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一定绕不开商鞅变法，商鞅在初见秦孝公时，有一段有趣的记载。商鞅走了孝公宠臣景监的路子得以前后三次见到孝公，第一次空侃家商鞅把孝公说的昏睡不已，得出了孝公志不在“帝道”的结论；第二次理想家商鞅把孝公说的意兴阑珊，得出了孝公志不在“王道”的结论；第三次实干家商鞅终于激起了孝公的兴趣，原来孝公心仪的是“霸道”，两人连谈了几天，开启了后来影响中国两千余年的大事件。

把帝、王、霸放在一起，就不难理解：“帝”是神话色彩更为浓重的上古君主；“王”是夏启之后，中原地区公认的统治者，这里更多指代的是“周天子”，而且是周公分封后、周朝衰落前的周王；“霸”则是诸侯国里实力最强的话事人。

帝道--上古时期的“伊甸园”

在秦始皇采用皇帝这个词前，“皇、帝”的称呼专属于上古的统治者，也就是后来常说的“三皇五帝”。“三皇”的神话色彩更多一点，比如一种说法是“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实际上就对应了人类早期取火、渔猎到定居种植的变迁。而相比较而言，“五帝”就相对明确一点了，“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虽然神话依旧夹杂其中，但终归要更加真实一些，尤其尧舜时期的故事，相比较前三帝，则要实际的多。在这些统治时期，遵从万物的规律来引导发展（例如疏导大水进入大海），躬身亲作来教化万民（例如舜是一个优秀的制陶工），于是被称为是国家大治的典范。帝道讲三皇五帝的故事，无非就是上古传说中的“伊甸乐园”。“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实际上，还是老子《道德经》里的思想。

三皇五帝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尽管帝道披着很神圣的光芒，但从后面的历史来看，统治阶级只会在王朝初建，社会生产力遭受到巨大摧残时，才会采用帝道，也就是“休养生息”的方式，而绝大多数时间，帝道都并没有市场。韩非在他的《五蠹》中非常深刻地揭穿了帝道的虚伪：“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民不争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而是自然资源足够，这片地你们种了，还有大片的荒地可以开发。

而采用“休养生息”的方式也并不是因为统治阶级拥有了和尧舜一样高尚的品德（如果我们相信尧舜是真的高尚的话），而只是当时的社会条件不允许过度的剥削，为了王朝的稳定，只能牺牲掉统治阶级过度的欲望。而“休养生息”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力最好也是最节约成本的方式，因为不需要过度地管理，节省了大量管理成本，也避免了浪费。而即使在前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成本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因为生产能力的过度薄弱，也未必就能带来更高层次的发展。因此，帝道的无为就成了唯一的选择。但在战国初期以及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候，都不过是“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老子

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提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中国道家的无为思想有诸多的相似之处。自由倡导个性的发展，而资本崇尚市场的调度，它们都竭力维护事物自身的发展，而避免外在的干涉。这确实很类似于道家的“无为”，但却也不尽相同。

事实上，“道”这个字的含义很深，不论是道家的道，还是后来儒家的道，都是一种天地间的至理。要想成为至理，就必须能应对不同的情形而自洽，在《道德经》中，随处都可以看到一种发展、矛盾、辩证的观点。比如“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等等。因此道家说的“无为”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不作为”，但如果理解为应对不同的发展时期有不同的作为方式，就会出现一个新的问题：顺势而为的“为”究竟是应该为还是不为？为就可能改变势，不为的放任发展也未必是道家的初衷。比如过度的自由一定会加剧贫富的差距，而资本的放任发展也带来过黑奴的悲惨命运，这些显然不是“无为”的道。

能自洽的理论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无法证伪也无法用一种合适的度去衡量，因此“道”能悟到什么程度、“为”要到哪里适合而止？实际上就很玄学了。但是你要是说这种东西完全不存在，或者不合时宜，似乎也不对，雍正若开始不是表现得“夫唯不争”，那后面又如何能躲过重重危机，最后众兄弟“莫能与之争”呢？所以“道”，还真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正因为太高深，又很玄虚，自然很难落地，用这样的观点，孝公自然只会打瞌睡。

