·曲礼》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的核心功能就是令天下秩序井然，和而不同，各在其位。而天道何尝不是如此？万事万物各有秩序，各得其所。故而，君子不必遍能、遍知、遍辩，也不必与农人比为稼，与商贾比通货，与工人比技巧，与惠施、邓析比辩才。君子所擅长的恰恰是制定礼义而厘清秩序，使一切各安其位，就像上天对万物的安排，如此，自身则无为却又无不为。此即天人合一之人道。儒家之所以坚决反对墨家，恰恰在于墨家不明白此无为之道、和同之道，试图以平等消灭分别，恰恰也就违背了天地的自然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