王道—封建初期的“理想国”

如果说帝道是上古的“伊甸乐园”，那王道便是分封制初期的“理想国”。分封制在当时是一套比较完备的社会制度改进，不仅封、建了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确立了统治阶级特权维系的方法，更是建立了整个社会运转的法则：礼乐制度。礼乐对不同的阶级方方面面的生活都做出了规定（例如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架多大的马车、奏什么样的音乐等等），事实上是一种上到天子、下到庶民的约束（当然约束的程度肯定不同）。最后形成的是贵贱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社会秩序，这其实是孔子一直倡导的思想。

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仁更多的还是表现在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层面，是一种顾及他人的“爱”。这和墨家的“兼爱”非常相似，但也有不少差异。一方面儒家的“仁爱”中除了爱的一面，还有对自身品德修养的要求（例如，孔子说仁有五德），另一方面类似于社会团体性质的“墨家”讲究的是一种入会皆兄弟的兼爱，这个兼爱是互相而不分等级的，但孔子的“仁爱”是有等级的，这个等级就是“礼制”。

孔子

后来我们提起孔子生活的时代，常说的话是“礼坏乐崩”。暗弱的周天子再也没有天子的威严，“礼乐”已没有被认可的价值。而孔子在“物欲横流”的时代背景下，万分渴望回到过去礼乐健全的时代。恢复礼制便是王道实行的核心，某种意义上来讲，王道是保守的。

王道就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人口增加、统治阶级权力欲望膨胀的时期，倡导我们都放下欲望，回到曾经的理想国。当人君不喜欢大雅的音乐，就喜欢靡靡之音里、轻衫薄衣下的曼妙身姿，难道还能用礼去约束他吗？这显然是痴人说梦。所以孔子奔走的一生，如同丧家之犬。

先秦的儒家三哲，孔子迷失在失落的理想国、孟子振聋发聩叫不醒装睡的梁惠王、荀子实际已经开始吸纳法家的思想，并培养出两位法家的门徒……怎么看儒家都是衰落的一族。但是神奇的是，后来的两千年里，儒家却大放异彩，这无疑得益于董仲舒。

但需要注意的是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和先秦的儒家思想已经不是一回事情了。他的“天人三策”里，发展出来的“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思想，正好合了汉武帝天地六合唯我独尊的意。汉武帝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君主，一个方面汉武作为能和始皇帝并称的千古一帝，并不满足于他几位前任的“无为”思想；另一方面，他又是个爱慕神仙求长生的君主，据说他曾真的在方士的引导下见到了已经故去的李夫人，为此还写下了婉转动人的《李夫人歌》。因此发展出君权神授又能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便在汉武的倡导下一发不可收拾。但是，虽然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纵观他的一生，重用酷吏、穷兵黩武，似乎也只是吸纳了儒家的外表，至于“仁而爱人”，却是没有见到。

汉武大帝

再后来儒家发展出程朱理学和心学，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治国理念，而是一种哲学层面的思考了。程朱理学是不是就是一无是处，而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是不是都应该怪在理学身上，我想也不尽然。理学作为一种理论探索，它本身并没有错。至于统治阶级把它变成一种枷锁，去禁锢人们的欲望来方便统治，不过是古往今来、历朝历代惯用的把戏罢了。

霸道--历史洪流下的“法制化”

帝道的“伊甸园”里，或许简单而快乐，也可能艰辛而不幸；王道的“理想国”里，或许井然有序，也可能一潭死水。三皇五帝的传说是不可能再触及了，周天子的辉煌也都深埋在镐京的废墟里，但历史的车轮并不会眷顾孔夫子的落寞。春秋到战国，不仅仅是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这么简单。这背后的历史洪流是任何一个诸侯国都无法抗拒的。

春秋时期最后的两位霸主，吴和越都用江南一隅之地，一时间称霸于中原。它们后来忽然而消亡是因为土地无法供应足够的人口；它们当时的忽然而兴，得益于更早地掌握了冶铁技术的进步。尤其是越国，不论是后来出土的越王剑（青铜剑）还是当年那赫赫有名、可以洞穿三层铠甲的鱼肠剑，都预示着越国的冶铁技术已经高度发达并随着吴越争霸而迅速地传遍大河南北。

而随着铸铁的普及和钢的出现，铁器变得越来越硬。更硬的铁就能更简单地耕地，也能更简单地杀人。要养活更多的战士，就需要更多的土地，吴楚边境上两位女子为一片桑叶争执就能诱发两个诸侯国的战争。春秋过渡到战国，面临千年来从未有过之大变局时，“无为”是真的无能为力了。同样，权力、欲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得腐朽而诱人时，是不可能再被装回到礼乐的魔盒里。

这时候，“霸道”就显得真实的多。霸道其实还只是称霸诸侯的意思，秦孝公时，诸侯国纷争了好几百年，谁也不敢去想象要终结这样的时代。事实上，商鞅变法的一百多年后，始皇帝才灭了六国，这其中还有秦朝能得到巴蜀的天赐良机和能拥有武安君白起的大幸。

从后来商鞅变法我们能知道，霸道的核心内涵便是法家的思想。法，又称之为刑名之学，很多法家的名句，至今读起来仍然振聋发聩。“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我一直不觉得人真的可以“生而平等”，生、老、病的过程里，太多的不公，如果真的有平等，大概只有在面临法律和死亡的时候。但事实上，孝公的太子犯法，却要去处罚他的老师，公子虔最后也没掉脑袋，只是失去了鼻子。倒是倡法的商君，最后被分了尸。法律的平等显然差了死亡平等不少等级。

商鞅的法，还只是法家思想的一部分：“法”，即重视律文。后来韩非集大成，便有了法家思想的核心“法、术、势”。以法统治万民、以术驾驭群臣、以势维护权威。我一直觉得韩非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人，古往今来，那所谓的帝王之道，其实都逃不出“法、术、势”的范畴。韩非的死无须太责怪李斯，当还是秦王的嬴政读到韩非的书，并知道这个能写出帝王之道的韩国王室还和他一个时代时，韩非的命运就已经交代了。

把法称之为霸道，是因为“法”太刚猛，法家的思想太直接，太生硬，也太冷漠，而人又是急需要一种人文或者精神慰藉的动物，同时，无论大小事情都走司法程序的话会带来高昂的司法成本。于是阉割的儒家又被捡了起来，穿在了霸道的外面，成为了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

但是儒家思想也逐渐在内部出现了危机，不论孟子提出人性本善，后来被社会所诱惑，还是荀子直接提出人性本恶，都说明人有着几乎不能被避免的欲望。封建士人在日复一日接受“存天理、灭人欲”的教导后，现实世界又与他们受到的教导大相径庭。一方面大家有着道学的廉耻感，但是官僚阶层的灰色部分却又被大家所公认。士人们常常用失德作为攻击他人的利器，不能容忍有违道统的人存活在这个团体，可是出现类似于海瑞这样道德楷模的时候，士人们又同样不能接受。这种矛盾感伴随着封建王朝并一直深深烙印在民族的性格中，我们可能习惯于宽于律己，而严于待人。

而单看儒家思想中的仁，既有孔子提出的个人品德修养，也有孟子倡导的“仁政”，但统治阶级不停地强调个人的仁，并延伸发展出忠、孝、廉、恕等一系列品德，唯独自己的仁政被阉割了。后来的封建社会，用“三叩九拜”日复一日地呼应着君权神授，用“四书五经”年复一年地固化着伦理纲常，然而，“仁”却不见了。

当你看着满地的难民与伤兵，想喊出一些不同声音的时候，仁义的天子们是不介意霸道地砍下你的头，当做夜壶的。

作者简介

广播站王站长：科研时候搬砖，闲来无事读史，兴有所致填词。偶有“花开本无声，花落亦无痕，无可寻迹处，谁解听花人？”四句，乃谓书房听花榭。有诗、词、散句，入归听花词笺；有逸闻趣事、论史谈词，入归听花杂记。又因喜闻乐见，好传八卦，人送外号广播站站长。

校稿：看透

编辑：天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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